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低速增长

姚洋^[1]

经历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政府、学界和民间似乎都已经把高增长当作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即使是“新常态”，也把我国的增长转型定义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维持4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6%以上）是非常困难的。对于赶超型经济体而言，增长减速一般发生在去工业化开始之后。而且，对于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模式的经济体，由于去工业化一般都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大调整有关，因此减速不是线性的，而是掉下一个台阶。我国具有大国优势，内部的增长收敛可以维持我国较长时间的较高速增长，但这个潜力也是有限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被迫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开始去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搞清楚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长期发展和短期宏观调控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在一个简单的框架里得到决定人均GDP潜在增长率的两个因素，即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前者进一步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后者进一步取决于效率的改进和技术进步率。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自金融危机以来以较快的速度下降，效率改进虽然还有一定的空间，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这个空间已经接近上限，而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技术进步率不可能太高。所以，我国应该适应较低速度的增长率。

一、我国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增长减速

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的最大变化是去工业化。去工业化是每个经历过工业化全过程的经济体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其主要表现是工业就业和产出比例的下降。图5.2显示了1953年以来我国三大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化情况。和一般的规律相同，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就业比例除在1958—1960年之外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比例持续上升。第二产业（工业、建筑和交通行业）就业比例除在1958—1960年突增之外，1997年之前的其他时间缓慢上升。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在1997—2003年下降。2004—2012年，第二产业就业比例突增10个百分点，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显示了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增长速度。但自此之后，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开始下降。基于以下原因，此轮下降与1997—2003年的下降不同，不太可能是临时性的，而更可能是永久性的。

第一，我国的第二产业就业比例达到其他国家（地区）达到过的顶峰。图5.2显示，我国第二产业就业的顶峰在2012年，为30%，但这可能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原因是农业就业的比例可能被高估了。农村地区的兼业化倾向很严重，一个农村居民一年当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平均不会超过1/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就业比例极可能被高估。根据调查数据，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就业比例在20%以下，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近30%。如果把多出来的10个百分点平分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则第二产业就业的顶峰应该达到过35%，35%是美国、日本和韩国达到过的峰值，我国超过这个峰值的可能性不大。

图5.2 我国三大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二，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已经告别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进入以国内消费为主的时期。事实上，如图5.3所示，我国的出口与GDP之比在危机之前已经达到顶峰，目前已经回落到日本的水平，即17%~18%之间。可以对比的是，美国的出口与GDP比例只有10%，因此可以想见，这一比例在我国未来还将进一步下降。在危机之前，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的需求旺盛，极大地带动了我国的增长。按照刘遵义等人的计算，出口对我国GDP总量的贡献为11%左右，而我国出口在2001—200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9%，由此得到出口增长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为3.2个百分点，占全部增长的1/3。^[2]危机之后，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2014年以来的多数年份甚至变成负增长，出口不仅不再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还开始拖增长的后腿。我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都是工业产品，因此，我国工业化的高峰期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高峰期重合。随着出口增长的退潮，我国开始去工业化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图5.3 我国的出口量及其与GDP之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三，随着高端和较高端服务业的兴起，劳动力将从农业和工业流向服务业，近些年兴起的外卖服务正是这个变化的一个反映。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远高于服务业，因而抑制了工人工资的增长。比较而言，服务业是轻资产行业，劳动报酬占比高于工业，当服务业扩张的时候，更多的劳动力就会涌向服务业。而且，2012年之后服务业的扩张和1997—2003年服务业的扩张存在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服务业质量的上升，扩张不是发生在低端服务业（如家政服务），而是在像物流、金融、咨询、法务等高端行业，因而对劳动力具有更多的吸引力。

一个国家能否完成深入的工业化，对于它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我国的工业化足够深入，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去工业化将阻止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经济整体开始去工业化，不等于每个地方都齐步走，一起去工业化，中西部的一些地方还有工业化潜力。去工业化也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再搞工业了，而是意味着工业发展不再是采取外延扩张的模式，而是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但是，去工业化开始之后，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原因在于，工业比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高，当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上升、而工业占GDP的比例下降时，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就会下降。而且，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出口推动的，出口增速下降，必然导致工业增长速度的下降。

第四，我国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也与我国的人口结构转型同步，进一步加强了增长速度的变化。图5.4显示，2010年是我国劳动人口比例的分水岭，2010年之前是上升趋势，2010年之后是下降趋势。劳动人口比例是衡量人口红利的最重要指标。2010年之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上升，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效应。2010年之后，趋势刚好相反，人口转型成为迟滞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图5.4 劳动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与人口红利下降同步，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出已经接近尾声，这从图5.5可以看得很清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大减40%，之后除少数年份之外一直维持态势，但2014年之后开始稳定下来，说明新增务工人员数量进入停滞时期。事实上，多数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空心村不断增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我国的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的动力已经基本消失。

图5.5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以上几个方面构成了我国经济整体增长速度下降的大背景。第二节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说明这个过程，并对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预测提供一个框架。

二、理论分析

考虑下面的索洛增长模型。

其中，Y为总产出（GDP），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净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数量，a为资本产出弹性。从公式1可以得到人均GDP数字。

其中，k为人均净资本存量，ℓ为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那么，得到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数字。

其中，gk为人均净资本存量增长率，gℓ为劳动力比例的变化率，gA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资本存量的增长取决于储蓄总量。以s代表国民储蓄率，以c代表生产性净资本存量与GDP的比例，则得出公式4。

在这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内，结合上节所给出的结构变化事实，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危机前后的变化。图5.6显示，除1990年左右几年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到2009年，人均净资本增长速度呈现周期性震荡上升趋势，2009年达到峰值（14.8%），其中尤以21世纪的头十年提速最快。与此相对应，资本增长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也一路上升（以资本产出弹性a等于0.6计算），到2012年更是突破100%（TFP增长率为负数）。值得注意的是，2009—2012年的人均净资本增长速度下降，但资本增长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顶峰，与大部分研究的结论一致，这几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积累推动的。2012年之后，人均资本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2017年已经回落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但资本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也下降，向着21世纪初期的水平回落（70%左右）。这说明我国经济在逐步退出资本积累推动的路径。

图5.6 人均净资本存量增长率和TFP增长率

资料来源：净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自刘舸帆研究。TFP增长率根据公式（3）计算，资本存量增长率根据刘舸帆研究。劳动人口比例来自Wind，资本产出弹性设定为0.6。

以上变化与我国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基本上同步（图5.7）。在21世纪之前，我国的国民储蓄率缓慢上升（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有所下降）。进入21世纪之后的头十年，国民储蓄率快速上升，从2000年的38%一路上升到2010年的52.6%，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2010年之后，国民储蓄率开始下降，到2017年已回落到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

相较而言，劳动人口比例的变化很小。在2010年之前，每年平均增长0.74%，2010年之后每年平均下降0.43%，对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的影响较小。当然，这不意味着以后的影响也很小，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而人口老化速度却在上升。

图5.7 国民储蓄率

资料来源：根据消费占GDP的比例计算得到。消费占比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2012年之前，TFP增长率与资本积累速度同步（图5.6）。这与资本积累导致效率下降的观点不符，但与刘舸帆^[4]的新发现一致：基础设施投资具有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而且对TFP增长率有微弱的提升作用。从1982年到2017年，TFP平均增长率为2.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1989和1990两年除外）的平均为4.5%，90年代平均为3.5%，21世纪头十年平均为2.0%，2010年之后平均为0.3%。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效率持续下降？在一定意义上讲，答案是肯定的。我国的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呈现疲软之势，这符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但我们也要看到，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走出计划经济的时期，效率的改进包含了恢复经济增长的成分，而90年代是我国经济改革最为剧烈的时期，较高的效率改进是可以理解的。进入21世纪之后，改革红利基本用完，尽管改革仍然还有空间，但想获得90年代的效果，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21世纪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推动，到2010年之后，其效用已是强弩之末，效率下降可以理解。好的势头是，2012年之后，人均资本增长率下降，同时TFP增长率触底反弹。看来，2012年之后的经济调整起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

三、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在第二节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节探讨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公式3给出了潜在增长率的计算公式，其中的重要变量包括国民储蓄率（s）、资本与产出比例（c）、资本产出弹性（a）、劳动人口变化率（g_ℓ）以及TFP增长率（gA）。图5.8给出了两个预测。预测1的假设如下：净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由2018年的8.5%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0%；资本产出弹性由目前的0.6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0.3；劳动人口比例由2018年的72%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55%；TFP增长率的变化分为两段，2018—2030年由0.15%上升到3.5%，2031—2049年匀速下降到2%（美国的长期速度）。预测2的假设除净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之外，都与预测1相同。关于净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预测2假设国民储蓄率从2018年的41%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25%，资本与产出比例固定在3.5，折旧率分为三段：2018—2030年为3.2%，2031—2040年为3.8%，2041—2049年为5%。

图5.8 我国潜在增长率预测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预测1的前提是到2049年资本积累只够弥补折旧，不再对经济增长具有任何贡献；如果劳动人口比例不变的话，经济增长就进入稳态。随着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下降，资本产出弹性也会下降，而0.3是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假设1暗含的假设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到2049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049年的劳动人口比例综合了其他预测给出的数字。^[5]TFP增长率在2030年设定为上升态势，因为我国经济的效率在改善，有望达到我国经济的最高水平，但20世纪80年代作为最高水平不太科学，因此用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作为替代。2030年之后，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可能基本完成，因此，TFP增长率完全由技术进步率决定，我国离国际技术前沿的距离缩短，收敛发生。

预测2不预先设定净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的收敛，而是从国民储蓄率出发，推导出净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目前，东亚经济体的储蓄率仍然在25%左右，因此，设定到2049年我国的储蓄率回落到25%是合理的。资本与产出比例取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与设定TFP增长率的思路是一致的。最后，折旧率分三段时间分别设定，是因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资本存量还较年轻，折旧率不会太大，但2030年之后折旧率会提高。起始段设定为3.2%，可以让2018年计算得到净资本存量增长率以及人均GDP增长率与各自的实际值相等。2041年之后采用一般经济模型里对折旧率的设定，即5%，中间2031—2040年为前后两段时间的平均值。

预测1给出的2018—2049年我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33%，预测2略高，为4.85%。两者的差距来自于对净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的不同假设。在预测1的假设下，到2049年，净资本存量不再增长，而在预测2的假设下，那时净资本存量仍然可以保持2%以上的增长。即使是采纳预测1，我国未来30年的增长速度也不低：2030年之前，平均增长率为6%，2031—2040年下降到4.3%，2040年之后下降到2.1%。可以对比的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第一次石油危机，被迫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之后的2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左右（因数据来源不同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除个人计算机之外，世界上多数新发明都来自于日本。然而，日本经济在这个时段的增长率并不是很高，说明仅靠创新是无法维持高增长的。从公式3可以看到，资本积累也是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我国自2010年以来的经济结构转型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型非常相似，而且，我国的技术进步也进入到快车道，在通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第一阵营，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也将来临。我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强。从收敛的角度来看，这会让我国的经济维持一段比日本当年更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是，收敛的基础是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

预测1所显示的增长率已足以让我国在2049年实现成为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强国的标志是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更具体的，是达到OECD国家的收入门槛，即人均实际收入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当前，世界上只有36个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能够超过美国的45%，除石油输出国之外，主要是OECD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我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7.7%，简单的计算告诉我们，到2049年要达到美国的45%，2018—2049年我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的1.62个百分点就够了。美国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率在2%~2.2%之间，因此，只要我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超过3.82%，就可以实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如果预测1成立，到2049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的51.7%，我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的两倍。

四、讨论

以上预测假设内外环境基本稳定，不会出现较大的风险，但是，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需要处理两大长期风险。一个是人口老龄化，另一个是变化的国际环境。

无论是否放开生育，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确定的趋势。然而，老龄化的挑战不在供给侧。从公式3来看，只有劳动人口比例的变化率才影响经济增长，而这个变化率是比较小的。而且，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推广，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发下降，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更要担心失业，而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老龄化的挑战主要是在需求侧。老年人的收入是固定的，因而不可能有较大的消费，而养老负担又会挤压年轻人的收入，降低他们的消费，正如日本正在发生的一样。

在国际领域，一方面，能够为中国增长提供支持的市场容量将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国工业技术的持续改进，将对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形成挤压。战后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符合雁阵模式，但是，中国崛起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雁阵”可能长期停留在中国。雁阵模式背后的推动力是“头雁”国家（地区）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带动它们的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后雁”国家（地区）。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兴起，劳动力价格不再是一个重要的竞争要素，雁阵模式因而可能失效。另一方面，我国工业的门类齐全，生产网络周密，中等技术企业不会轻易搬迁到其他国家去，因而，即使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它们要想转型升级也会很困难。

如果以上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特别是2030年之后我国将不得不面对国内和国际市场双重的约束。如何破解约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姚洋，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2] 刘遵义等，《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 2007第5期，第91—103页。

[3] Su, Dan, and Yao Yang.“Manufacturing as the Key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for Middleincome Economies”.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 2017, 22(1), pp.47- 70.

[4] 刘舸帆，《基础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北京大学挑战杯，2019年。

[5] Mao, Rui, and Yao Yang.“Structural Change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An Application to South Korea”. Pacific Economic Revie, 2012, Vol. 17, No. 1, pp. 29-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