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的中国经验

一、数字技术可以成为普惠性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第一，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消费者可以平等地获得各种产品和服务。

在前电子商务时代，是否靠近发达的商业区是区域普惠性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只有居住在商业区附近的居民才能享受到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价格。数字技术改变了这一切，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及其竞争对手的电子商务平台就是有力证明。首先，这些平台上的平均购物距离接近1000千米，而传统市场只有几千米。其次，如果按收入水平计算，欠发达地区的人的线上支出比例并不低于发达地区的人。前者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购买更多种类的产品，抵消了当地市场的劣势。最后，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获得一流零售服务的机会有限，他们线上支出的增速超过了发达地区的人（见图0.4）。

图0.4 中国电子商务区域发展情况

注：电子商务销售额占零售总额的比例是用淘宝和天猫的GMV除以零售总额来计算的。产品多样性基于2018年淘宝和天猫交易的随机抽样样本，以每个产品种类所包含的产品款式的平均数量来衡量。鉴于数据安全问题，纵轴隐去具体数值。每个点代表中国的一个省或直辖市。该图未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数据。GMV=商品交易总量。

资料来源：淘宝，天猫，中国国家统计局，罗汉堂。

第二，地区、性别、收入、年龄之间的创业差距已经缩小。

通过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尤其是帮助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成长，可以提升普惠性。淘宝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上面有超过1000万家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偏远和欠发达地区正涌现出越来越多新的中小企业（见图0.5）。大约一半的线上创业者是女性，高于线下创业者中女性的比例。电子商务使大量女性能够在家中创业，工作时间比线下商业活动更灵活。

图0.5 中国小微和初创企业的地区普惠性和性别普惠性

注：上图中每个点代表中国的一个省或直辖市；该图未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数据。

资料来源：淘宝，中国国家统计局，罗汉堂。

电子商务也能使残障人士受益。2016年，淘宝上有16万家网店由残障人士经营，销售额达到了124亿元人民币（约合20亿美元）。超过90%的销售额来自文化程度为高中或更低的卖家。这一年，1.6万名视障人士获得了技术支持，在淘宝上创办了自己的网店。

第三，金融服务已变得更可及、更可负担、更可持续。

目前，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全国12.5亿网民中的大多数使用移动支付，享受免费转账服务。商家仅需支持0.6%的手续费，是世界上最低的。通过丰富的上下文信息和人工智能算法，移动支付可以准确、实时地评估风险，大大降低欺诈发生率——与传统银行卡的欺诈发生率相比微不足道。数百万家中国初创企业不需要提供抵押物就可以获得贷款。4年来，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以下简称蚂蚁金服）通过创新的“310”信贷模式（3分钟申请、1秒钟审批、零人工干预）向800多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无抵押小额贷款。

数字金融服务如支付、贷款、理财和保险，在中国迅速发展。2011年，中国最发达地区还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见图0.6）。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到2014年，许多地区都已经迎头赶上。到了2017年，最发达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进一步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程度进一步提高。

图0.6 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性金融指数

注：在每个年份，所有区域被划分为4个颜色层，代表的指数区间分别为80%~100%、70%~80%、60%~70%和60%以下。颜色趋同表示数字金融的不均衡性减少。该图未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数据。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二、对提高数字技术渗透率来说，降低技能门槛与提高技能水平同等重要

一旦技术被采用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提高技术渗透率。一种方式是提高人口的教育层次和技能水平。2016年，世界银行指出，许多与技能相关的因素会阻碍普惠性增长：幼儿营养不良，受教育机会有限，基本的社会安全网缺失以及制度薄弱等。

另一种方式是降低使用新技术所需的教育和技能门槛。由于手机和互联网的技能要求极低，它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世界各地（世界银行，2016）。它们直接和间接地提高了识字率和基本数字技能，这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成为教育的重要杠杆，应当尽早和全面地加以鼓励。

中国农村出现了线下电子商务供应商集群，被称为“淘宝村”。这体现了低技能门槛的巨大力量。沙集镇10年前还是贫困地区，人们依靠种田和回收废旧塑料维持生计。当地的大学辍学生孙寒在线销售自己设计的家具，大获成功，成为其他人的榜样。许多已经搬到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轻村民返乡，开始生产家具或自己开家具网店。无法移居到城市的老年人也参与其中。就连那些从未学过汉语拼音的人也借助手写识别软件在线做起了生意，还做得风生水起。孙寒这样的企业家获得了管理技能，同时也培训了员工。电子商务促进了物流和零部件供应行业的发展，甚至发展出了摄影和产品设计等专业服务。在不到10年时间里，沙集镇就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家具集群。

在持农村户口的企业家中，从事电子商务的人的平均收入远高于不从事电子商务的人（见图0.7）。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仅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的人从事电子商务后，收入水平开始接近不从事电子商务的大学毕业生。在不同的“淘宝村”，我们都发现了类似的规律。

图0.7 2016年按文化程度划分的家庭人均年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数字技术使学习资源更容易获得、学习的成本效益更高。2006年，淘宝推出了在线课程，旨在促进小企业的技能提升。目前，中国99%的贫困县每年可以学习3000个不同的预录课程和2万多个直播课程。淘宝为贫困和偏远地区的公务员量身定制了公共部门培训。2015—2017年，来自765个贫困县的100多万名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这些活动是“淘宝村”和“淘宝镇”快速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

10年间，M-PESA让移动支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及开来，这是低技能门槛的优点的绝佳例证。M-PESA于2007年在肯尼亚被推出，之后扩展到非洲和东欧的10个国家，最终每年为3000万名客户处理60多亿笔交易。为了克服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局限性（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速度慢甚至根本不存在），M-PESA在现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以提供价格低廉且容易获得的服务。它使用SIM卡而不是应用程序，允许在功能简单的手机上获得金融服务和其他基本服务。M-PESA设置了密集的网点，仅在肯尼亚就有4万个网点，甚至在偏远的村庄也有网点，这为账户注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李国权和张金瑞（2015）将M-PESA和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服务归因于“LASIC”原则——这些服务利润率低（low profit margins），都是轻资产业务（asset light），设计可扩展（scalable），充满创新（innovative），容易实现合规（compliance friendly）。从本质上讲，可扩展、可及和可负担是释放低技能门槛所蕴含的潜力的关键。

三、数字平台代表了一种新的交流和协作方式，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融合

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权衡（科斯，1937），促进了第三种制度形式的出现，即双边数字平台（梯若尔，2014）。一个成功的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相互协作并做出贡献，可以通过在参与者之间创建大量的互动来提升网络的价值。买方和卖方可以依据对方的反馈和数字足迹，实现更好的匹配，满足各自的需求。重要的是，数字平台提供了一种普惠性的协作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融合。

数字平台也超越了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彻底改变了商业运营方式和供应链。阿里巴巴旗下的千牛工作台，每月都有数百万家中小企业使用。该平台整合了数千种第三方商务工具，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进行市场营销、产品管理、在线运营、客户服务、现金管理、物流、商务咨询服务和数据分析，基本上涵盖了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阿里巴巴的“淘工厂”平台将来自30多个行业的4万家工厂与淘宝卖家连接起来，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市场。淘宝卖家可以出售自有品牌和自己设计的产品，通常从小额临时订单开始，不需要拥有生产设备。这导致了产品种类的爆炸性增长。

数字平台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一个实现了经济和社会融合的生态系统，由一家企业创建和监管，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开放。其经济价值来自看似无限的交流和协作的可能性以及极高的效率，所有这些都归功于数字技术的特殊性。例如，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移动支付不是一项独立的金融服务，而是数字平台上交易或社交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时的数字信息又从根本上提升了信用风险评估的便捷性和效率。在数字生态系统中，消费者和中小企业同时是数字信息的用户、生产者和受益者。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数字平台都是双边的，它们在普惠性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总体而言，设计合理的数字生态系统可以成为普惠性数字技术渗透的强大驱动力。

宏观经济学家和贸易理论家一直强调，远离市场、缺乏产品和就业信息等带来的贸易和匹配摩擦是导致市场失灵（如存在闲置资源和贸易稀缺）的重要因素（戴蒙德，2010；莫滕森，2010；皮萨里德斯，2010；艾萨德，1954）。按照皮萨里德斯（2010）的观点，数字平台可以改善去中心化市场上的供需匹配，为所有人带来更好的市场结果。

对于去中心化市场机制的信息效率，哈耶克提出了开创性的论点，而新的数字信息技术为此论点带来了新的证明。他认为，与中心化的计划经济相比，去中心化市场能够更好地处理信息，从而更高效地配置资源。然而，我们知道，信息不完全经常会导致市场失灵，这也削弱了哈耶克的论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强化了哈耶克的论点——市场受益于一种新型的“轮子”，即数字平台，促进了无摩擦的去中心化和更深层次的协作。

四、有效的数字技术渗透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密切合作

要进行创新，就必须搞清楚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各自的角色，这一点在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尤为明显。正如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报告》（2008）指出的那样，公共部门在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可以做出重要贡献。公共部门需要保持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实施连贯的发展战略，完善基础设施和创建友好的监管环境，并且最好能预测私营部门的需求。

中国政府在确定国家数字化发展道路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新的数字经济是由私营部门开创和推动的，但它同时得益于公共部门的支持：良性的监管环境、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政府的支持。由于数字技术如此新颖，发展如此迅速，政府需要鼓励试验，即愿意承担风险、接受失败。中国政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允许企业家试错。中国政府将数字经济列为优先事项，并鼓励地方政府与私营部门展开密切合作。

数字技术与经济和社会融合是普惠性增长的关键要素，因此，积极消除区域和全球贸易壁垒，发展具有良好数字商业基础设施的经济特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无论经济体量或国内市场规模如何，情况都如此。

五、数字技术会带来不确定的影响，管控这一影响是一项挑战，但我们必须首先将事实与猜测和焦虑区分开

尽管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数字技术能促进普惠性增长，但人们对数字技术带来的不利后果仍深表担忧并予以密切关注：技能要求的变化可能会带来技术性失业、私人信息被滥用、竞争政策滞后、不平等加剧。然而，很少有确凿的证据能表明这些不利后果真的会发生。相关学术文献仍然有限，大多数讨论是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上进行的。我们将简要地讨论“数字技术带来风险”的说法。

机器让人失业了吗？如果因为数字技术而消失的就业机会比数字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多，那么可以说出现了“技术性失业”，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现象已经发生。全球失业率至少自1991年有可比较的统计数据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尽管自那时起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了近16亿，累计增幅达50%。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它们重现复杂推理的能力仍然是一种猜想。此前的技术变革浪潮伴随着担忧，人们害怕这些技术变革会造成大规模失业，而这些担忧最终被证明是杞人忧天。

话虽如此，数字革命仍将在劳动力市场上制造更大的“扰动”。那些无法适应新技术的人，可能会感到被排斥在进步之外。如果不对人力资本的落伍施以缓解政策，家庭就会遭受毁灭性打击，社会稳定就会被破坏。工作性质的变化要求加强公私合作，从而重新培训现有劳动适龄人口，并借助数字技术改造教育系统。

科技企业，特别是那些运营数字平台的企业，是否变得过于强大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超级平台”的规模，而在于它们的主导地位是否面临着竞争。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超级平台”确实面临着这样的竞争，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即便是最大的数字平台，也无法免受竞争压力，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竞争对手通常提供的是差异化产品。第二，更关键的一点是，卖方和买方都可以同时选择多个平台。

隐私是否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回答这一问题的挑战在于，如何从各个角度理解数据共享的风险和回报。数据共享对数字经济的逻辑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无法在完全保护隐私和完全不保护隐私之间做出绝对的选择。如何取舍取决于具体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保护什么和披露什么就变得更加困难，因为隐私既与人的尊严有关，也与经济财产有关，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可避免地会对取舍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篇关于隐私问题的早期文献提到，对信息追踪征税的隐私监管政策会产生模糊不清的福利效应（戈德法布和塔克，2011）。很少有人能清楚地知道他人、机构和政府掌握了关于自己的多少信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这些信息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些挑战导致了经典的隐私悖论（巴恩斯，2006；阿西等，2017），即人们总是声称非常关心自己的隐私，但往往忽略了自己的线上行为带来的风险。当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告知和保护消费者。

数字技术可能带来隐私和信任问题，但也可能为相关解决方案做出贡献。将脱敏、加密和安全多方计算等技术与用户许可流程相结合，就可能减轻与隐私相关的许多担忧。

总体而言，技术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过去30年的研究表明，薪酬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而技术革命是其潜在原因之一，但实证证据既有支持这种说法的，也有反对这种说法的。克鲁格（1993）发现，在工作中使用电脑的劳动者比不使用电脑的劳动者多挣15%~20%，而迪纳多和皮施克（1997）则认为，使用电脑的人拥有未被注意到的技能，当电脑被引入高薪岗位时，这些技能便带来了较高回报。

显然，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均衡的，这种影响因技术和应用而异。它创造了赢家和输家，但也产生了明显的普惠性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新的市场准入和市场机会带来的收益更加明显，正如中国的经验所展示的那样。正确的目标不应该是为保护输家而维持现状，而应该是寻找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途径，同时为所有人创造平等的经济机会。

我们认识到，虽然数字技术总体上是普惠性机会的主要提供者，但它也提出了复杂而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也必将在我们今后的研究计划中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