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战告负到产生“黄金牛”

任正非、郑宝用带领下的华为从来就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更不会坐下来享受已经取得的成果，认为产品的不断扩张才能导致市场的不断扩张，而这正是华为公司能实现不断扩张的基础。

1995年中研部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对新研发业务进行产品化的部门——新业务部。当时想做的两个产品中，一个叫倍增器，当时大家考虑到中国的双绞线电话资源比较紧缺，未来在一个电话线上进行压缩传八个电话可能会成为潮流。另一个是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络)业务，希望能在一个网络中可以同时实现打电话、拨号上网，可视图文等应用，包括ISDN终端(在一个终端上既可以打电话又可以上网)。

新业务的起步并不如想象那般容易，之前没有任何技术积累地做新产品，失败的可能性远高于成功的可能性。产品还没做完，市场形式就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快倍增器的市场需求就萎缩了。ISDN终端放到1995年年底新成立的北京研究所，成为北京研究所的第一款产品，后来也遇到诸多不顺。

一开始，华为中研新业务的发展初战告负。但华为公司没有放弃新业务的发展，而是以更大规模和全新的组织运作发展新业务。1996年，25岁，意气风发的李—男任第二任中研部总裁。他重新整合了华为在新业务方面的研发工作，成立了多煤体业务部，由刘启武任多媒体业务部的总经理，黄耀旭任副总经理，刘平任总工。多煤体业务部着眼于会议电视系统，传输，接入网、HFC、ATM、数据通信等华为认为有前景的新产品，又开展了很多新产品研发。

同时，中研部也进一步加强了研发平台资源的建设工作，成立了中研硬件部，负责中研部各个业务部硬件技术平台，发展了更为专业的硬件工程师队伍。硬件部负责共享器件，共用零部件的统—规划，研发，应用和维护，并进行共用硬件模块化设计的研究，跟踪业界最新的硬件设计工具和硬件技术。这些工作对在各产品间共享经验与人才，减少新产品的开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提高了中研部整体的研发效率。

调整后的多煤体业务部主要着眼于基于C&C08交换机的扩展技术应用，如传输、接入网，一开始都是基于C&C08万门机上的光接口技术及相近技术的研发。新成立的多媒体业务部加强了在公司内部与其他业务部的合作，以及公司外部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联系。

周代琪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他带着他的ATM课题和研究生来华为搞开发，后来就留在华为，成为华为多媒体业务的技术骨干，之后又成为华为西安研究所所长，周代琪的加盟使华为在ATM方面具有了一定的基础。

朱天文是中科院微电子所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所里工作，后来跳槽到华为。当华为开始准备搞光传输系统的时候，李一男首先选择余厚林，但余厚林不想再搞新产品开发了，于是选择了朱天文。朱天文带了几个人到武汉，在部电部光传输研究所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一边学习技术，一边认识光传输所的人。后来传输业务部的很多技术骨干就是从那个研究所挖过来的，包括后来华为传输业务部的技术总工。

从武汉回来后，朱天文突然想念北京了。这时候北京研究所刚刚成立，他向李一男强烈要求去北京工作。李一男无奈，最后选择黄耀旭来负责光传输的开发。

黄耀旭是浙江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刚来华为的时候是在C&C08万门机开发项目组搞硬件开发，和余厚林一起开发光接口板。黄耀旭在光传输的研发中，改进了光传输项目的组织运作，加强了与公司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沟通。传输业务部多次组织与交换业务部、硬件业务部、北京研究所等部门交流，很快吸收了通信协议和系统定时等方面的经验：通过不断关注竞争对手的发展情况，避免了很多类似系统的设计缺陷。传输业务部在中研内部进行多方求助，推进部门间的技术交流，在公司外部也聘请了不少专家咨询，这些措施都减少了传输新产品发展过程中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加快了项目进展。

1996年年中，李一男根据市场需求，将多媒体业务部又分为三个部门——多煤体业务部、传输业务部和数据通信业务部，刘启武、黄耀旭、刘平三人分别任这三个部门的总监。随后，中研部总结了前期发展新业务的教训和经验，确立了将数据通信产品线放到科研信息和人才相对充裕的北京地区，由北京研究所来组织发展。

黄耀旭在传输业务产品线上充分发挥了他的组织管理能力，擅长运用和带动公司内外部资源，把传输业务部发展成为华为公司继交换机之后的第二个盈利点。1997年传输销售1个亿，1998年传输销售10个亿，成为华为的第二匹赚钱的“黄金牛”。产品的成功带来了负责人地位的提升，黄耀旭也因此成为华为公司的高级副总裁、研发产品线管理办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