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就因为注释过《庄子》，郭象受到东海王司马越的赏识，当上了他的太傅府主簿。

司马越是逐渐得势的。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挟持皇帝和成都王司马颖等，从京都洛阳迁往长安。长安是司马颙的老巢，朝廷大权也就顺势落到他手里，司马颖出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镇邺城。现在，“八王”只剩下了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三个。

司马越时为司空，兼徐州都督，他集结了各方力量，讨伐司马颙、张方。永兴三年（306年）初，司马颙看到司马越势力日益强大，便杀了张方，请求和解，共同执政。司马越不许，继续发兵西进。五月，司马越的部将率兵攻入长安，挟持晋惠帝司马衷重新回到旧都洛阳。八月，朝廷以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成为新的辅政大臣，成都王司马颖则在逃亡途中被人擒杀。十二月，河间王司马颙受诏回洛阳任职，途中被司马越的党羽所杀。

至此，延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总算结束了，司马越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也同时成为西晋的最后责任者。他接过了所有财产，也接过了所有债务。

还要交代一下晋惠帝司马衷。这年十一月他吃饼中毒身亡，有人说是被司马越害死的，终年四十九岁。他上台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他死的那年八王之乱方始结束，他在位时间大致与八王之乱相始终，共十七年，不算很短。他的基本特点是“憨”，但若说他是“白痴”，我看也未免过分。史载司马炎“尝疑太子不慧”，也不过是“不慧”，即不聪明而已，说明他大致正常，否则也维持不了十七年。在别人的欺骗、操控甚至“矫诏”下，许多坏事与他相关，但处心积虑地主动害人，却一件也没有。由此而言，他又可谓“憨厚”。

郭象当上司马越的太傅主簿，就是在光熙元年（306年）八月以后。大约同时，另一位名士庾敳也被司马越聘为参军。

这两个新同事，其实是一对老相识。

庾敳是个心广体胖、心直口快的人物。他个子虽不高，腰围却特别粗，坐在那里，像一尊胖大和尚的塑像。他曾与郭象清谈过，深知他非等闲之辈，曾经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谁说他郭子玄就真的不如我庾子嵩？”“子玄”“子嵩”分别是他俩的字。他的话既恭维了对方，又抬高了自己。魏晋名士的语言，很讲究这种俏皮和机智。

他自称是老、庄的信徒，却又说从未读过《庄子》。他看到人们都在纷纷谈论《庄子》，便也找了本读起来。翻了几页，就放下了。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还用读吗？《庄子》了不异人意。”

他的意思是说，庄子所写的，与他心中所想的没有什么两样。或者进一步说，庄子真是先获我心，六百多年前就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你看，他多会自我标榜！

其实他说没读过《庄子》并非真话。从他的作品看得出来，他不但读了，而且读得挺熟。还可看得出来，他的庄子思想与郭象不同。郭象的庄子思想是新潮的，与时俱进的，适应世俗的，他的庄子思想则是原汁原味的，悲观主义的。

他曾写过一篇《意赋》。赋是用来“体物”，即描写外物的。“物”在古代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是实的，如山川、草木、鸟兽等；也可以是虚的，如“意”即思想，便是虚的东西。这篇赋所发挥的“意”，其实就是《庄子·齐物论》所宣扬的齐生死、等万物之意，如其中写道：“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把荣与辱、存与亡、生与死画上等号，使它们“浑一”“均齐”“同贯”，正是庄生之旨，后面通篇都发挥了这种思想。据说庾敳写这篇赋，是因为看到王室多难，知道自己恐怕也难免罹祸，便用以抒发那悲观消沉的思想。果然几年以后，他在战乱中被杀。

又据说庾敳写作此赋时，他的侄儿庾亮瞥了题目一眼，说：“啊，《意赋》？人家都说言不尽意。叔叔要是有意，赋不可尽；要是无意，又赋什么呢？”

庾敳回答：“我赋的在有意无意之间。”

处于有意与无意之间的又是什么呢？庾亮弄不懂，他也不想弄懂，他知道叔叔向来是个好故弄玄虚的人。庾亮是下一章的重要人物，这里先给他挂个号。

庾敳与郭象的处世态度很不相同。他可以说得到庄子的真传，散淡恬退，静默无为，落拓不羁。郭象却勇于进取，因为能干受到司马越的宠信，就愈发起劲了，专权任势，不可一世。这位《庄子》的注释者还有几许庄生气味？庾敳非常反感，对他说：“你真是当代的大才，佩服，佩服！我以前妄加评论你的话，从此都一笔勾销！”

其实勾销的是对他曾经的称赞，以及他们曾经有过的友谊。这一对昔日的老友，从此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