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这真是一个向慕隐逸的时代。

谢安的弟弟谢万，是一位任诞的名士，曾经写过一篇《八贤论》，评论和比较了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八位古人，合称“八贤”。其中渔父、季主、楚老、孙登是隐者，屈原、贾谊、龚胜、嵇康是显者，彼此一一对应。他认为四位显者都未得善终，四位隐者却尽其天年，因此结论是：隐者为优，显者为劣。

这个结论是符合当时崇尚隐逸的时代精神的，但他以这四对为例，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得出这个结论，却与当时崇尚隐逸的角度并不相合。

隐逸现象出现得非常古老，并且总与不良政治联系在一起。孔子早就说过，“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庄子也说“古之所谓隐士者”，并不是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时命大谬也”，社会政治非常不正常。本书前面曾写到两个隐士，一个是魏晋易代之际的孙登，一个是八王之乱时期的董养，都出现在政治非常险恶的时代。但江左名士所生活的时代，由于一直延续着“共天下”的格局，皇权始终无法专制；又由于一直承袭着王导的基本方针，社会政治也始终比较宽松。与王导等渡江名士的时代相比，因为没有发生过王敦、苏峻那样的动乱，所以也没有一个士人死于非命。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固然照例难免，但并没有发展到剧烈的程度。总之，这不是一个“无道”“时命大谬”的时世，不是谢万所说的“八贤”生活的时世，隐逸之风的盛行不能从这里寻找原因。

从个人际遇来说，隐士的出现，也常常因为“贤士失意而志不平”，从而对朝廷采取决绝的、不合作的态度。但上面写到的人物，如孙绰、许询、谢安、阮裕、戴逵，以及下面还要写到的一些人，哪一个是不得志的？哪一个会叹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们往往才、地俱华，九品中正制保证了他们的仕进之路。不是官场向他们关上大门，而是他们在门前转身而去，避之唯恐不及。显然，隐逸之风的盛行也不能从这里寻找原因。

原因在思想领域，在老庄玄学思潮的长久流行和熏陶；说到底，在“自然”观念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再说到底，在对自由的不断追求。清谈玄学，是追求思想自由（相对于儒家经学）；任诞放达，是追求行为自由（相对于儒家礼法）；走向隐逸，离却“方内”而投向“方外”，是追求整个身心的自由。于是根据这个发展逻辑，他们投身于山水“自然”，并在这个“自然”里发现了心灵的“自然”（自由），也发现了美。不是有人说过，“美是自由的象征”吗？

回到江左名士的隐逸之风。“逸”字本就有两种解释，一是“逸，逃也”，那是对“无道”政治的逃遁；二是“逸，乐也”，所谓“隐者自怡悦”。江左名士的隐逸属于后一种。他们没有“时命大谬”的压迫，没有“贤士失意”的抑郁，生活上又不乏“三径之资”。即使匮乏，也自有人向他们提供，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于是，在他们身上便显现出一种别样的潇洒，犹如闲云野鹤。《世说新语·栖逸》篇说“阮光禄（裕）在东山，萧然无事”（附带一提，这是前述阮裕在剡县的隐处也叫“东山”的铁证），就是如此。这与清谈、任诞一样，也是一种“名士风流”。《世说新语·品藻》篇记载，人们称殷浩的外甥韩康伯（此人我们以后还会遇上）“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其“萧寂”之状是“荆门昼掩，闲庭晏然”，这正是一种隐者的生活，也正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所自诩的“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境界。其风流，其情趣，其闲逸，是整天高朋满座、宝马盈门者所梦想不到，也享受不到的。

质言之，显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隐逸也是一种名士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