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天，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初一，洛阳西北大风，尘埃蔽天。这并不是我的想象，以便为即将到来的事变渲染气氛，这是《三国志·魏书·管辂传》如实记载的。

管辂，这位神奇的预言家，他的占卜又应验了，没过几天，就发生了那决定性的血腥的事件。决定性的事件往往带有血腥。

原来年已十八岁的小皇帝曹芳，决定正月初六那天去祭扫曹叡的陵墓。陵墓叫高平陵，坐落在洛阳城南九十里外的大石山上，洛水在山下静静流过。

曹爽兄弟们决定一起前往。大司农桓范号称“智囊”，听说以后，赶紧向曹爽进言，说他们兄弟总揽朝政，统领禁兵，不可同时外出，否则有人在里头把城门一关，怎么还回得来？

“谁敢？”曹爽把眼一瞪，断然否定。显然，司马懿那高超的演技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李胜悲悯的泪水也奏效了。在曹爽心目中，司马懿不过是尸居余气，行尸走肉，只剩下气息奄奄而已，其他人就更不足惧了。桓范的担心，他觉得多余。

司马懿虽然“生病”不出门，却是全知天下事的。听说此事后，一下子兴奋起来，真的霍然“病”除了。他意识到梦寐以求的机会来了，“兽睡”该醒了，网该收了。但这种想法必须绝密，只与大儿子司马师关起门来在暗室密谋策划，甚至也瞒着小儿子司马昭，只是到初五晚间才告诉他，并派人偷偷观察。只见司马师呼呼大睡，与平时无异，司马昭却翻来覆去，于是他知道了二子的高下。其实他未免小看了司马昭，他后来的老辣并不输于父兄。

第二天皇家的车驾出发以后，司马懿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奏请郭太后废免曹爽兄弟的官职。说是奏请，其实就是命令，或者说打个招呼，然后占据了武库。司马师当时任中护军，正好率领禁军驻守司马门——皇宫的外门，控制着人员的出入。与此同时，他平时暗中驯养的三千“死士”，好像突然从地底下钻出似的，呼啦一下子涌现出来，占领了洛阳的各个要害地方。司马昭也率兵守卫宫殿，严防意外。

司马懿加紧部署，委任一位朝廷官员暂行曹爽的大将军之职，另一位官员暂行曹羲的中领军之职，自己则与太尉蒋济驻扎洛水浮桥，迎候天子。此时有人报告说桓范骗开城门，投奔曹爽去了，司马懿笑道：“桓范固然是智囊，可惜曹爽是饭桶，不会听他的，用不着担心！”

一切就绪，便开始正式摊牌了，司马懿派人给皇帝曹芳奉上奏章。奏章的内容，一是回念先帝的顾命之重，自己时刻未敢轻忽；二是历数曹爽的背弃顾命，胡作非为；三是说已获太后准奏，罢免曹爽兄弟兵权；四是令他们各以自己的爵位回归府邸，“敢有稽留车驾，便以军法从事”！这其实是最后通牒。

曹爽读到奏章后，六神无主，并不转呈曹芳。这时天色已晚，只得将车驾安置在伊水南边住宿，草草派兵守卫。司马懿得知后，立即派人送来帐篷、食物，说是陛下不可露宿。他当时已经七十多岁，虑事居然如此周备，曹爽焉得不败！

桓范劝说曹爽兄弟率车驾奔赴许昌，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勤王之师，讨伐司马懿父子，“谁敢不从”？曹爽兄弟犹豫不决。他们心存侥幸，派人试探司马懿的口风。司马懿说是只免官职，不予深究。接着，司马懿又派出一名曹爽平时宠信的官员，主动前来重申这个意思，并面向洛水郑重起誓。曹爽的精神完全被瓦解了，说是：“太傅不过要夺我的兵权而已，我以侯爵身份回府，仍不失为富家翁。”你瞧这全无廉耻的糊涂虫！正如桓范所叹息的，他的父亲“曹子丹（真）佳人”，却生下一个这样不佳的儿子！

曹爽兄弟回家以后，司马懿令人在曹府的四角搭起四座楼台，派人日夜在上面瞭望，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曹爽被困在院落，又气愤，又害怕，又愁闷。当他走到后园，楼上便有人大喊“故大将军东南行”，到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简直是恶作剧。兄弟俩不知司马懿之意，便找借口写信试探，说前两天派人出去弄粮食，至今未回，饿了好几天了，希望拨点粮饷。

司马懿见信，故作震惊，连忙回信说：“实在不知你们缺乏粮食，非常不安。今送上米一百斛，以及肉脯、盐豉、大豆。”这些东西，果然立即送来了。曹爽兄弟十分欢喜，觉得自己死不了了。

其实司马懿这几天正在为他们寻找或者说安排一条可死之道。前一阵子就风闻宦官张当与曹爽来往甚密，极不正常。必须从这里打开缺口！于是逮捕了张当，抓紧审理。供词很快出来了：曹爽与何晏等意图谋反，先训练军队，三月中旬发难。至于这供词是怎么出来的，古书没有说，聪明的读者恐怕不难想象。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已经有辞！于是召开御前会议，在座的不消说多是司马懿的同党，一致认为这伙人包藏祸心，谋图神器，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他们是：“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

死刑是在一月十日执行的。除他们自己以外，还夷灭三族，连已经出嫁了的女儿、姐妹也不放过。据史书记载，这一天“同日斩戮，名士减半”。

司马懿可谓雷厉风行，从初六开始行动到初十行刑，前后不过五天，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最可怜的是李胜，史书上说他“迁为荆州刺史，未及之官而败也”，也就是说，还没来得及到荆州上任。他一直在等着司马懿的送行，等来的却是另一种送行，而且还搭上他的一家，他的三族。

司马懿颇讲策略，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如夏侯玄虽属曹爽一党，但正外任征西将军，不在朝廷，加以有点亲戚关系，未予治罪，只免除军职，改任负责礼仪的大鸿胪。夏侯玄从此小心翼翼，断绝一切交往，清除笔墨纸砚，唯恐招祸。王弼呢，过去吃了“事功非其所长”的亏，未受曹爽重用，今日却占了“事功非其所长”的光，未被司马懿严办，只是免职。不过由于体弱，又未免惊吓，他当年秋天病逝，以另一种方式告别了正始谈席。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居然开启了一代学风，在思想史上留下不朽的著作和不刊的声名！

司马懿完全胜利了。高平陵政变，权归司马氏，篡夺只是迟早的事情。但他却在历史上留下恶名，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宣帝纪》说他的行为“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其实即使在当年，他给人家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也瞒不住天下人的耳目。他把事情做得太绝、太狠、太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