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不平等

一、定义问题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与不平等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尽管经济学家不再用“精神蒸汽机”或“智能机器”这样的词语来讨论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史密斯，1835），但目前人们对新技术的担忧与200年前如出一辙。近年来，随着各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与不平等的关系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二、探寻证据

众所周知，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技术使数亿乃至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工资大幅上涨，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无数机遇应运而生，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技术带来的各种好处。谁受益和受益多少的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内容，也是许多经济学研究和辩论的主题。从经济角度来说，这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问题，但对那些想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对待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十分重要。

是什么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技术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我们先来看几个有关结果不平等的典型事实。这不应与有关机会均等的事实相混淆，后者涉及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首先，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2014年，美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拥有72%的财富，而最贫困的50%的家庭拥有不到0.5%的财富。相比之下，同期美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获得了47%的收入，而最贫困的50%的家庭仅获得了13%的收入。2015年，中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拥有67%的财富，而最贫困的50%的家庭只拥有6%的财富。最富裕的10%的家庭获得了67%的收入，最贫困的50%的家庭获得了13%的收入（见图6.10）。皮凯蒂（2015）强调，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一直都比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

图6.10 美国和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

注：灰色曲线是前10%家庭财富在所有家庭财富中的占比。黑色曲线是10%家庭收入在所有家庭收入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罗汉堂。

几十年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富收入比普遍有所上升，表这明财富不平等问题变得更严重了。

其次，邦尼特等人（2014）和龙利恩（2015）指出，与财富不平等加剧密切相关的是房价上涨。1970—2015年，除了美国和日本外，所有发达国家的家庭资本收入比大幅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住房财富收入比上升所导致的（见表6.2）。

表6.2 1970—2015年资本和国民收入比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2018年世界贫富不平均报告，罗汉堂。

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技术进步？这很难说。有观点认为，房屋所有权不平等加剧的一个原因是，建筑业的生产率增长相对有限，从而导致建房成本上升（博里和赖希林，2015）。与技术进步直接相关的可能是其对工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常常被视为不平等加剧的另一个原因。过去30年间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工资不平等的问题日益严重，于是技术进步被当成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这种解释被称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假设，即认为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导致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上升，进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加剧。

然而，上述假设仍然缺乏明确的实证证据。克鲁格（1993）指出，在将标准的劳动者属性作为控制变量后可以发现，在工作中使用电脑的劳动者的收入比不使用电脑的劳动者高15%~20%。许多人将这一发现作为直接证据，用来证明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工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迪纳多和皮施克（1997）发现，使用电脑、电话、钢笔或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以及伏案工作等所谓“白领”的习惯，与使用电脑的习惯几乎一样重要。这些结果表明，使用电脑的人可能拥有某些未被注意到的技能，这些技能可能与电脑没什么关系，但能够被劳动市场所认可并带来高回报，而电脑不过是率先被引入了这些领域而已。

卡德和迪纳多（2002）发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假设不足以解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工资结构的变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该假设在工资结构的几乎所有方面都难以自圆其说。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电脑技术在不断发展，但工资不平等状况却趋于稳定。该假设也无法解释性别之间工资差距的缩小、种族之间工资差距的稳定以及与教育相关的年轻劳动者和上年纪劳动者工资差距的急剧扩大。

新技术永远无法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所有技能带来同等的好处。新技术引起的震荡对一些技能有利，对另一些技能不利，这取决于技能与高效使用新技术所需条件之间的互补性和可替代性：互补性越高，新技术对技能越有利；可替代性越高，新技术对技能越不利。研究表明，二战后，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长，这导致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工资上升（戈尔丁和卡茨，2008）。最近，信息和通信技术与相关技术的采用使得对不同技能的需求出现了新变化。对中级技能需求的下降使得拥有这些技能的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水平遭受了重创（澳特尔等，2006和2008）。同时，教育系统的调整速度跟不上技能需求的变化速度，也推动了工资两极分化。

三、应对意料之外的挑战

社会流动性、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对每个社会的福祉都至关重要。因此，各国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令人担忧。但现在并不清楚技术是不是导致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人们过于相信主观臆断，而不是去仔细审视事实。除了我们收集的上述证据外，世界银行（2018）的研究也表明，2007—2015年，在41个经济体中，有37个经济体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实际上有所下降或者保持不变。

我们认为，通过为多数人提供机会，而不只是为少数才华横溢的创新者和企业家提供机会，数字技术为更具普惠性的繁荣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可能途径。由于技能门槛低，数字技术为那些曾经无法获得新技术红利的人打开了新的大门。数字技术将一个国家内的广大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不同地区连在了一起。通过连接邻近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企业和消费者，本地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将贫困和富裕地区的经济融合在了一起。

数字技术已然成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数字技术是否和如何影响各领域的不平等状况应该被视为机遇而非风险。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指出，政策目标应该是尽力提高生产率，创造经济上的机会均等，而不是在特定行业或地区盲目追求结果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