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兴元年（318年）的皇上登基大典上，我们记得，司马睿曾邀王导与他同登御座，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物忌太盛。当十五的月儿最圆的时候，缺马上就要来了。在一个花团锦簇般的热闹局背后，智者已经看出潜藏的冷落局的根芽。

晋的“中兴”，即东晋的建立，王导功不可没。他主内，主外的是他的堂兄王敦，凭着军功成为大将军，手握强兵，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个州的军事，覆盖了大半个南方。王氏家族在朝廷内外做官的，另外还有不少。所以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

“马”就是皇家司马氏。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臣怎能与君平分秋色、共有天下呢？司马睿嘴上不说，内心实在难平。他邀请王导同登御座不过是试探，看他如何反应；王导也心知肚明，所以惶恐坚辞。

司马睿要削弱王氏的势力，先从改变王导治国的大政方针开始。王导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确立了清静、宽松的基本方针，有点像西汉初年奉行的黄老之术。司马睿却要实行严苛的法家路线，“任刑法”“以法御下”，并将著名的法家著作《韩非子》赐给太子司马绍，叫他好好学习。当时司马绍的老师是庾亮，他说韩非等人的法家学说“刻薄伤化”，坏人心术，不值得太子留心。庾亮在政治上与王导虽有矛盾，二者的思想路线也不尽一致，而且越往后分歧越大，但是现在，对于司马睿意在崇君抑臣的法家路线他是抵制的，朝廷大臣和士族名士也大都持这个态度。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一致。

司马睿只得培植自己的亲信，以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这二人很善于捉摸司马睿的心理，个性刚悍，以崇上抑下、打击门阀世族、加强皇权为己任，事无巨细，动辄弹劾，史称“刻碎之政”，引起官员们的普遍反感。他们把矛头主要指向势力最大的王氏。针对王敦驻守武昌，兵力太强，他们劝司马睿派心腹镇守附近地方，加以牵制。他们还挑拨司马睿与王导的关系，致使司马睿对王导怀疑、疏远起来，以至于引起其他大臣的不平。

王导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他不露声色，态度淡定，人们都说他“善处兴废”。王敦则不然，他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大兴二年（319年）他上疏为王导打抱不平，其实更是为自身叫屈。这奏疏被王导截获退还给他，他又派人直接呈上。司马睿读后，十分不悦。

第二年（320年）八月，湘州（今湖南长沙）刺史出缺，王敦请以自己的心腹沈充补缺，司马睿按刁、刘的主意，用了自己的族叔谯王司马承，目的无非也是牵制王敦。王敦很恼火，立即上表陈述古今小人构陷、忠臣见疑的教训，要司马睿勿信谗言。司马睿反而对他更加忌恨了，二者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大兴四年（321年）七月，又是按照刁、刘的主意，司马睿以戴若思为征西将军、司州刺史，镇合肥；刘隗为镇北将军、青州刺史，镇淮阴。名义上是防备胡人，其实谁都知道是防备王敦的。

王敦自己焉能不知？这不是防贼吗？这不是功劳反变成罪过了吗？这不是要“狡兔死，走狗烹”了吗？他有一种被捉弄、被遗弃的耻辱感，不禁怒火中烧。有一天与军中诸将宴饮，酒酣耳热之际，他忽然听到演奏汉乐府《步出夏门行》的旋律，由之想起曹操以这个题目写的壮阔豪迈的诗歌，眼前幻化出诗中那洪波涌起的无边沧海，幻化出曹操那吞吐日月星汉的襟怀，幻化出那驰骋疆场、一往无前的战马的形象，禁不住放声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他已经五十六岁，像曹操一样，也到了暮年；他也要像曹操一样，像那匹老马一样，做最后的驰骋，最后的一搏！他感情激越、慷慨，边唱边用铁如意敲击吐痰用的唾壶，把壶口敲出一个个缺口。后代有位诗人形容他：“壮怀犹见缺壶歌。”

他与司马睿的冲突，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