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中国式孵化经历的三个阶段及资源的局限性

双创浪潮下，大量孵化机构崭露头角，市场化、专业化、低成本、便利化的运营机制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众创空间、孵化器、企业加速器、高新区等孵化载体共同打造了良好的培育空间。

截至2018年底，纳入火炬计划统计的众创空间已有6 959家、科技企业孵化器4 849家、企业加速器500余家。据IKM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广义上的孵化器已超过20 000家，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孵化器聚集了人才、技术、资金、载体要素，研发、投资、孵化、产业支持相结合，成为新业态与新动能的聚集地。服务创业企业和团队超过60万家，毕业企业超过13万家，孵化上市企业3 000余家，孵化领域覆盖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疗、光伏、石墨烯、物联网和纳米等新兴产业，软通动力、启明星辰、科大讯飞、分众传媒、以岭药业等创新型企业崛起。

以龙头骨干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的专业化众创空间，带动了更多科研人员进行创新创业，有效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中国特色的孵化任重路远。

中国的孵化器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萌芽期（1987—1999年）、试验期（2000—2013年）、发展初期（2014年至今）。

图3–7 中国孵化器发展的三个阶段

数据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IKMResearch

孵化发展萌芽期涵盖了第一次创业潮末期到第三次创业潮早期，孵化发展试验期则包括了第三次创业潮。孵化发展初期，第四次创业潮开始。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改变了过往的生产孵化方式。中国孵化迅猛发展的时间与第四次创业潮重叠，中国孵化第一次跟上创业潮的脚步。

中国孵化在萌芽期时，主要由政府的力量推动，学习模仿海外经验；在试验期时，中国出现了多种不同形式的孵化探索；在发展初期时，与创业潮同步，创业市场活跃，孵化机构数量快速增长。

表3–3 中国孵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数据来源：IKMResearch

萌芽期（1987—1999年）

这是中国孵化器的探索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科技与经济脱节比较严重，大批科技成果尚未转化为生产力，非国有经济未受到重视，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举步维艰。

创业服务中心是孵化的主要产物

在孵化探索发展时期，事业单位形式的创业服务中心是孵化的主要产物。

西安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

高新区的代表——西安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成立于1993年5月28日，1997年被批准为“国际企业孵化器建设试点单位”。1998年，西安留学人员创业园成立，同时软件产业园管理办公室成立。2010年，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西安创新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纳入创业园管理范围。2013年，其被认定为“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业孵化链条建设示范单位。2014年，“创途在XIAN”众创空间成立，成为专业服务苗圃期创业项目的预孵化基地。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创业园拥有由新型孵化器、孵化基地、产业化基地、综合性功能园区组成的15个创业基地。围绕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疗和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方向，累计孵化企业超过1 200家，累计毕业企业超过500家、上市（挂牌）企业40家、留学创业人员1 078人，留学人员创立企业890家。

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先行者依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的工作总方针，致力于“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激发了科技工作者的激情和勇气。到1999年年底，中国孵化载体数量首次突破100家。江苏、山东、上海、北京等地的孵化器数量最多，其中江苏有超过15家的孵化载体，位居全国第一。

孵化萌芽期（1987—1999年）是打下中国孵化基础的阶段，至今仍有影响。

表3–4 中国孵化萌芽期大事件一览

数据来源：《孵化三十年》，IKMResearch

中国第一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

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成立于1987年6月，是中国第一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也是中国孵化器的发源地。这里诞生了国内第一家由事业单位改制为公司的企业孵化器。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秉承“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创业孵化服务、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宗旨，专注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投融资策划、网络、培训、物业、餐饮、通信等各类服务。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火炬计划”正式实施，培养科技企业孵化器被列为“火炬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科技企业孵化器被纳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

中国第一本孵化器行业的教程、第一个孵化企业产权报价系统、第一家由事业单位改制的公司、第一家产权式孵化器、第一个网络孵化器、第一个创客社区全部在此出现。

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已累计孵化科技企业1 891家、科技项目1 100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77项），毕业企业1 000家，孵化存活率达75%，培育了一大批科技企业和科技企业家，使大批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积累了丰富的行业资源和中、小企业孵化经验，其中凯迪电力、三特索道、凡谷电子、楚天激光、国测科技、银泰科技等毕业企业已成长为国内著名企业，极大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创业中心已累计提供就业机会87 000余次。

表3–5 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的发展历史

数据来源：该公司官网，IKMResearch

广州第一家孵化器——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1989年，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创业服务中心”）在天河东路成立，这是广东省第一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服务中心拉开了广州市乃至整个广东省的孵化器发展大幕，自成立以来，其一直致力于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各类资源与智力支持。同年3月，科技部首期创业中心主任国际培训班在广州举办，这次培训被业内称为中国孵化器行业的“黄埔第一期”。

作为广州创业孵化器的探索者，创业服务中心不仅培育出了一批优质的科技企业，更成为孵化器的孵化器，其充分利用自身多年孵化器运营的经验，辐射带动广州孵化器“新军”的发展。1989年，广州的孵化器只有一家，而现在，广州的孵化器遍地开花。截至2018年6月，广州的众创空间、孵化器总数分别达到164家（国家级53家）、261家（国家级26家）。2014—2017年，全市新增176家孵化器，其中接近20%是通过创业服务中心辅导而成立的；新增400万平方米的孵化器面积，其中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孵化器面积是得到了创业服务中心提供的策划或帮助而建立和拓展的。

北京第一家企业化运营的孵化器——北航天汇科技孵化器

北航天汇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北京市首家企业化运行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也是全国高校中第一家实行企业化运营的科技孵化器公司，同时还是首批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截至2019年，北航天汇科技孵化器累计孵化企业超过1 200家，从这里毕业的企业超过500家，年申报专利数超过360项，初步形成了以软件企业为主，生物医药、机电一体化、环保节能、新材料企业为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创业群体。

北航天汇科技孵化器依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电子信息领域的优势，充分发掘自身潜力，整合园区资源，聚集外部资源，打造了专业化的企业服务团队。针对创业企业的需求，建设基础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注册、商务、财务税务及相关政策咨询服务；搭建投融资服务平台，建立种子资金，联合投资机构开展创业投资，疏通企业的各类融资渠道，支持自主创新创业；搭建技术与人才资源服务的支撑平台，开展软件专业人才培训实训，提供软件人才输入等服务，增强园区企业的发展动力。逐步形成了以北航科技园区、北航孵化器入驻企业为服务主体，面向中关村科技园区及海淀园区企业的开放式发展格局，打造了北航天汇科技孵化器这个企业孵化服务品牌。

试验期（2000—2013年）

在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的孵化器数量从2000年开始快速增加，出现了第一个拐点。孵化器数量从164家快速增加到1 468家，年均增长率达18.36%。

该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创业投资、创业教育快速发展，国家和地方将孵化机构纳入创新战略，孵化机构行业管理更加系统化，企业孵化机构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

2000—2013年，中国孵化机构发展的投资主体从政府转向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化投资主体，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校、企业、个人、国内投资机构和外资机构积极进入市场，兴办孵化机构，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模式。民营企业孵化机构、中外合资孵化机构相继出现。

图3–8 2000—2018年，孵化器数量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IKMResearch

民营企业孵化载体涌现

民营企业孵化载体是指民营资本投资，利用民营机制的灵活性和民营资本的便利性，配备相应的服务，发挥民营企业家的经验和资源，通过持股和整合各项中介服务力量，推动科技创业企业加速成长的孵化器。这是中国孵化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尝试。

相比事业单位制与国营制孵化载体，民营企业孵化载体的市场身份更加灵活，生存模式与以往相比差异大，孵化载体面临强大的市场生存压力。压力之下，孵化项目筛选风格、孵化流程、孵化资源导入、孵化项目毕业等一系列运营条件也更具市场特色。

民营孵化机构的涌现是孵化蓬勃发展期区别于探索发展期的关键特征。民营资本的更新与涌入为孵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成都天府新谷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的国家级科技孵化器，成立于1994年，其前身是四川校办科技产业园。截至2017年，天府新谷入驻企业700余家、创业者13 000余名、孵化场地40万平方米，已形成集工作、生活、创新创业为一体的创业生态圈。这里诞生了3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50多家“双软”企业、621项自主知识产权、522项软件著作权。从这里毕业的企业超过300家，每年孵化的企业产值达35亿元。

中国特有的留学生创业载体

随着孵化器产业的深入发展，传统单一模式的孵化器开始延伸，留学生创业园、专业技术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快速发展。具有形式多样化、功能专业化、技术服务平台化和组织网络化的特点，在全国形成了健康、蓬勃、规范、有序发展的良好环境。

表3–6 中国孵化试验期大事件一览（2000—2013年）

数据来源：《孵化三十年》，IKMResearch

留学生创业园是中国独有的，专门服务于留学回国人员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其在一般孵化器的基础上，针对留学人员提供特殊孵化服务。留学生创业园具有一般孵化器的特点和功能，又具有自身特色。一方面具备符合留学人员创业特点，提高企业存活率和成功率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具有进一步发挥留学回国人员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加速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带动海外人才引进，打造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

中国首家留学生创业园——南京（金陵）留学人员创业园，由南京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南京市人事局共同创办于1994年9月。

孵化载体国际融合明显

国内孵化机构与韩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印度等国家的政府机构、孵化器、加速机构、风险投资机构、行业联合会等开展共同孵化合作，对接全球创新链，形成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提升创新水平，加速创业企业成长的国际化发展新局面。

一般孵化机构的国际化发展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中资企业出海：中国本土孵化机构赴海外兴办孵化机构。

中外合资：国内的孵化机构在投资主体中引入外资，通过中外合资整合国内外的科技创新服务资源，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国际化的服务体系。

外资企业入驻中国：来自国外的知名优秀孵化机构直接进入中国，以独资或与国外合作的形式创办孵化器，引入双方孵化载体发展的成功经验。

入驻北京中关村的“韩国IT发展中心”，分布在上海、青岛等地的以色列孵化器，山东省同乌克兰教育与科技部合作创办的“济南中乌高科技合作园”，山东省与白俄罗斯合作兴办的“中白科技园”，辽阳市政府与俄罗斯托木斯克市政府合作创办的“中俄高新技术成果推广示范基地”等都是典型案例。

以色列与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合作。中国多地设有中国—以色列孵化载体园区，包括上海、深圳、广州、青岛、珠海等城市。以孵化载体的形式引进以色列科技创新企业，借助中国产业化的优势，帮助以色列企业实现商业落地，达到多方共赢的效果。以色列科技孵化器项目现有18家技术孵化器和2家指定的生物技术孵化器。另外，由两国政府牵头举办的“中以创新投资大会”已经举办了5届，连续的特色活动搭建了常态化的经贸氛围。复星、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对以色列项目的投资活跃。英菲尼迪在以色列和中国的企业巨头（包括以色列最大的多元化产业集团IDB集团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支持下，成为重要的中以基金管理集团，充分利用专利技术、商业网络、创业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进行有效的投资。

截至2017年末，中国国内进行国际化发展的创业孵化机构有221家。国内机构在海外注册的创业孵化机构共有28家，在海外注册的创业孵化机构中，在孵团队企业共有1 022个，国内机构在海外注册的创业孵化机构的跨境项目达309个。

发展初期（2014年至今）

这是中国孵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孵化器数量从2014年的1 755家增长到2018年的4 849家。到2018年底，全国已有11 000家创业孵化机构，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达62万家。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深化孵化机构行业发展的政策与意见，进一步满足了新时期大众创新创业的新需求。《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加强创业辅导服务，提升孵化服务综合能力。“十三五”期间，我国各类创业孵化载体数量将达1万家，力争使一半以上的孵化载体具有创业投资功能，创造就业岗位超过300万个，上市和挂牌企业超过2 000家。

从学习海外孵化器经验开始，到市场迅速发展，再到市场陷入迷茫，中国孵化之路才刚刚开始，且越来越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孵化之路。

表3–7 中国孵化发展初期大事件一览（2014年至今）

数据来源：网络，IKMResearch

企业新登记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加

孵化行业发展迅速，中国创业市场活跃。2018年，全国新登记企业670万户，较2017年增长10.3%，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8万户，较2017年的日均新登记企业1.66万户有了明显提升。2018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共有2 149.6万户，较2017年增长11.67%。目前市场主体1.09亿户，其中企业3 434.6万户。

自全面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先照后证”改革、“多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简易注销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改善了企业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便利度分数由2012—2013年的61.13上升到2015—2016年的64.28，提高了3.15分，中国全球营商便利度的排名由第96位上升到第78位，提升了18位。

孵化主体发展，整体数量增加

“十二五”期间，中国孵化器建设进入繁荣时期。截至2018年末，纳入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的众创空间6 959家、科技企业孵化器4 849家、企业加速器500余家。全国在孵企业和团队62.0万家，其中，孵化器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20.6万家，同比增长17.7%。众创空间服务的初创企业和创业团队41.4万家，与上一年相比基本持平。全国创业孵化机构从业人员达到21.8万人，其中孵化器行业从业人员总计7.3万人，众创空间从业人员14.5万人。跟创业早期相比，孵化载体运营能力、受孵企业数量都有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IKMResearch

图3–9 2000—2018年，中国在孵企业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孵化企业数量大幅上涨，存活质量明显提高

中国创新孵化成果喜人，毕业后上市（挂牌）企业3 870家。截至2018年末，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中已累计毕业企业13.9万家，2018年的在孵企业平均收入达366.7万元。华为、阿里巴巴、百度、新浪、楚天激光、中星微电子等企业都接受了孵化器、高新区或者创业基金等的支持帮扶，成为地方政府规划新兴产业的标杆和领军企业。

百度的李彦宏、中星微电子的邓中翰、启明星辰的严望佳、澜起科技（上海）的杨崇和、亚信科技的丁健、成都国腾公司的何然等一大批企业家，都是在孵化器中成长起来的创业明星。

新登记企业中，小微企业占90%，小微企业周年生存率约为70%。数据显示，2014—2018年，年度注销企业数量分别为50.59万、78.84万、97.46万、124.35万和181.35万。从注销和新设企业的比例来看，2018年新设企业与注销企业的数量比为3.69∶1。

自中国第一家孵化器成立以来，中国孵化器的组建和发展最开始是由政府主导，大企业及民营资本进入，这是一个创业探索的过程。中国孵化器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特定经济环境及政策环境的影响，它的建立与发展依存在中国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土壤。中国孵化器的发展是在最初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孵化器经验的基础上，从简单复制到自主创新，特别是第四次创业潮兴起的2014年，中国孵化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管在规模、数量还是类型上，都有了全面提升。

辅助资源滞后于创业发展

回顾中国孵化与创业潮的发展过程，辅助资源滞后于创业潮的发展。创业潮开始前，中国的商业市场自由活跃度不高，孵化必备的商业资源短缺。由于有生长时差，中国孵化的创新能力一直难以跟上企业的发展速度。

本土天使投资人和创业投资机构处于新生阶段

风险投资发展史与孵化紧密相连，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这一时期主要沿袭传统政府拨款式的投资机制，与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有一定差距。

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第三次创业潮结束，外资与民间资本开始活跃。

2000—2011年是整个PE/VC（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曲折发展的时期。200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有了大发展，IDG资本先后投资了100多家公司，基本覆盖了所有互联网企业，包括搜狐、百度、腾讯等；2001年是中国创投界的第一个资本寒冬年；2002年，创业板未能如期开放，资本寒冬加剧，新本土创投诞生；2003—2004年，随着携程、盛大的上市，美元创投回暖；2011年，PE/VC大量进场。

遗憾的是，中国风险投资在发展之初就遭遇了寒冬，资本在第三次创业潮中没能抢占先机。早期国内资金市场不够完善，大量科技型企业转向国际资本。资本退出渠道对新兴产业支持不足，很多处于发展关键阶段的创新型企业因尚未盈利或业绩波动而无法通过发行审核，创业投资资本退出机制不畅，影响了创业投资资本的良性循环。

图3–10 国家对创新孵化投资的政策支持

数据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IKMResearch

第三个阶段：2014年至今（第四次创业潮），PE/VC发展加速。

2014年5月，PE/VC机构受到一系列政策的影响，发展加速。PE/VC机构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多个创业风口。O2O（线上到线下）投资创业大战如火如荼，成为2014年最热闹的风口。2014年共有15家企业陆续赴美IPO，募资额达到创纪录的304.52亿美元，聚美优品、京东、阿里巴巴等先后上市。

此外，越来越多的富裕人群与企业也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天使投资领域，挖掘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投资中获得更多收益。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的活跃带动了创业服务行业的发展。天使投资人和创投机构的繁荣加速了创业服务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升级，促使创业服务行业快速发展。

人才资源累积过程中出现断层

《2019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瑞士的人才竞争力排名全球第1，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中国排名第45。

中国的高新技术人员教育输出率一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我国高层次专门人才紧缺，全国29个专业技术领域中，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共157.3万人，仅占总数的5.5%。以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为例，2000年，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每万人中美国有41人，日本有50人，韩国有21人，而我国仅有5人，分别是美国的1/8、日本的1/10、韩国的1/4。

吸引海外人才一度成为改革开放早期弥合人才断层的重要方式。对高端人才需求的持续加大，使中国制定了从国家到地方两个层面的人才吸引结构，人才猎头工作站点作为体制外的补充。

对院士、“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杰出青年”、“优秀青年”进行奖励，吸引高端人才。部分高校或地方政府还会为人才及其配偶提供城市落户、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补助或帮扶，使其无后顾之忧。2018年，深圳市为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宣布从境外引进的短缺人才将享受15%的个税优惠。

图3–11 2019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

数据来源：GTCI，IKMResearch，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