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巨大转变，高速增长的经济面临边际效应，中国已不能再依赖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来维持GDP增长。

经济增速的变化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减弱将给整体经济带来下行压力，经济增长具体受到以下6大因素制约：1.固定资产投资，2.人口结构变化，3.劳动参与率变化，4.自然环境变化，5.生产率变化，6.其他。

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收益不断下降

改革开放的前30年，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至关重要，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需求增长和就业创造。在这期间，中国的GDP平均增速约为每年10%，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均每年约为25%。2003—2012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20% 以上。其中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0.5%，此后逐年下降。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高达45%。中国是全世界大国中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最高的国家。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是资本形成总额的主要构成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2009年后逐步下降，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在逐步降低。2000—2010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均超过50%。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56.2%，资本形成总额的年平均贡献率仅为43.8%，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年平均贡献率几乎为零。

2018年1~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 636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与1~11月持平，比上年同期回落1.3 %。从环比速度看，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0.42%。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394 051亿元，比上年增长8.7%，增速比上年提高2.7 %。

2019年1~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51 478亿元，比上年增长5.4%，增速比1~11月加快0.2%。从环比速度看，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0.44%。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311 159亿元，比上年增长4.7%，增速比1~11月加快0.2%（2019年固定资产统计口径有更新）。

从产业上看，第一产业投资12 633亿元，比上年增长0.6%，增速比1~11月下降0.1%；第二产业投资163 070亿元，增长3.2%，增速加快0.8%；第三产业投资375 775亿元，增长6.5%，增速回落0.2%。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4.3%，增速比1~11月加快0.6%。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24.1%，增速回落1.2%；制造业投资增长3.1%，增速加快0.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4.5%，增速加快0.9%。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比上年增长3.8%，增速比1~11月回落0.2%。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下降0.1%，增速比1~11月增长1.6%；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9.0%，增速加快0.2%；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1.4%，增速回落0.3%；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0.3%，增速加快0.1%。

图1–17 资本形成作为经济引擎的作用力减弱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9

图1–18 固定资产投资投入情况与资本形成对GDP的拉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9

2012年以来，我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一直维持在20% 左右，远高于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在民间投资持续疲软的情况下，以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的增长来源，投资占比也从2012年的21% 上升到2016年的25%。2017年，房地产投资总额在11万亿元左右，商品房销售面积在19万平方米左右，商品房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房地产直接拉动GDP 1.01%，比2016年增加了约0.301%。20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达12万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达17.1654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在14.9973万亿元以上。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不仅限于房地产行业本身，从拿地到施工、销售、竣工、交房、装修等生产环节，对建筑业、园林业、建材、机械加工、家电、家具、仓储、物流、金融（按揭贷款）等57个相关产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地产投资（占比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比30%左右）、基建投资（占比25%左右），采矿业、农林牧渔业等占比较小。

2019年，大规模减税背景下的制造业投资也仍处于顺周期，增速逐步从2018年底的9.5%下降至2019年底的3.1%。

原发性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去只有地产和基建，2020年新基建创新投入和传统基建稳增，两者都非常重要。

从投资收益到投资风险，固定资产投资的制约因素不断增加。

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巨变，人口危机突显

庞大的人口数量过去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一方面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来自1962—1976年的第二次婴儿潮。中国到目前为止，共出现了三次婴儿潮。

第二次婴儿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但这代人的老去再加上计划生育的实施，使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据统计，中国排名前1 000名的富豪80%生于1962—1975年，属兔的最多，都是1963年出生的。这些富豪跟美国比年轻了10岁左右，跟日本比年轻了12岁左右。

人口红利减少，人口结构弊端显现。2011年，中国人口结构的拐点出现。从2012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

中国人口结构已经有从金字塔结构向倒金字塔结构发展的趋势。

人口金字塔（population pyramid）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老年人口已占全部人口的12.7%，老龄化问题严峻。在“少子高龄”的趋势下，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口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等原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的特定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目前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最高峰出现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26%，其中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我国已进入国际标准规定的老龄化社会。2014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重要的老龄化标志：1. 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第一次超过10%；2. 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第一次超过15%。

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9 700万左右，占总人口比重的7.5%；201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4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0.5%。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趋势正在加剧。2011年开始，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增加，2015年，老年人口增速已经达到了4.48%。预计到2020年，全世界每4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1个生活在中国。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预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在2018年底达到了2.49亿；到2033年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的1/4左右；2050年前后将达到4.87亿，约占总人口的1/3，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双双达到峰值。

图1–19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预测报告》，IKMResearch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要远远快于很多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上升到14%，中国只用了27年。法国、瑞典和美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从7%增加至14% 分别用了115年、85年和69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老龄化进程仍将加快。2013年，中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2 260万，到2050年，该数字将乘以4，达9 040万人。

除了进入老龄化社会所需的时间短以外，中国未来的老年人口数量仍将以高速递增。我国在1999年就正式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一样“老”得这么快的国家和地区。仅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从10%攀升到了20%。过高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将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阻力。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就是原因之一（目前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27%）。

我国每年约新增1 000万老年人口，预计到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14%，中国整体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图1–20 中国老龄化趋势预测

数据来源：UN，IKMResearch

根据中国老龄委预测，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老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速为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速。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以上。2051年之后，中国将进入稳定的重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规模稳定在3亿~4亿，老龄化水平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

人口的规模和年龄结构由生育率、死亡率和移徙率三方面共同决定，人口老龄化将凸显税收缺点。

人口变化所带来的潜在税收影响，中国将远大于其他国家。

生育率下降

生育率的下降将会使老年人口增速变快。21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生育观念逐渐改变，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世界各国的平均生育率从1950—1955年的4.95‰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2‰。

中国的生育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2.7‰下降到2018年的1.6‰左右，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低生育率国家。世界平均生育率为2.45‰。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已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图1–21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税收水平对比

数据来源：OECD，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9

2016年，中国开始施行二孩政策。2016—2017年，二孩的出生率非常高，二孩的出生数量占出生人口数量的一半以上。但距离开放二孩生育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年多，没有选择生育二孩的家庭可能不会选择再次生育。

2018年，全国共出生人口1 523万，二孩占比保持在50%左右。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为1 465万，人口出生率为10.48‰，出生人口较2018年减少约58万，连续第3年下降。同时，2019年的人口出生率也为1952年以来的最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也已见顶下滑。

保守预测，5年内，中国每年的新生人口数量将跌破1 000万，10年内，中国每年的新生人口数量将跌破800万，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可逆的。出生率一旦下降，则难以回到过去的水平。

生育率的下降将导致“婴儿荒”。1950年，每个育龄女性平均约生育4.7个孩子。中国的生育率在近50年内极速下滑，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60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5.7‰，2016年已降至1.6‰，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图1–22 1950—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与出生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9

当一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下降至2.1‰及以下时，人口总数就将开始萎缩（儿童死亡率高的国家更明显）。目前，世界上近一半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017年，北京和上海的生育率只有0.7‰，远低于日本（1.3‰）、泰国（1.2‰）、韩国（1.0‰）等国家的生育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

图1–23 1950—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平均期望寿命的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IKMResearch

韩国2019年的生育率为0.92‰，平均1名女子终身生产不足1名子女。韩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零出生率的国家，即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

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的现象将提前至2027年出现，2065年，中国的总人口将减少至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人口规模。

人均预期寿命增加

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显示，1990—2019年，全球人口预期寿命从64.2岁增加至72.6岁。全球卫生组织统计，2019年，在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0.31岁，女性为75.33岁。

1949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2018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70年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一倍。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的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已经反超美国。

全球预期寿命具有显著延长的趋势，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有望更长。

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少子化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是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将会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复杂。人口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现在与未来，中国也要面对人口因素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短暂的人口红利历史机遇期

过去40多年，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因素功不可没。但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改变。2011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4%，此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

从2012年开始，中国总人口增速已经超过劳动人口增速，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正迅速加重。

人口红利将成为人口负债

人口发展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为人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第二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人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第三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人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在人口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人口的出生率大幅降低，抚养少儿人口的支出快速下降，使资本快速积累成为可能。受到人口发展第二阶段高出生率的影响，此时的劳动力供给依然充沛，使劳动力增长成为可能。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其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由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要素共同决定的。当人口结构从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时，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特征恰好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和劳动力供给条件。此时，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称为“人口红利”。

图1–24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WHO，IKMResearch

图1–25 1982—2042年，中国劳动人口与总人口增速

数据来源：Bloomberg，IKMResearch

人口红利并非一种没有成本的“馈赠”，相反，人口红利期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多少好处，人口负债期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人口红利期时，适龄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社会抚养比较低，反之亦然。从定量的角度看，人口红利与社会抚养比呈反向变动的关系。

图1–26 人口红利变化图

数据来源：IKMResearch

“十三五”期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降低，2020年之后，人口红利将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中国的赡养比例，即非劳动人口（主要是老年人和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预计将在2020年和2030年分别上升至43%和47%（2050年将达到63%），目前约为38%。

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劳动人口快速下降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稳定而高质量的劳动人口是维持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新增劳动力供给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十三五”期间，预计年均新增劳动力1 552万人。

在二孩政策的影响下，2035年，劳动人口短缺这一现象将有所缓解，新增劳动人口数量逐步回升，2046年以后新增劳动供给将再次快速下降。

图1–27 中国15—65岁劳动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CRIC，IKMResearch

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将逐步提高，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比重将有明显提高。比较未来劳动人口的供给和需求可以发现，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会带来就业需求的下降，但教育会延迟劳动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平滑劳动人口供给。在未来的10多年中，劳动人口需求虽然大于供给，但需求缺口并不是太大。

中国老龄化社会负担远大于其他国家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性问题，未来15~35年，全球各经济体都将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目前欧洲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占25%），到2050年，全球除非洲以外所有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将接近甚至超过总人口的1/3。到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增长2倍多，2100年将增长3倍以上。全球老年人口在2030年时将达到14亿，2050年将达21亿，2100年将上升至31亿。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增速加快，每5个人中就有1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未富先老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未来老龄化现象将扩大至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全球的养老压力将会越来越重。

中国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快且老年人口数量大于韩国、日本全国人口数量。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比任何国家都要严重。

表1–1 全球老龄化趋势数据

数据来源：UN，IKMResearch

养老金入不敷出

在目前的养老金筹资渠道中，财政补助是一个重要的来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19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5.4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约10%，近三年增幅达到近40%。2018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达4.75万亿元。2018年7月1日，我国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2018年调剂基金总规模达2 422亿元。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养老金入不敷出、两极分化的问题日益严重，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的累积结余或将耗尽。

社会抚养比显著上升

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现有劳动人口的抚养压力也逐步增加。再加上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人口老龄化会加重现有财政、企业以及劳动人口的负担，从而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2005年，中国每6.1个劳动人口供养1位老人；到2025年，将会是2.5个劳动人口供养1位老人；到2050年，将下降到1.6个劳动人口供养1位老人。《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显示，2011年，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为3.16∶1，即平均每个领取养老金的人需要3.16个参保企业员工来供养；到2016年，这个比例变为2.8∶1。

图1–28 老年人口抚养比压力增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

人口老龄化使养老保险资金不足的问题愈发突出。中国未来将有1.8亿独生子女面临赡养老人的问题。

劳动参与率下降，廉价劳动力匮乏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包括：人口，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对应的劳动参与率水平不同，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带来总体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出现变动；周期，经济的周期波动也会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

根据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2000年和2010年，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分别是77%和71%。

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处在较高水平，而高劳动参与率是不可持续的。1990—2019年，中国的劳动率已经下降接近10%。美国劳动参与率的高峰大约为67%，出现在2000年前后，自2000年开始，劳动参与率逐年下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劳动参与率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阶段，主要原因是妇女参与劳动的比例大幅上升和“婴儿潮”（指1946—1964年，美国在此期间共出生了约7 600万名婴儿）时期出生的婴儿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青少年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受妇女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等因素影响，美国劳动参与率长期处于下降的阶段。日本已经是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国家，1990—2019年，日本的劳动参与率由63.4%下降至60.6%，直接下降了2.8%。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劳动参与率也越低，高收入国家平均劳动参与率为60%左右。2005年以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目前仍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可见过往的高人均GDP离不开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将会进一步降低。我国劳动参与率呈现倒U形，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较低。2010年，15~19岁和65岁以上两个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只有33%和21%。从劳动力数量来看，中国的“80后”人口为2.28亿，但是“00后”人口只有1.2亿。“00后”人口比“80后”少了1亿。由于劳动人口数量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少。中国的劳动人口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

劳动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开始萎缩，劳动力薪酬增长远远超过了生产效率的增长，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不再。

根据研究机构埃信华迈（IHS Markit Technology）的数据，2016年，越南的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为2.38美元，中国为4.99美元，墨西哥为3.82美元。埃信华迈预测，到2020年，越南的制造业工人工资约为每小时3.10美元，中国为6.50美元，墨西哥为4.82美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几乎是越南的2倍，墨西哥的1.3倍。

图1–29 中国、美国、日本的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IKMResearch，2019

图1–30 2014年，各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呈倒U形

数据来源：Wind，IKMResearch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16~59岁劳动人口继续减少，劳动人口总量首次跌破9亿，为8.964亿，就业人口总数下降至7.75亿，同比减少115万人。

与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消失，高素质劳动力占比仍较低，制约因素明显。

环境污染越发严重

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增长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表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3]。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恶化；在后工业化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超过规模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逐步得到改善。但如果没有人为的政策干预，环境质量不可能自然反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不会自然出现。中国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耕地面积的人均拥有量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0%，油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6%。

耕地资源不断逼近红线

2008年，国土资源部明确，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亿亩的红线以上。2017年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要求到2020年、203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规模要保持在18.65亿亩、18.25亿亩以上。

目前，全国的耕地保有量约为18.27亿亩，全国每年粮食播种面积大概在15亿亩左右。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在其《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警告说：“2030年，中国的粮食缺口将达到3.69亿吨，不仅中国无法养活自己，世界市场也负担不起中国所需的粮食量。”

2014年4月17日，《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发布实际调查的约630万平方千米的土壤，全国总的土壤污染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林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0%，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5.9%、1.6%、1.2%和1.3%；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4%，未利用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1.4%。

中国目前的耕地保有量已经处于红线边缘。更糟糕的是，在土地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实际耕地保有量要比现在的红线标准再高出15%左右才能有富余。以18亿亩耕地的面积计算，至少需要21.17亿亩耕地才能保证实际可用耕地面积在红线以内。

空气质量堪忧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发布的《中国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2018）》显示，各省（市）在2018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执行力度都很大，部分重点省市超额完成任务。

研究结果显示，自实施污染减排和总量控制政策以来，我国污染物排放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从2006年的541.5万吨下降到2013年的319.5万吨，下降了41%。COD去除率从2006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85.6%。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从2006年的2 234.8万吨下降到2013年的1 835.2万吨，下降了17.9%，二氧化硫去除率从2006年的39.2%增加到2013年的71%。

环境修复成本巨大，削弱未来的竞争力

过度消耗环境资源并不能使GDP达到有效增长。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在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过去10年，中国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GDP的10%。这一比例比韩国和日本高出了数倍，也远高于美国。

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就指出，环境污染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大概占每年GDP总量的3%~8%。

图1–31 耕地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

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高昂，2000—2017年，我国对环境治理的投入从1 014.90亿元增长至9 539亿元，复合增速达13.2%。2017年，我国环境治理投入的资金占GDP的比例为1.15%。

图1–32 重点省、市、地区的PM2.5年均浓度变化图

数据来源：中国清洁空气联盟，IKMResearch

过度污染环境相当于通过向子孙后代“征税”来提高当前的国际竞争力。环境污染从发生到修复完成需要漫长的时间，资源耗尽、生态破坏之后，国家不可能有未来。

中国的生产率水平亟待提高

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生产率水平息息相关。目前，中国的生产率水平并不高。1990—2000年，生产率进步贡献了GDP增长量的将近一半。但在过去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0%，为3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要弥补劳动力和投资因素造成的增长动力不足，让GDP年增长率从现在起至2025年保持在5.5%~6.5%的水平，生产率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就需要达到35%~50%。提高生产率也是创造高附加值工作机会的必要条件。而有了这样的工作机会，才能为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

2017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01 231元/人，比上年提高6.7%，低于经济增速0.2%。

由于缺少劳动力和投资拉动，中国只能更多地依赖创新来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这正是创新重要的原因。以TFP（多要素生产率，劳动力和投资等生产要素以外的来源所创造的增长）这一指标来衡量广义创新（包括赶超发展带来的生产率增量）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益。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应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石》，1990—2016年的前30个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长要素中，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74%，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24%，TFP投入的贡献率为2%。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少。

图1–33 环境污染治理投入额占GDP的比重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9

图1–34 2014—2018年，中国的生产率水平

数据来源：世界劳工组织，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