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和创造性破坏

在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中，一些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对普惠性的影响是负面的，他们非常悲观，被称作“沮丧的科学家”。他们认为，机械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失业和不平等，劳苦大众的生活将难以为继。马克思（1894）认为机器是一种比工人更优越的生产投入，由机器驱动的资本主义将埋下毁灭自身的种子。

凯恩斯（1963）创造了“技术性失业”一词来描述“暂时性失调”，其他人则对可能出现的长期混乱和就业机会的永久减少表示担忧。每当重大技术创新浪潮引发人们对长期前景的担忧时，长期混乱、就业机会的永久减少这样的问题就会被再次提及。机器人永远不会老，也不需要休假，这让人们感到恐惧。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加剧了这种恐惧，该研究表明，美国有47%的就业机会将受到自动化的威胁（弗雷和奥斯本，2013）。尽管作者后来表示，他们的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未来将出现“技术性失业”，但报道这一预测的头条新闻已经在全球被广泛转载，引起了悲观主义者的深切担忧。

历史表明，对整个社会来说，技术革命的失业效应大多是暂时的，尽管那些无法适应新形势的社会成员会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渡阶段。以美国为例。1800年，美国90%以上的劳动者是农民。到1900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41%，而现在已不足3%。然而，美国的失业率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技术革命创造了数十亿个就业机会，其中许多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十亿人因此摆脱了贫困。现代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技术为所有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家和分析师在预测这些趋势时缺乏想象力，对技术进步表现出了持续的焦虑。当然，我们对损失总是比对收益更敏感，这只是人类的本性（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91），尤其是当收益难以预测时。

在另一个极端，乐观主义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必定是水涨船高、惠及所有人的。按照经济学家的预测，在均衡增长模型中，这种乐观的结果在以下条件都满足时就会出现：资本投入（购买厂房和设备的投入）的增长速度与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同；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供需保持平衡。即使不平等状况有所加剧，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也会扭转这一趋势（库兹涅茨，1955）。这种乐观主义并不能说服悲观主义者，因为它不能直接应对经济在技术冲击下的短期动态反应，也不能消除就业机会和不平等状况在现阶段可能受到的影响。如果那些跟不上技术革命步伐的人被忽略，那么风险会随之而来——导致社会情绪高涨，这种情绪会阻碍（对更好地利用新技术而言很有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毕竟，凯恩斯说过：“从长远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去。”

熊彼特（1942）的术语“创造性破坏”最能概括短期技术冲击和混乱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正如他观察到的那样，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革的形式或方法，它永远都不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维持经济运行的根本动力“来自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

工业革命促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运输和通信革命拓展了市场，两者都促进了竞争，以便从新产品和生产流程中受益。当前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进一步促进了基于平台的协作，打破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引发了更激烈的竞争。数字信息的生成和共享使人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复杂的文明（康纳，2016；豪斯曼等，2014）。在技术的帮助下，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能更好地使用材料、能源和信息（莫里斯，2013；伊达尔戈，2015），构建更加精细、基于法律和规则的数字化世界，大规模的人类专业化、互动和协作将变得更加经济和更具普惠性（赖特，2000；布鲁姆，2000）。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会带来一系列重要结果，而现代金融、教育和通信服务只是其中几个例子。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是否会让人类失业，而是如何确保这些技术创新为所有人提供生产率和报酬更高的工作，为所有人提供更具普惠性的机会，同时提供充分的社会保护，以缓解技术落伍对适应能力最差的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本书探讨的焦点并非是否要放弃寻找，而是如何磨砺技术变革这把双刃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钝化其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简而言之，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将“创造性破坏”转化为服务于各方的“创造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