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

作为同一个城市同一领域的竞争对手，华为和中兴的战争是全方位的，从市场到研发，从人才到客户渠道，甚至间谍战和情报战也层出不穷，以至于双方都在对方安插了不少卧底。华为高层会议刚开完，会议精神还没传达，中兴的高层领导就拿到了会议纪要。当然，华为也马上知道“中兴拿到了华为的会议纪要”。华为的高层领导经常会看到一份竞争对手动态，里面详细陆述了中兴活动的一举一动。华为的研发负责人还看过中兴ATM交换机详细的开发资料以及中兴接入服务器的立项报告。2001年三季度，任正非在中央领导人曾入住的麒麟山庄开高层会议，会上刚讲完“华为2001—2002年十大管理要点”，就被中兴通讯内部抢先发表了，据说是会议室里有中兴通讯的监听设备！

90年代末开始，华为各部门总监都接到通知，在招人的时候要注意应聘人的工作背景，防止间谍。在华为中研部查出了好几个拿着中兴的工资到华为工作的开发人员，他们可是拿双份工资的。还有一个信息泄露的渠道是配偶，华为员工中，有很多人的配偶或是男女朋友在中兴工作。华为发现这是一个保密漏洞，于是通过白查和公司调查，掌握了所有有配偶在中兴通讯工作的员工名单。在中研部，每个部门总监都有一份黑名单，里面是本部门有中兴通讯配偶的员工名单。对这些员工，首先是动员他，让他的配偶离开中兴，如果不行，则控制使用，不提拔他。

为了防止技术资料被对手盗走，华为采取了所有能采取的行动。在开发实验室中安装摄像头，监听电话，检查所有员工来往的电子邮件，所有电脑的对外接口都被封掉，但还是挡不住对手的间谍行为。无线业务部有五名开发GSM的骨干技术人员被中兴挖走，带着华为的全套GSM开发资料到中兴的上海研究所工作。华为通过上海工商管理部门突击检查了中兴的上海研究所，在电脑中当场查到了带有华为标志的技术文档。当时负责知识产权部门的宋柳平高兴地说；“这一回是当场抓到证据，我们赢定了”。但后来这件事却不了了之，原因是中兴多年来在上海经营，上海的关系比华为要深。

数据通信部也出了一个“内鬼”。有一天快下班时，中研总裁洪天峰把数据通信业务部负责人刘平叫去，带刘平去了位于科技园用服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一个保安让刘平听了一段电话监听录音。这是从用服中心大厅的公用电话打出的，被叫号码是中兴公司的一个号码。电话内容是关于向对方提供A8010接入服务器源代码的讨价还价。刘平听出来是数据通信部门的一个博士，接着检查了他的所有邮件，发现有发送给对方的源代码。刘平马上把这个人叫到会议室和他谈话，他狡辩了一会，但在证据面前，他最后无语，当晚就被开除了。

原《华为人》报一位副主编S某离开华为后投奔中兴掀起了一场波澜。S某是华为的老员工，对华为的情况比较了解。由S某执笔，向中央投了一封检举信，检举华为在经营中有不法的行为，如内部职工银行是非法集资等。在1998一1999年间，中央派了一个调查组进驻华为进行调查。在等待调查组结论的那段时间，任正非一定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