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拥抱数字技术

促进技术传播的主要驱动因素有两个：一是提高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以利用新技术，二是降低技术传播相关的技能要求。虽然这两大驱动因素都很重要，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区分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掌握一项新技术需要花很多时间并且需要持续地边用边学。降低技术采用门槛更容易，也越来越重要。更低的技能门槛可以加快边用边学的进程，为新应用创造更多机会，促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许多数字技术的技能门槛相对较低，这有利于实现上述两个目标。

较低的技能门槛大大加快了新兴市场的技术传播速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发展中国家80%的成年人拥有手机。拥有手机的人比拥有干净水资源的人还多。如图1.9所示，到2017年，手机渗透率的提高与否不再取决于GDP的变化。如果说教育带来的惠普性是涓滴细流，那么较低的技能门槛带来的惠普性就是倾盆大雨。当前，技术传播的速度和普惠性都远超以前的技术革命，这是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现象。

图1.9 2017年手机的使用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的新范式正在全球快速形成，这一范式为实现更具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更好的途径。规模更小、资本密集程度更低、更环保的技术的广泛传播，促成了惠普性的生产和分配模式，能够以独特的方式满足全球贫困人口的需求，而大部分未开发的人力资本和潜在消费需求就来自这些人（卡普林斯基，2018）。

与此同时，通过振兴老工业区（阿格塔米尔和巴克，2016）和将旧工业部门改造成新的创新中心（莫雷蒂，2012），发达国家的知识多元化和集约化趋势也将提升普惠性。

有些数字技术被迅速而广泛地采用，是由多种因素驱动的。它们的技能门槛和使用成本都比较低，并且彼此互补。数字技术的显著特点是网络效应明显，一个用户采用新技术，可以使区域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的其他所有人都受益。这一点极大地缓解了采用滞后，显著提高了技术渗透率，为各个国家提供了更多促进普惠性增长的机会（见图0.8）。

社会科学将政策分析和预测奠基于日益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上，这表明其已走向成熟。对于如何建设基础设施和营造商业环境，以便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中获得最大收益，很多人已经做过有趣的分析，并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要想预测数字技术对增长和普惠性的影响，就必须从丰富的数据和可靠的科学试验中获得确凿证据。然而，技术爱好者和技术恐惧者的看法仍然大相径庭。双方都不理解数字技术是如何传播、如何使商业运作实现现代化以及如何服务于劳动者、消费者和家庭的。在经济分析中，市场和公司的运作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黑箱”（皮萨里德斯，2010）。现在，我们要研究它们的微观基础，以更好地理解上述现象。

我们越理解当前面临的机会和相关权衡，就越能更好地实施相关战略，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普惠性增长，应对意外的挑战。简而言之，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可以变成更可行、更有力的“创造性建设”。

本书将从新兴市场的角度审视我们迄今为止在数字技术采用和渗透方面所学到的知识。虽然大部分讨论都是关于中国的，但我们的目标是探索数字革命如何创造出生产效率更高、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造福于每个发展中经济体中的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