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也听到东山的召唤，比如阮裕，但那是在两年以后，而且那也不是谢安的东山，而是会稽郡中的另一处东山。

据说谢安的东山在会稽上虞县（在今浙江省）西南四十五里处。孙绰在《遂初赋序》说自己“经始东山”，这是他曾经隐居东山的铁证。他大概与谢安隐在一起，因为在有关另一处东山的记载中，只说他曾游过，没说他曾隐过。

曾经一度在这个东山隐居的，大概还有王羲之的堂兄弟王胡之，我们在上一章的“南楼雅兴”中已经见过他。《世说新语·方正》篇明确说他“尝在东山”。谢安曾称赏他“可与林泽游”，并互相写诗唱和，至今还保存着谢安的《与王胡之诗》六章和王胡之的《答谢安诗》八章。这些都可以作为他也是隐居在这座东山的旁证。

召唤着阮裕的，却是剡县（今浙江嵊州）的东山。

阮裕与阮籍是一个家族的，论辈分，是阮籍的族孙。他年龄较大，曾做过大将军王敦的主簿，受到王敦的赏识。但他看出王敦有不臣之心，就天天纵酒酣醉，故意贻误政事，王敦便渐渐对他疏远了，以至于免了他的官，因此王敦后来出事，他没有受到牵连。苏峻之乱以后，他看到一切都愈加乱哄哄的，便萌发了隐居之心，辞官回到剡县家中，居住在那里的东山上。

此时，恰巧谢安的大哥谢奕在剡县做县令，常把谢安带在身边。有一次有位老翁不知犯了什么法，谢奕恶作剧，逼他喝美酒作为惩罚，直至酩酊大醉还不罢休。谢安当时只有七八岁，穿条青布裤，坐在大哥腿上，说：“大哥，这个老头儿很可怜！”大哥笑道：“你想叫我放他吗？”谢安点点头，他就把老翁打发走了。

谢安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在时代风会之下，他也对玄学感兴趣。当时有个清谈的话题——“白马论”，说什么白马不是马。他弄不明白，听说阮裕很有学问，就硬逼着大哥带他去请教。原来这是一个逻辑学的问题，是战国时期“名家”学派公孙龙提出的，说“白”是表示颜色的，“马”是表示形状的，二者不相干，所以“白马”非“马”。这挺抽象，小谢安还是弄不大懂，不停追问。阮裕赞叹道：“唉！现在不但能谈的人不可多得，能问的人也不可多得呀！”

阮裕恐怕没想到，就是眼前这个好钻牛角尖的乳臭未干的小东西，日后竟与他各占一个东山山头，互相分庭抗礼呢！

此后，阮裕时仕时隐。待到隐居的钱赚得差不多了，就彻底割断尘缘，一心隐遁了。

不过咸康八年（342年）晋成帝司马衍去世，出于曾经的君臣之义，他还是出山参加了葬礼。他速去速回，进京以后，径赴陵墓，并不去拜会昔日的好友王濛、刘惔等人。事毕马不停蹄，立刻折回，因为他似乎听到东山在呼唤他，像母亲呼唤自己的儿子，一刻也不舍得儿子离开。

王濛、刘惔等人听说阮裕来了，很想见他，谁知他又急急忙忙跑了，这无情无义的家伙！于是他们立即套上车拼命追赶，一直追到建康南面的方山，却连个影子也没有。大家都很失望，特别是刘惔，气呼呼地说：“我要是到会稽，就把船靠在谢安家的河边，决不到阮裕那里，他会拿棍子把你打出来！”

从他的话也可以想见，谢安、阮裕隐居的是两个不同的东山。谢安在历史上名气大，加上上虞和剡县那时都属于会稽郡，都可称“会稽东山”，于是谢安的东山就把另一个掩住了，淹没了。

其实，阮裕的东山更重要，也更优美。它大概因为在剡东，也就是现在浙江新昌县的东面，故笼统地称为东山，实际上可能为仰山、沃洲山，与天台山、天姥山、四明山纠结交集在一起。唐代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州、天姥为眉目。”所以东晋以来，名士、名僧云集于此，后来还成为道教的福地之一呢。现在有人提出什么“唐诗之路”，说这里也是重要一站，唐代诗人骚客的吟咏不少，李白不是有脍炙人口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吗？

与阮裕同时在这里隐居或游玩过的，远比在谢安东山的多。比如大画家戴逵，史书上就明言他“隐会稽剡山”。现在的嵊州市西南角有个金庭镇，人道王羲之曾住，附近还有王羲之墓。这些也在沃洲山地区，东晋时都属于剡县。

末了应当说明，阮裕其实并不是薄情的人，他只是对东山归心似箭，因而慢待了朋友。据说他在剡曾有辆好车，谁借都给。有个人葬母想用一下，又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没好开口。他事后知道了，叹道：“我有车而人家不敢借，还要这车干什么呢？”于是一把火把车烧了。名士自我砥砺之严，竟有如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