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施策稳出口

隆国强^[1]

在我国比较优势加速转换的背景下，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减速导致外需不足的双重挑战的叠加，稳出口并非易事，不能指望“一招灵”，需要多方施策，要标本兼治，既实现短期“稳出口”，也要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升级，推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一、高度重视稳出口的重大意义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2018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05 050亿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出口164 177亿元，增长7.1%，进口140 874亿元，增长12.9%。中国也是全球重要的服务贸易大国。2018年，按国际收支口径统计，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52 402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服务出口17 658亿元，增长14.6%。服务进口34 744亿元，增长10.0%。服务进出口逆差17 086亿元。

针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在2017年中提出“六稳”。2018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再次将“六稳”作为2019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稳外贸是“六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稳外贸的关键在于稳出口。

稳出口有利于稳增长。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别为22%和6.65%，201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和服务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8.2%和2%，合计占20.2%，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如此，出口增长对整体经济稳定增长还是具有直接影响。从需求角度看，出口是外需的体现，通常人们用净出口变化来计算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连续减少，对经济增长产生拖累。尤其是考虑到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阶段，而且还在大力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口需求相对强劲，如果不能做好稳出口的工作，国际收支形势可能更为严峻，甚至可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从供给角度看，稳出口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仅仅从净出口数量来看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全面的。设想一下，一个开放度很低的经济体和一个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其净出口都可能为零，难道两个开放度迥异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质量是一样的吗？越是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越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开放度高的经济体有利于把资源集中于自身更为擅长、更有竞争力的部门，从而实现更有效率的增长。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持续下降，这不利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因此，同样保持净出口稳定，不应从限制进口入手，而应着力扩大出口。所以，稳出口既有利于支撑经济稳增长，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稳出口有利于稳就业。面对我国人力资源结构变化的新形势，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行就业优先的政策。要落实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需要多方发力。其中，稳出口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无论是货物出口还是服务出口，总体上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出口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外贸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达到1.8亿左右，约占全国就业总数的23%。出口增长情况直接影响到大批就业岗位。另外，我国就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结构性矛盾尖锐，普通技工面临招工难、工资上涨过快的问题，而每年800多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为高校毕业生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是就业优先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服务出口尤其是知识密集研发、信息服务等服务外包出口增长较快，是白领就业岗位的一个新增长点。货物出口除了创造制造业就业岗位外，也产生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工作岗位，如贸易、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物流等，有相当比例是白领就业岗位。因此，稳出口不仅有利于就业岗位数量的增长，也有利于改善就业结构。

稳出口有利于增强信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美贸易摩擦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国内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稳定预期最为重要。采取得力措施稳出口，对于增强信心有直接作用。首先，因为外贸统计数据每月公布，出口数据好坏直接影响人们对形势的判断，如果出口数据好于预期，有利于及时扭转悲观预期。否则，可能加剧预期的恶化。其次，稳出口有利于稳定汇率预期。随着近年来我国经常项目国际收支顺差逐年缩小，人们担心2019年经常项目可能由顺差转为逆差，进而影响人们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如果出口能够保持增长，避免出现经常项目的逆差，就可以增强人们对人民币汇率的信心，也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信心。

二、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影响我国出口的因素，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各类因素叠加，相互影响，对稳出口形成挑战。归纳而言，以下三个因素影响最大。

第一，中国正处于比较优势的转换期，影响到出口竞争力。过去几十年，中国从位列全球第32位的出口小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大国和名列前茅的服务贸易大国，支撑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基础条件是中国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力。从出口结构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制成品出口大国，制成品出口占比约为95%。其中，2017年机电产品出口1.32万亿美元，占出口总额58.3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为29.49%。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机电产品还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其中有相当高的比重是全球价值链产品，在我国完成的增值环节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低成本劳动力是支撑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也相应上升，出口企业工人工资持续上涨，加上较高比例的社保费，企业用工成本成为影响传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有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走上出口导向发展道路，越南、印度、孟加拉等国迅速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全球市场的新角逐者。相比之下，我国工人单位劳动成本已经比这些国家高出数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面临挑战的同时，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竞争力虽有增强，但整体上看，尚未完成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升级。因此，我国制成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两头受挤”的压力。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强力追赶与挑战，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尚未能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中实现突破。结果表现为我国全球市场份额的下降。我国货物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于2015年达到13.76%，此后连续3年下降，2018年为12.65%，下降了一个多百分点（见图3.1）。与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的阶段相比，目前我国在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要实现货物贸易稳出口，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必须把短期政策措施与长期改革举措有机结合，既要千方百计维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竞争优势，还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图3.1 中国货物出口增长率及全球份额（以美元计，%）

资料来源：UNCTAD，中国海关。

比较优势的转换不仅影响到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也影响到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由于“对外开放不足，对内管制过度”，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来就不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服务业的竞争力也受到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速度都明显回落。自2011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速度在多数时间都低于全球服务出口增长速度（见图3.2）。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在2011年达到4.56%的水平后，一直持续下滑，2017年降到4.26%。近两年，我国政府多方施策，培育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在15个城市开展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18年还扩大了试点范围，延长了试点时间。在经历了两年负增长后，2017年和2018年我国服务出口分别达到了8.9%和17%的较高增长速度，这既有外部市场回暖的原因，也有竞争力增强的原因。服务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新兴服务优势不断显现，两年来，新兴服务出口增速明显高于整体增速，占比相应上升。这揭示出我国服务出口竞争力的增强潜力是巨大的。

图3.2 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率及全球份额（以美元计，%）

资料来源：UNCTAD。

第二，外需不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阶段，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落，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不少经济体将收入差距扩大、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主要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导致民粹主义盛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经济增长放缓与保护主义政策叠加，直接影响到全球贸易增长。1998—200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9%和10.8%。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分水岭，此后，跨境贸易明显减速。2008—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速分别降到1.0%和3.2%。

2018年美国经济表现抢眼，带动全球经济出现了回暖，全球贸易出现了明显复苏。但是，2019年主要经济体大多减速，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2019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值。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因素，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一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着资金外流、汇率贬值的风险。全球债务总额再攀高峰，债务总量已经达到2008年危机爆发时的两倍，金融风险上升。由于全球需求增长减速，初级产品价格回落，那些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体，国际收支形势恶化、汇率贬值、进口需求不振。而进口需求不振与保护主义抬头相互推动。

针对我国出口的保护主义是最为突出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是一百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看到中国庞大的市场时，很多国家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同时，很多国家也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因此，中国出口遭受了世界上最多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案例，受到影响的出口金额也是最多的。在经济下行时，一些国家比往常更喜欢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因此，2019年，经济减速导致的外需不振与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是我国稳出口面临的第二大挑战。

第三，中美贸易摩擦。中美互为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产生贸易摩擦是十分正常的。但是，2018年，美国以双边贸易失衡、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等为理由，针对我国输美货物分批次采取加征关税的政策，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双边贸易摩擦。

很多中国对美出口企业采取了“抢单”出口的策略，即抢在美国加征关税之前或从加征10%升为加征25%关税之前，尽可能加快对美出口。结果，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4 784.2亿美元，增长11.3%。自美进口1 551亿美元，增长0.7%。贸易顺差3 233.2亿美元，同比扩大17.2%。2018年的抢单出口，加大2019年对美出口的基数，即使中美谈判达成协议，美国取消额外关税，因为基数被垫高，2019年对美出口情况也不乐观。如果美国执意保持现有关税，或谈判破裂导致美国对华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则会对我国对美出口产生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据有关研究测算，如果美国对2 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将令我国对美国出口在2019年减少938亿美元，直接影响GDP的0.7个百分点。

中美贸易摩擦还加剧了我国出口产能的对外转移。由于比较优势转换，一些在华从事出口的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早就开始对外转移产能。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为规避风险，企业对外转移产能的情况进一步加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2018年在上海、浙江对向美出口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如果贸易摩擦持续时间较长，少量企业已经有转移计划，更多的企业会考虑转移。一旦将出口产能转出，将大大增加中国稳出口的难度。

三、综合施策稳出口

第一，着力降成本，增强出口竞争力。要进一步落实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各项政策，改善对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出口企业的金融服务，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资金成本。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尽可能实现足额退税，进一步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避免人民币升值。更大力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力度，降低政府对能源、运输等基础产品与服务定价，清理对出口企业的各种收费，减少出口企业缴费负担。继续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革，把改革重点从压减通关时间转向压减通关环节的各种收费，切实降低通关费用成本。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二，大力开拓新市场。市场多元化是我国优化出口结构的长远大计，也是短期稳出口的有效举措。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快，对我国产品需求旺，出口潜力巨大。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拓沿线国家市场。5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比整体外贸增长速度高2~3个百分点，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有力带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出口的支持力度。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支持出口具有重要作用，应扩大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并降低服务成本。加大对中小出口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支持力度，如支持中小企业到海外参展，发现新客户、开拓新市场。

第三，用创新增强出口竞争力。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跨境电子商务对扩大出口的作用。跨境电商增长速度快，潜力巨大，也是开拓新兴市场的利器。例如，2018年中国向俄罗斯发送的包裹价值达到2 446亿卢布（约合250亿元人民币），增长率达到18.8%。要支持出口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价值，持之以恒实现出口结构的升级。要支持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制造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继续支持外贸综合服务型企业、市场采购型出口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鼓励出口商业模式的创新。

第四，大力推动服务出口。服务贸易潜力大，我国具有发展服务出口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多种有利条件，特别是人力资源优势。2019年要深入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加快形成有利于增强服务业的体制环境。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引入国际优势资源和竞争压力，增加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牢牢把握信息技术进步对促进服务出口的战略机遇，大力支持数字化服务的出口，鼓励服务出口模式创新，大力发展服务外包。

[1] 隆国强，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