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到了，嵇康洛阳家中宽阔的院落里，几株垂柳又披拂下繁茂的枝叶，知了在树丛中此起彼伏不停鸣叫。环绕在四周的沟洫里又涨满了水，水面上闪动着潋滟的波光。一阵阵叮咚的锻铁声，与蝉鸣呼应着，传送到院落以外很远的地方。

嵇康久已不去苏门山了，但隐者孙登最后的暗示他是明白的，也常用来警诫自己。打那以后，他经常到太学抄写石经。太学讲堂前面，汉人立下四十多块石碑，上面刻着儒家的经书，有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他所抄写的是古文。在这期间，他接触了很多太学生。他那渊博的学识，堂皇的仪表，正直而谦和的人格，受到他们的尊崇，希望他能到太学讲课。

他还是常在树下锻铁，这是他的一种消遣方式。他很灵巧，能够锻造出各种用具甚至刀剑，有的送给朋友和邻居，有时也卖点钱换酒喝。

向秀还是帮他拉风箱。他至今没有出仕，自称有“箕山之志”，就是要像箕山上的许由那样隐居。吕安也常来打下手。休息时三人饮酒谈笑，听蝉声唱和，谈往古来今，乐在其中。假使一生常得如此，也未必不是一种不错的活法。但是……

这天上午正在铿锵锻铁的当儿，仆人报告说，钟会带领一帮人，骑着高头大马，前来拜访，已经停在门口了。既然来了，也只好请他进来，尽管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

在镇压诸葛诞的叛乱中，钟会又为司马氏立下汗马功劳。司马昭亲率大军出征寿春时，钟会正服丧在家，要求随之前往。他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物，这次征讨的胜利，颇得益于他的谋略，所以他更受司马昭的亲宠了，被比况为张子房。事后，他又多次谦辞了封赏，直到最近才出任了司隶校尉，这是一个负责监察京师和地方官员的官职，位高权重。这年他三十四岁，比嵇康小两岁。不过嵇康心里有数，钟会今天的光临并非要监察他，刺探他，而是别有缘故。

原来，钟会对嵇康像对夏侯玄一样，又敬又怕。敬的是他们有学问，有威望，有人格魅力，他很想和他们交朋友，但又怕他们太峻切，太高傲，怕他们的凛然正气。尽管他有权，有势，有后台，是贵公子，自己也不乏聪明才智，但似乎都不敌那人格的威力。

几个月前，钟会写了本《四本论》，很想请嵇康看看，就把它揣在怀中，来到嵇家门前，但又心怀犹豫，怕他拒绝，便顺着院墙转了好几圈，最后硬着头皮，把书用力扔到院子里，拔腿就跑。他想嵇康终究能读到，以后再找机会听听他的看法。此次造访，嵇康知道，不用说就是为这了。

此事记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四本论》是研究“才性”问题的，而“才性”问题是魏晋清谈的一个重要话题。当时的学者袁准《才性论》说：“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性”指人的品质，“才”指人的能力。二者的关系如何呢？这是被现实政治需要逼出来的问题，是在具体选官用人时怎样处理德才关系的问题。早在汉末曹操执政之时，由于争夺天下，急需人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九年（214年）、二十二年（217年）三次下令“唯才是举”，说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也要选拔重用。“不仁不孝”属于“性”，即德；“治国用兵之术”属于“才”，即能力。如建安十九年“令”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行”是德，“进取”是才，二者往往难以兼得。汉初陈平品行不端，却帮助刘邦成就了大业；战国苏秦不守信用，却为弱小的燕国从强齐手里索回十几座被占的城池。所以只要有才能，哪怕品德上有“偏短”，有劣迹，也是不可废弃的。这样，在曹操看来，人的德和才有时是不一致的，相背离的。

南朝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此条说，在正始清谈中，人们对“才”与“性”的关系形成四种看法，总称“才性四本”，即：有人认为“才”与“性”是一致的，以傅嘏为代表，也有人认为不一致，以李丰为代表；有人认为二者是相合的，以钟会为代表，也有人认为是相离的，以王广为代表。

本章第一节提到的那位非常著名的现代史学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专就《世说新语》及其注释的这条材料撰写文章，颇有影响。他根据曹操“求才三令”关于德才关系的观点，结合上述四位代表人物的行迹，断言在正始清谈中，凡是与曹操观点相同的，认为德与才是不一致的、相离的，如李丰、王广，都属于曹氏的死党；凡是与曹操观点相反的，认为德与才是一致的、相合的，如傅嘏、钟会，则属于司马氏的死党。

我以为此说欠妥。用不着多加考证论述，只要举出《晋书·石苞传》记载的司马师的一段话就足够了。司马师为中护军时，任用石苞为其司马之职。司马懿听说石苞人品不端，“好色薄行”，便责问他。司马师回答说：“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俦二子，亦今日之选也。”

“细行不足”属德，“经国才略”属才。“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与曹操说的“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何其相似，简直如出一辙！而他所举的管仲、陈平的事例，曹操“三令”也反复列举过。显然，司马师的观点与曹操完全一样，都认为人的德与才有时是不一致的，相背离的，选官用人也应“唯才是举”，有才无德的石苞也不妨重用。司马懿听了儿子这番辩白，“意乃释”，也认同了。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在魏的地位与曹操在汉时的地位差不多，都是执掌朝政的权臣；后来，曹操被追尊为“魏武帝”，司马师被追尊为“晋景帝”。二人的话应具有同等的权威性。这么说来，用政治斗争的眼光划分正始“四本论”的党派归属便是自相矛盾的，站不住脚的。我想，这位著名史学家可能偶然忽略了这条史料，而这条史料却可以动摇他立论的根基。

好了，让我们还是回到钟会。他的《四本论》已佚，大概是对此做综合论述的。现在，他很想听听嵇康的意见。

但嵇康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一门心思锻他的铁。他听到的，只有叮咚的锻声。

时间一点点过去，嵇康还是一声不吭。钟会十分尴尬，脸色铁青，扭头就走。

嵇康这才微微抬起头来，慢慢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你听到什么而来了？见到什么而走了？

钟会停下，回过头来，一个字一个字冷冷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我听到我所听到的而来了，我见到我所见到的而走了！

从此在钟会心中，对嵇康便没有了敬，只剩下恨。这恨是要发芽的，在一定条件下会开出恶的花来。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同样的情况下，阮籍的处理方式就与他不同。当阮籍得知钟会要来拜访时，用醉酒的方式来应付，在酩酊大醉中胡言乱语。阮籍圆滑，而嵇康切直，所以会像孙登说的那样“难免于当今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