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在过去是如何增长的

经济增长的历史就是技术创新和传播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斯宾塞，2011）。18世纪中叶之前的至少800年是第一阶段，彼时全球人均GDP基本上停滞不前，增长微乎其微。接下来的200多年是第二阶段，工业革命先后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发生，人均GDP每年增长1%~2%。这种经济增长是选择性的，而不是普惠性的，工业化国家将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造成了所谓的“大分流”（琼斯，2003；彭慕兰，2000）。

第三阶段开始于二战结束后，我们现在仍处于这一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革命的好处已经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在“雁行模式”（赤松要，1962）中，日本率先腾飞，接着是“亚洲四小龙”，之后是中国大陆和越南，所有这些经济体都能够在几十年间保持每年7%以上的增长率，相当于每10年翻一番。印度作为新崛起的大国，近年来增长势头强劲（见图0.1）。

这种广泛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用各国技术传播的演变来解释（科明和梅斯特里，2018）。200年前，各国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麦迪森（2004）称作西方旁支国家。这些国家和欧洲国家比其他国家平均富裕90%。

到2000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至750%。如今，有证据表明，全球收入差距正在缩小，但这主要是由东亚和印度的快速发展推动的，预计这样的趋势会持续下去（见图1.1）。

图1.1 2003年和2013年全球收入分配情况

资料来源：赫勒布兰特和毛罗，2015。

从长远来看，技术能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主要障碍不是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缺乏动力，而是存在阻碍技术传播的系统性障碍。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欧洲以外的大多数国家要么无法获得新技术，要么负担不起，因为它们还没有想好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并从中获益。二战结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

审视最近几年的情况，就能清楚地看到，技术带来的好处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更快的传播，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这是运输和通信技术快速改善的结果，同时与二战后建立的重要的全球性机构有关，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刺激因素共同构成了日益一体化的全球市场的支柱。亚洲经济体的腾飞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丰富的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的劳动力受益于技术采用和技术渗透，这种优势与它们新发现的参与全球市场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见图1.2）。

图1.2 1930—2005年全球出口商品的贸易成本及其价值占GDP的比例

注：左轴为运输和通信成本相较于1930年的变化情况（1930年=100）。

资料来源：奥尔蒂斯–奥斯皮纳，贝特基恩和罗泽，2019年。

事实上，通过一体化的市场进行技术传播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技术进步使市场扩张变得越来越容易；反过来，更大的市场能够提供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激励，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图1.3用贸易量作为衡量市场扩张情况的指标。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工业革命时期，西欧的贸易量实现了大幅增长。

图1.3 1807—1965年西欧贸易量

注：以不变价格计算的贸易额（1913年=100）。

资料来源：比较历史国民核算数据中心。

二战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量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出口额占GDP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见图1.4）。

图1.4 1827—2014年各国或地区出口商品价值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米歇尔·富昆和朱尔斯·胡戈特，2016年。

不仅技术突破本身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适当的机制、妥善的体制安排（它们促进了知识传播和市场一体化）也发挥了作用（见图1.5）。正如诺斯（1987）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增长是制度发展的结果，这些制度“允许一个经济体受益于尖端技术所带来的专业化和分工，而这些技术是西方世界在过去几世纪中发展起来的”。

图1.5 1945—2014年收入和贸易增长

资料来源：米歇尔·富昆和朱尔斯·胡戈特，2016年；麦迪森数据库，2018年。

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在市场上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成本。“信息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包括衡量交换物的价值属性所需的成本，以及保护权利、审查协议和执行协议带来的成本。这些衡量和执行成本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来源”（诺斯，1990）。

这种见解在数字时代非常重要，因为数字技术正在为信息的生成、处理和传输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数字技术和普惠性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数字技术如何提高市场以及企业和政府等非市场组织对信息的利用效率。只有当增长具有普惠性时，技术传播所必需的全球和国家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普遍支持，并得到维持和加强。正如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2005）中指出的那样，当经济增长具有普惠性时，它就可以与促成更好制度安排的社会支持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何将他的观点变为现实，这是一项挑战。

鉴于技术在塑造经济史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仔细研究技术传播的过程将大有裨益。粗略地说，技术传播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技术采用和技术渗透。

技术采用是使用和完善新技术的早期阶段。1900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大概有一半是因为“采用滞后”（科明和梅斯特里，2018）。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滞后有所缓解。例如，手机和互联网被发明后几十年内就惠及了全球大部分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再来说一下技术渗透。随着新技术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它可以实现越来越高的效率（科明和梅斯特里，2018）。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期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技术渗透率差距扩大，这导致了经济分化。在数字时代，技术渗透率能否以普惠的方式得到提升？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此，我们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