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弑君既然路人尽知,嵇康当然更知道。作为皇室的一位姻亲,他还听说了每个细节,这使他尤为愤慨。而恰在他一腔积愤无处发泄的当口,传来山涛推荐他做官的消息。

    这真叫他哭笑不得。山涛,这位老朋友,他自然是了解的。当初还是他俩先认识,然后结识阮籍,再逐渐发展为竹林之游的。他也喜好老、庄,这是他们交游的思想基础。七人当中,他最年长,比阮籍还要大五岁,比自己大十八岁,称他为忠厚长者也不为过。“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曾子说的这句话也可以用到他身上。前些年与毌丘俭有关的那件事,嵇康就是找他商量的,这是多大的干系啊!嵇康还常想,万一自己有什么不测,需要“托孤”,就一定托付给他,他有这份热心,也有这份能力。

    嵇康对他最大的不满,就是他太喜欢做官。据说他年轻时就曾对妻子说:“我以后大概会做到三公,不知你有这福分否?”在正始时期曹、司马氏争斗激烈、胜负难分之际,他躲开了。后来大局基本分明,他便靠着与司马家的一点儿亲戚关系当了官,而且当得挺顺手。他可以说是想做官,会做官,而且做好官。不过这就与老庄离得越来越远,与嵇康他们离得越来越远了。

    他真是以自家之心,度人家之腹。是不是因为自己愿做官,就觉得别人也愿做呢?最近他升了官,从尚书吏部郎升为大将军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打算推荐嵇康接替吏部郎,因为这是个挺重要的职位。人生相知贵知心。结交这么多年了,他居然还不了解我嵇康。我是想做官的人吗?特别是,我是想做司马氏把持下的官的人吗?这简直不可思议!他也知道山涛的良苦用心,是想缓和他与司马氏的关系,但他觉得没有什么好缓和的,于是就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将满腔积愤向山涛一股脑儿发泄出来了。或者说,他只得请好心办糊涂事的山大哥委屈一下,“李代桃僵”了。

    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奇文,它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令人忍俊不禁。文中巧用比喻,写山涛荐官的心理和自己鄙弃做官的心情,真是形象、尖刻。

    如:“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你就像那厨师,自己单独杀猪宰羊觉得害羞,就拉人家祭师当帮手,给他屠刀,让他也沾一身腥臊。你呢,不好意思单独当官,就想把我也拉下水,陪着你脏。

    再如:“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猫头鹰自己喜欢吃腐肉,就想用死老鼠来喂小凤凰。同理,你觉得吏部郎是个宝贝,其实在我眼里,不过是只死老鼠!

    关于自己拒绝做官的具体原因,嵇康针对当时名教与自然对立的现实,说“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而自己则有七件“必不堪”(肯定受不了)的事情,还有两件“甚不可”(非常不可以)的事情,是不能适应这礼法名教的,因而不适合做官。

    在所谓“必不堪”的七件事情中,试举三件: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我喜欢睡懒觉,起床晚。当了官,门卫就会喊个不停,这是第一件受不了的。

    “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我喜欢抱着琴边走边唱,到野外射鸟钓鱼,当了官,小吏、卫兵陪在身边,不好随便走动,这是第二件受不了的。

    “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我这人身上好长虱子,要不停搔痒,当了官,官帽官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很不方便;还要拜见上司,总不好当着他的面乱搔,这是第三件受不了的。

    从这三例可以看出,嵇康所说的“不堪”,就是不能忍受官场的礼法规矩对自由自在生活的限制与桎梏,这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他既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自由,当然就不会选择官场。

    在嵇康所谓“甚不可”的两件事情中,最要命的就是说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商汤王、周武王是儒家所推崇的圣君,周公、孔子是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我居然要否定和鄙薄他们,而司马氏正在大力标榜用儒家思想治天下,那么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做官呢?与此相反,也是在此文中,他又坦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这些大胆的言论,怎么能见容于当时呢?

    在这封信的最后,嵇康表达了自己今后的生活理想:“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这些话很好懂,归根结底是不愿为官为宦,但愿过平平淡淡而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一种隐逸的生活。不过嵇康虽向往隐逸,却终生都不是隐士,因为他毕竟挂着中散大夫的官职。在这些话里,我们可以读出深深的悲凉。一位有才有志的士人,在正当有用的盛年,说出这种消沉的话来,看得出他对当时黑暗政治的绝望。

    鉴于以上的一切,结尾是点题之笔:绝交。而在骨子里,则是与司马氏的决裂。

    读了这封信,山涛也是哭笑不得。那些尖酸刻薄、嬉笑怒骂的话就不说了吧,反正他也知道是借题发挥。多年的老朋友了,对他能不了解吗?他过于峻切刚烈,太不通融。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切,也都随他去吧。

    山涛为人谨慎、清廉、明智,这样的人很适合做官,而且是比较合格的官。果然,入晋以后,他的官越做越大,真的做到三公。他多次乞求退休,晋武帝司马炎总是挽留,一直干到将近八十,光吏部尚书就干了十几年。每当选拔官员时,他往往同时拟出数人,各写几句鉴定,寥寥数语,要言不烦,人称“山公启事”,一并拿给皇帝,暗暗观察皇帝的倾向,然后定夺。这未免有点巧佞,好在他所推荐的大都出以公心,也都比较称职。

    他对朋友也挺厚道。后来嵇康临死前,果然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他,说是“有山巨源在,你就不会成为孤儿”。到西晋时,也果然是他提携嵇绍踏上仕途。

    他在西晋虽然还做了许多事情,但那是“中朝名士”的时代,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他个人来说,其实他的气质也不太像名士。他过分理性,而名士多多少少都偏重感性。故我们也要向他道别,今后有时不过会顺便提到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