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殷浩被贬到东阳信安，转眼一年多了。与王羲之分手，更是快四年了。前些日子听说他辞了官，住在剡县。剡与此地相距不很远，他很想过去看看，或请他过来，一叙别情。他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写的好几封信。现在看来，他劝阻自己北伐是对的，这些信也就觉得弥足珍贵。

从堂堂的扬州刺史、参政大臣，成为穷乡僻壤的一介平民，殷浩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是的，是失落感，但又莫名其妙，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是因为失落了权势吗？扪心自问，他并不是贪恋权势的人。以前他辞官屏居墓园将近十年，屡征不起，就没有这种感觉。大概那时还年轻，觉得来日方长，现在却到了知命之年，来日无多了吧？

在家人看来，废居信安以后，他虽沉默寡言，却也心平气和，一副夷神委命的样子，看不到有什么流放之戚。只是他总喜欢一个人，默默地，伸出一只手指，在空中比比划划地好像写什么。后来按照他的笔顺反复观察，原来他写的始终是四个字：咄咄怪事。

什么咄咄怪事？是战场上的失败吗？是被免为庶人吗？问他，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觉得一切都莫名其妙，说不清道不明。

他有个外甥名叫韩伯，字康伯，以前我们提到过他。他聪明好学，殷浩很喜欢他，说他将来必成大器。果然，他注释的《周易》，属于王弼那一路数的，发挥义理，很为人所看重，后世的儒者把它与王弼的注释一道，收入最权威的官方《周易》注本中，一直流传到现在。康伯也很敬重舅舅，为了使他不觉伤感和落寞，便陪伴他一起住在信安。最近，殷浩觉得不能再耽误外甥的前程，不断催他回京，他同意了。这一天，他看到舅舅面带笑容，一直把他送到河边。他上了船，回头向舅舅道别，忽听舅舅大声吟咏起“中朝”曹颜远《感旧诗》中的名句：“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富贵了，发达了，谁都来攀龙附凤；贫贱了，失势了，却都一哄而散，离得唯恐不远。康伯看到，舅舅眼里饱含着泪水。

外甥走了以后，陪伴殷浩最多的，是佛经。前面曾经说过，早在屏居墓园之时，名僧康僧渊曾拜访他，向他讲起佛经。在学问方面他是个颖悟的人，立刻敏感到佛理可以与玄理相通，说出“玄理也应在阿堵上”这句名言。但当时他的兴趣还在别的方面，所以真正大读佛书，探究佛理，是在被贬东阳之后。

当时佛书所流行的，大都是《般若经》类，殷浩所读的也是这些。以他现在的心境，与般若性空的说法，真是一拍即合。过去种种，可不都是因缘凑合的吗？不都是如梦、似幻、像烟吗？不过对一些具体、烦琐、生疏的东西，如什么“五阴”“十二入”“四谛”之类，他弄不懂，就把它们在书上标注出来，后来遇到一位和尚，虚心向人家讨教，很快也就释然了。

他也曾攒了一大堆疑问，准备请教支遁。那是他读《小品》的时候，遇上一些深微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共有二百多处，他都一一注明。现在他的佛学修养已经大有长进，对这些问题都能谈出自己的看法，只是还没有很大把握，想向支遁请教或讨论一下，便派人去请他。

当时王羲之正在支遁那里，他把支遁拦住了，对他说：“殷浩这个人，别看打仗不行，搞学问可灵着呢！知识又渊博，考虑问题深透，他弄不清的，你也未必弄得清，岂不有损你令名？你即使讲得再好，人们会觉得本应如此，也不会给你增添什么。”

支遁听着在理，就借故推辞了。想起来真可惜，王羲之真多事，就为了一个名声，失去多少有益的学术探讨和真知灼见！

在佛理的研读中，时间过得很快，来到永和十二年（356年）。有一次桓温与人谈起殷浩，对他颇表同情，说他有德有言，在朝廷做个令、仆之类，可以成为百官的表率。只是朝廷“用违其才”，用了他的所短，竟让他去领兵打仗！

他俩本就没有多大矛盾，从小又是朋友，就向朝廷推荐他为尚书令，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告知。殷浩读到信后，喜出望外，非常激动，立即给桓温回信。信放入信封以后，他怕有错误，又拿出来检查。这样，竟反反复复了十多次，最后才总算放心了。但他想不到的是，他发出去的，竟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信封！桓温开启以后，大怒，觉得是有意嘲弄自己，于是前议取消！

殷浩知道这一切后，真觉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就在当年，他在窝囊中死去，成为江左名士中的第三位逝者。现在有人认为，殷浩放逐后可能得了精神疾病，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在魏晋名士中，有好几位既是清谈领袖，又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但缺乏经世大略，最后沦为悲剧人物。这在正始，是何晏；在西晋，是王衍；在“中兴”，是庾亮；在江左，就是殷浩。既能清谈又能经世的，唯王导、谢安而已。看起来事关才分，不关清谈是否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