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发展路径

从中国的数字技术渗透经验中获得的一条重要启示是，降低技能门槛至关重要，可以为所有人创造学习机会，建立新的连接和协调机制，承担和管理风险。

具体而言，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增长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首先是因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了一种健康的关系，其次是因为公共部门鼓励私营部门进行试验，最后是因为公共部门支持数字平台的发展。

一、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协同

要发展数字经济，就要清楚地了解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对任何一种发展路径都是如此，对数字经济来说尤其如此。公共部门必须发挥什么作用？这取决于其能否营造友好的监管环境，而后者又取决于其能否正确地预测私营部门会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人们普遍误解了中国政府在数字技术发展和传播方面所起的作用。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历一样，新兴的数字经济不仅由私营部门开创和推动，而且由公共部门提供了关键性支持，包括营造有利于竞争的监管环境和发展高效的基础设施等。

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从农村到制造业、服务业，再到产业集群的完善，都是私营部门在遇到瓶颈时主动出击。反过来，基层公共部门也在努力消除各种壁垒，并积极为私营部门下一阶段的创新以及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投资奠定基础（见图5.17）。

图5.17 典型“淘宝村”发展三部曲

资料来源：罗汉堂。

二、试验和最佳实践的广阔空间

数字技术是新生技术，发展非常快。因此，对于数字技术的采用和渗透，政府需要鼓励人们进行尝试和试验，这就意味着要勇于面对风险和失败。中国政府特别成功的地方在于允许创业者进行尝试和试验，特别是在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领域。

究竟什么模式适合非洲和中东地区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新的数字技术已经让人们对传统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雁行模式”产生了怀疑，怀疑这种发展模式是否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

非洲大陆上的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需求。世界上没有成功的唯一模板。但让数字技术成为国家和区域发展的组成部分，肯定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在数字技术的采用和渗透方面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有能力将发展新技术作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优先事项。如果说农村就业和工业化是重要的发展目标，那么中国“淘宝村”和“淘宝镇”的经验可以成为值得复制的有趣模式。地方政府首先必须仔细考虑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例如，技术的采用是否滞后、人们是否缺乏相应的技能、是否有轻微的腐败，然后再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地方政府肯定会从培训中受益，如使用第三章所说的阿里巴巴开发的系统。既然数字技术和经济一体化对普惠性增长必不可少，那么积极地推动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贸易协定，发展具有良好数字商业基础设施的经济特区就是未来的优先事项。

除了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以鼓励私营部门创新外，充分利用外部知识和经验对非洲同样非常重要。以经济复杂性指数衡量，很多非洲国家的内部增长能力远不及同一发展阶段的亚洲国家（楚，2017）。有人认为非洲经历了过早的“去工业化”，与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大的数字技术硬件制造大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罗德里克，2016）。因此，即使考虑到数字技术的技能门槛较低，非洲国家也比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需要更多帮助。

给非洲带来进步和希望并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任务。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采用数字技术并从中获益的竞赛中落后了，而在每个国家内部，有很多机会有待开发。但是，非洲确实是下面将要讨论的最大一片“蓝海”，我们迄今探讨的所有启示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

三、数字平台的关键作用

平台企业是数字增长的核心，值得特别关注。这类企业在经济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在“垄断”力量和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方面。这些问题确实值得认真关注，我们将在第六章展开讨论。然而，目前尚未获得应有关注的问题是平台企业在促进熊彼特式竞争方面发挥的独特而关键的作用，这也将在第六章中被探讨。熊彼特式竞争是指通过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来降低产品价格以及推出各种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它已经帮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摆脱了贫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经济一体化和普惠性通常与数字平台，而不是其他部门或其他社会经济环境具有天生的适配性。

即使在缺乏成熟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区，以数字平台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也可以在促进普惠性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就像“新零售”业务中的线上线下整合一样，这种以本地线下网络作为辅助力量的模式正是成功的秘诀，可以在其他新兴市场中被复制。实际上，中国很多小额贷款机构已经与平台企业展开合作，为更多农村地区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低成本融资服务。正如尼日利亚研究人员提到的那样，在提供贷款时，中国领先的金融科技企业通常使用3万~10万个数据点对消费者和商家进行评估。尼日利亚的Lidya等金融机构一般仅使用100个数据点进行信用评估。在很难获得高质量、连贯数据的地区，100个数据点已经算得上是相当牢靠的数据集了（路易斯，2019）。

建立新的市场和推行“蓝海战略”是促进平台业务快速增长的一种可能方式（金姆和莫博涅，2014）。“蓝海战略”就是同时追求差异化和低成本，以开辟全新的市场空间，创造全新的需求。这种战略的实质是开创和抢占还没有人争抢的市场空间，从而使竞争变得无关紧要。事实上，“蓝海”主要是由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占据的。这也是为什么淘宝在其发展初期，经常被戏称为“被遗忘之人和绝望之人试图出售被遗忘的剩余产品的市场”（曾鸣，2018）。那些因为太穷、太偏远、太陌生而无法被服务的人，现在成了有利可图的客户。那些下岗失业、穷困潦倒或被认为不适宜与人共事的人，如今找到了融入正规经济的出路。那些规模太小或者不太正规的企业，现在对金融机构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

平台企业的崛起，也许是数字时代最令人振奋的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必要的基础设施的完善，这些平台及其参与者将更能体会到这种“造性建设”带来的各种好处。在更具支持性的监管环境有助于创业者充分利用新的数字技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样，它们就能在“蓝海”深处找到更富饶、更具普惠性的栖息地。

前文已经说过，数字技术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为文化水平最低、技能水平最低的社会群体提供了机会；显著地促进了两性平等；帮助了弱势群体，使他们能够进入市场；为政府创造了收入，使其能够提供原本无力负担的社会安全网。随着新一轮数字技术浪潮的到来，以及创新和结构性改革的持续进行，即使在数字技术尚未渗透的领域，人们也有很多理由感到乐观。

当然，在数字技术发展进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赢家。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老年人。前文提到过，对于熟悉互联网的人来说，智能手机上的网购应用程序变得更加简单流畅了。然而，许多老年人仍然无所适从。在未来，这些数字技术设备可能会使用自然语言而不是通过“点击”来帮助人们挑选商品和下单，从而为那些因实体商店的消失而深受其害的老年人扫除障碍。

从历史上看，全球经济增长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加剧了一些地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而把另一些地区抛到了后面。这一过程可以一直追溯到导致“大分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随着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全球化和扩散，“大分流”开始得到了纠正（鲍德温，2016）。虽然许多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已经首次开始好转。数字技术的传播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为人们提供了进入一体化全球市场的机会，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在今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传播，全球不平等状况将进一步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