VII 家族企业脱胎换骨

变身股份公司与公开发行股票

1930年（昭和五年）12月，作为个体经营的久保田铁工所改组成为久保田铁工所股份公司（注册资金450万日元）和久保田铁工所机械部股份公司（注册资金150万日元）。1937年3月，久保田铁工所与久保田铁工所机械部合并成立了新的久保田铁工所（注册资金700万日元）^[1]，次年增资了300万日元注册资金达到1000万日元。

以1930年为节点，久保田铁工所针对公司一分为二和资产所有者法人化问题在《久保田铁工所的80年历程》中详细解释说“这期间的种种细节无法详细阐述，当时的得力干将现在已然作古，一切都无从推测。对于税金方面恐怕还能估计一二。当时的机械部门也有周休两天不景气的时候，可知这个部门与铸件和铁管生产部门是相互独立的，也许在财务上分别结算更为稳妥^[2]。”

同时，1930年曾担任隅田川精铁所财务部长的牛尾荣次也回顾道：“昭和五年公司转型为股份制，是因为个体经营时期税金过重的缘故。”^[3]这也充分说明了公司转型的原因和节税对策。

如表7所示，久保田铁工所股份公司的股东共计22名，久保田铁工所机械部股份公司的股东共计24名，大部分股权依然归久保田家族所有。虽说已经转型为股份制公司，但实质上依然还是以权四郎为权力核心的家族经营企业。

权四郎自己也在此后的公开场合中说道：“昭和五年虽然公司改组，但实际上依然是我家族的企业^[4]。”权四郎一直在公司内部被称呼为“主人”，并没有设置专务董事、常务董事等公司的董事职务。营业部门和生产工厂虽隶属不同公司，但专务、总务部门是两家公司公用，经费负担按照3:1的比例支付。

据推测，当时权四郎公司改组的目的是要将深受昭和经济危机影响而极度萎靡的机械部门切割分离，采取彻底的独立核算，促使隅田川精铁所等三家公司良性竞争，在履行公示借贷损益表的义务中，明确各自的经营责任，进一步透明化竞争过程。

1933年4月，不顾小田原大造的恳求，权四郎将牛尾荣次调回总公司。牛尾最初的工作为“摆脱个体经营模式所限，制定与股份公司相符的各种体制与制度等”。他在户畑铸件的专务董事村上正辅的指导下开始着手相关工作。^[5]

表7 久保田铁工所（股份）和久保田铁工所机械部（股份）的股东

[出自]“久保田铁工所机械部股份公司股东名簿”截至1932年6月末，及久保田铁工编著（1970）《久保田铁工所的80年历程》（同社），112。

首先是要调整与公司体制密切相关的纳税制度。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纳税修订法案中首次规定法人所得税制度（法人税的设置是在1940年），法人所得（第一种所得）税率为2.5%，个人经营所得税率为1%—5.5%^[6]。

因此，从收入所得情况来看，将个体经营转型为法人企业更有利。日俄战争期间所施行的特殊时期特别税法，具体来讲就是沿用了1913年（大正二年）的税改制度，即合名合资企业以及未满21个股东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资公司，应缴纳收入所得的4%—13%的累进税率，针对股东人数在21人以上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资公司征收6.25%的固定税。

在这种状况下，就不难理解各家企业在财阀保护伞下纷纷蜕化成股份公司的行为。但是当时权四郎还在一方面扩大企业规模，另一方面维持个体经营。

此后， 20世纪20年代税法改革后，针对所有法人均适用累进税，从家族企业向股份公司转型的诱惑消失。根据当时的税法，持有大量股份的富裕家庭成立保全公司、通过保全公司进行股票分配，从保全公司分配收入进行避税。但是久保田家族却没选择这样做。因此，1930年（昭和五年）的公司改制，不仅仅是针对所得税法缴税的节税之法，更是通过改制明确管理责任。同年10月6日在大阪角座召开公司创业40周年纪念庆典暨权四郎六十寿宴，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讨缴税的对策。

同年，久保田铁工所和久保田铁工所机械部两家公司股份制改革后，权四郎没有同时兼任两家公司的社长，而是担任了“董事会主席”。1942年以后才以“董事会主席、社长”的名义兼任两家公司。

1937年3月，久保田铁工所合并了久保田铁工所机械部（为了购买后述提及的堺工厂占地，增资100万日元，总资本达到250万日元），又于次年4月增资300万日元，总资产达到1000万日元。增资资金主要用于堺工厂的建设和恩加岛工厂的扩建。^[7]

这次合并，有评价称久保田铁工所说“关于铸造工厂和机械工厂这样在生产有所建树的工厂，与从旧机械部发展而来的营业部门合并是必然发展的结果，不难预见两家公司合并后成本费用一定会锐减^[8]”。可以说这次合并是使两家公司恢复到了原有的状态。同时考虑到当时战争一触即发，庞大的企业规模可以优先成为经济统治的对象。

1938年7月久保田铁工所和隅田川精铁所合并，注册资金达到1200万日元。与此同时，加强在销售体制方面的投入，例如驻东京办事处升级为分店，开设驻横须贺办事处，扩建驻九州办事处等。次年8月投资成倍增长，企业资金高达2400万日元，并以本次增资为契机，公开发行股票10万股（原有50000股，新增50000股），新增股份主要来源于住友或野村这类大型企业。

住友总公司商工科1939年6月20日文件中关于购入久保田铁工所股票详情，写道“（久保田铁工所）最近成为政府管理企业，在军需产品方面令人刮目相看。其积极的经营方针，与以往求稳的经营方针相辅相成，更为适应当今的时局。其中，生产铸件的机床和堺工厂生产的柴油发动机等均是业界翘楚，可以说未来发展潜力无穷。作为住友公司的关联企业，不仅在金属工业、机械工业方面有业务往来，与住友银行也有多年的信贷关系。现在的融资机会难得，借此机会接受久保田先生的恳求，获得久保田公司的股份……与其成为合作企业^[9]。”购入住友公司相关企业久保田的股份，与权四郎建立了合作关系。

公开股权并在大阪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以此为契机，再次审视公司制度，确立权责明确的科部分级管理制度，确定各个部门的分管责权范围。同时确立了董事兼任制度，从1940年6月开始每月发行两次社报。股权公开之后，1940年上半年的管理人员如表8所示。长子静一1919年（大正八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回到家族企业工作，1937年（昭和十二年）两家公司合并之际，静一直接就任新公司久保田铁工所的专务董事职务^[10]。

次子藤造于1921年（大正十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很早之前就已经参与设计久保田公司的经营。1939年（昭和十四年）藤造出任当时东京分店的店长。小田原大造在合并隅田川精铁所时回到了离别10年之久的久保田公司，就任第一常务董事。

田中勘七1914年毕业于明治工业学校，1917年12月作为技术人员入职久保田铁工所，1939年（昭和十四年）任尼崎工厂厂长。片冈帝一如前所述是有铸造发明专利的技术人员。董事荒木宏原住友金属工业专务董事，满洲车辆和帝国氧气两家公司的董事。时任检察责任董事的针生利喜多担任住友银行元分行行长。检察责任董事久保田笃次郎是久保田家长女的入赘女婿，检察责任久保田信博是权四郎的三儿子，1931年毕业于同志社高等商业学校，曾在国产工业工作，1939年在他32岁时出任堺工厂的厂长^[11]。

表8 久保田铁工所的董事会成员（1940年上半年）

[出自]久保田铁工所股份公司，《第19期业务报告书》，15。

表9 主要股东（截止到1941年末，持股一万股以上）（股）

[出自]前文所述《久保田铁工所的80年历程》，203—204。

截止到1941年10月末久保田铁工所持股10000股以上的大股东如表9所示。除去以权四郎为首的久保田家族外，其中的大股东还有住友金属工业、住友银行、野村生命保险、野村证券、野村信托、日本生命保险、住友信托、日本生命保险、野村合名代表等。

权四郎的总持股数为72万股，占比17.8%，久保田家族的五人共占34%。表9中尚未列出的久保田家族持股数量（1941年止）如下，权四郎的妻子贵美子持股3890股，四子末忠（1940年任机械部研究主任）持6320股。长女静江5400股，次女三千子3270股，三千子的丈夫天野利三郎2000股，三女儿千鹤子4810股，四女儿博子的丈夫吉田千束60股，五女儿千代子4380股，合计30130股。吉田千束和千代子的丈夫竹中哲哉（1934年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也在久保田铁工所工作。^[12]

1944年上半年久保田铁工所的重要成员有董事会主席和社长权四郎，董事会专务董事和副社长静一，专务董事藤造，小田原大造、田中勘七、久保田信博三人任常务董事，董事有高桥政藏、大出利市（元铸造制造部次长，片冈帝一的义兄）、吉田千束三人，检察董事有久保田笃次郎、村上谦三、朝仓乘之辅三人^[1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久保田铁工所的经营决策名义上还是以权四郎为首，实际上是儿子、女婿和专业的经营管理者共同负责。

所有者经营与专业经营者经营

1939年（昭和十四年）10月小田原大造就任第一常务，他直白地说：“第一次在备受尊敬的伟大实业家权四郎社长身边工作，觉得空前辛苦。久保田老先生是我的恩人，我不会说他的坏话。但他是从旧式样资本主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和我们在想法上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特别是未曾在公司受过训练的公子们的想法更让我为难。”^[14]可见小田原也陷入了与公司所有者相处困难的泥沼之中。另一方面，1940年创业50周年纪念志中，小田原写道“主人与佣人的关系受到了当时颇为流行的西方外来思想影响，这并不是朝三暮四浅薄之见，本就不应该是主仆或者君臣关系。”小田原对久保田赞誉不绝，说道“我得到主人的青睐，受到重用、得到特别晋升的机会现在才能成为管理团队中的最高领袖……少主人是人格心胸兼备的优秀继承人，……其他少主人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这份家业则会越来越稳固。^[15]”这个时候小田原的心境如何不得而知，但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当时久保田家族对小田原或多或少应该是有一些不满。

据小田原所说，在他就任第一常务之际，久保田铁工所还没有退休金的相关规定（现实状况如前文所述，当时根据一些惯例有一定的退休补贴）。虽然他说服权四郎开始实行退休金制度，但“遭到公子和久保田家族的强烈反对，在员工这面也备受夹板气，处境艰难。一事难事事难，我的提案因为与以社长为首的久保田家族的立场不同，即便作为第一常务董事也难以发挥作用，直到昭和十八年末转任堺事务所所长之前，整整苦恼了四年。^[16]”

1943年10月，小田原就任堺事务所所长期间还有一位常务董事田中勘七转任武库川机械工厂厂长。此时，据小田原所说，权四郎曾对他们两人说：“从你们的年龄阅历来看，担任社长和专务自然不在话下。但久保田铁工所一直是没有外人做过专务以上的职务，希望你们能够知晓并了解这个不变的方针。”小田原的心情是复杂的，“社长的儿子和女婿，和与他们有关联的两三个社员形成了新的管理团队，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原来的管理人员尴尬地被驱逐了。虽说公司是股份制体制，当时依然还是个体家族式经营模式。虽说已经隐隐感觉到，但真正需要面对的时候，那种心情还真是难以言表。”小田原也曾想暂时从公司辞职，但其长男受训去南方服役后，他也想在后方致力于堺事业所的兵器生产^[17]。

小田原从出任第一常务时开始，慢慢熟悉久保田铁工所各家工厂运营模式。“从昭和十四年开始……以工厂为单位基于产量和利益，计算收益率和总资本回流率。实施工厂业绩勘察，将业绩直接反映到奖金当中，激励员工，培养其努力意识的管理方法。^[18]”这是战争期间为促进各家工厂间的竞争引入的管理模式。

1944年1月，被指定为军需企业的久保田铁工所由权四郎出任生产责任人。同年七月常务董事田中勘七负责武库川工厂生产，山本光男负责尼崎工厂的生产，常务董事小田原大造负责堺工厂的生产，村上谦三负责神崎工厂，竹中哲哉负责市冈工厂的生产^[19]。

注释：

[1] 1936年8月久保田铁工所机械部股份公司增资100万日元总资产达到250万日元。

[2] 久保田铁工编著（1970），《久保田铁工所的80年历程》（同社），111。

[3] 牛尾荣次（1976），《牛尾荣次随心小史》（私藏版），82。

[4] 竹下百马、猪股昌孝编[1941]，“社长致辞”《（庆祝久保田铁工所创业50周年纪念志）满洲久保田铸铁管股份公司创立5周年纪念志》（久保田铁工所总务部文书科），27。

[5] 前文所述《牛尾荣次随心小史》，20。

[6] 以下内容摘自宫本又郎（1990），“产业化和公司制度的发展”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产业化时代上（日本经营史4）》（岩波书店），379—386。

[7] 久保田铁工所股份公司[各期]，《业务报告书》。

[8] 久保田铁工所，《第13期业务报告书》，3。

[9] 三本一雄（2010），《住友总公司经营史》下卷（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344。

[10] 以下内容摘自（1940），“久保田铁工所股份公司”松下傅吉编著《人的实业大系制作工业篇》上卷（中外产业调查会），235—237。

[11] 以上关于主要董事的毕业院校，摘自久保田铁工所[1950]，《公司债权发行计划书》，4—5。

[12] 以上内容摘自挟间祐行（1940），《瞧，这个人——久保田权四郎传》（山海堂出版部）264页。近藤保雄（1941），“东亚重工业的领军人物 久保田权四郎先生的奋斗史”近藤保雄《伟人英豪立志传》（日本精神社），96—97。以及久保田铁工所“第21期股东名簿”昭和十六年4月末止。其中竹中哲哉是1939年3月入职（前文《公司债权发行计划书》，5）。

[13] 久保田铁工所股份公司，《第28期业务报告书》7—8页以及前述《牛尾荣次随心小史》，67。

[14] 小田原大造（1962），“我的履历书”《我的履历书》第16集（日本经济新闻社），121。

[15] 小田原大造（1941），玩笑式的真心告白”竹下百马、猪股昌孝编[1941]“社长致辞”《（庆祝久保田铁工所创业50周年纪念志）满洲久保田铸铁管股份公司创立5周年纪念志》（久保田铁工所总务部文书科），53—54。

[16] 同前《我的履历书》，121。

[17] 同前122—123。

[18] 广庆太郎（1943），《应运而生——一位经营者的人生之路》（法律文化社），30—31。

[19] 前述《第28期业务报告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