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本书主要以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分析数字技术如何为普惠性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新兴的数字平台和数字生态系统冲破了重重障碍，进入了过去效率低下的领域，跨越了种种界限，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体系中的参数和关系，实现了“创造性建设”。基于这些证据，我们认为，中国经验提供了全球性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普惠性增长最为欠缺的地区。

本书的要点如下。

第一，对数字技术的很多分析都聚焦于该技术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和风险，但数字技术也为普惠性增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皆是如此。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服务并赋能社会和经济弱势群体（部分女性、穷人和残障人士）。数字技术及其“传染性”的传播甚至推动了中国最偏远、最落后地区的发展。数百年来，这些地区的人与世隔绝，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而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能在更广阔的市场上选购产品，这缩小了他们在市场准入方面与中国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但想要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做到这种程度，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二，数字技术的成功归功于其独特能力——能够突破传统市场中历来令人望而生畏的信息壁垒。数字市场的独特性（技能门槛低、建设必要基础设施的成本低和网络效应强），特别适合解决匹配、合同执行以及建立和维护和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方面的问题。就提升数字技术的渗透率而言，降低技能门槛的重要性不亚于提高技能水平。数字技术实现了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的巨大飞跃。数字平台提高了市场效率，吸引了更多参与者，提供了更丰富多样的产品，在重塑生产模式和创建一体化数字生态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生态系统有助于促进创新，催生全新的协作方式。可以说，数字技术就是为普惠性增长而发明的。

第三，移动互联网、可负担的宽带接入等基础设施和有利的监管环境至关重要。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一旦可以参与到现代数字经济中，就会在技能、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形成强有力和可持续的正反馈循环。当然，这不会自动发生。想要成功培育和发展数字经济或其他经济，有一些因素不可或缺，如加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有效合作、促进市场一体化、充分发挥数字平台的力量。

第四，在这一充满变数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意料之外的挑战，比如，数字技术可能对就业、竞争、数据隐私和不平等造成短期的负面影响。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时，首先要分清事实与臆断。数字技术的最大受益者是话语权微弱的社会边缘群体和偏远地区，这意味着需要对数字技术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共识并制定解决过渡性问题的具体政策，将大大有助于获得支持，推广数字技术，释放其促进普惠性增长的潜力。

如今，新兴经济体正在同时经历多种技术革命，不仅仅是数字革命，还有工业、交通和电气革命。为了完成这几项革命，发达经济体用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可能走上与发达经济体大为不同的数字化道路（格申克龙，1962）。以前，新兴经济体的很多零售和金融服务都是由地方性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提供的。如今，在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帮助下，中小微企业大量涌现，即使客户远在数千公里之外，也能享受到这些企业提供的优质服务。

展望未来，数字革命的长期经济影响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将更加显著，因为数字技术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成功道路和发展机遇，人类社会刚刚开始对此做出反应。与此同时，数字革命还远未完成。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波数字技术浪潮正在成为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遗传学、可再生能源和量子计算为代表的另一波技术浪潮即将到来。我们如果能把握好这些机遇，就可以实现更具普惠性的增长，从而为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来促进下一代的繁荣和普惠性增长提供额外的动力。

数字技术彼此互补，并以全新的方式重塑了关键市场。数字技术的独特性大大缓解了采用滞后，加快了渗透速度，带来了更多机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普惠性增长。数字技术似乎是专门为全球穷人量身定制的，他们将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本和创造越来越多的消费需求。

但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潜力。我们越了解数字技术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和利弊，就越能更好地实施各种战略，通过数字技术促进普惠性增长。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创造性破坏”变成“创造性建设”。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应对相关挑战（通过设定恰当的风险和回报水平），那么数字革命将不同于以往的经济革命，不仅可以避免重蹈“大分流”的覆辙，还能形成“大融合”的局面，通过“创造性建设”造福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