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闹中取静”的十年，清谈玄学趁势活跃起来。

此时的清谈名士，就是所谓“中朝名士”。中朝名士的代表人物，古人认为是乐广、王衍——这二人清谈时都喜欢手持麈尾。《晋书·乐广传》说：“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宅心事外”就是居心玄虚高远，超然于日常的政务之外，这是两晋士风的一个新特点。正始名士卷入争权夺利的生死斗争，无法“宅心事外”；竹林名士倾向于隐逸，无所谓“宅心事外”。

王衍、乐广就被认为是这样的清谈领袖，风流班头。他们都曾身居高位。王、乐之间，王衍在当时名气更大。他比乐广小了十几岁，晚死了大约七年，这正是西晋风雨飘摇的七年，历史把他推上事关国家兴亡的军政要职，个人的命运与国运、世运扭结在一起，不能再“宅心事外”了。最后，他在永嘉之乱中被胡人杀害，成为西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本章也正是以此年（311年）作为下限。

王衍是个很有故事的人物，现在仍在使用的一些成语或特定词组，如“宁馨儿”“阿堵物”“麈尾名士”“信口雌黄”“情之所钟”“清谈误国”等等，都典出于他。把这些词语串联起来，可以大致勾勒出他的一生。

王衍小时候聪明可爱。据说他十岁左右，曾因事拜访山涛。山涛当时已有六十岁，见这孩子“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口齿又伶俐，不禁暗自赞叹，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目送了良久，感慨说：“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宁馨儿”是当时口语，即“这样的孩子”。山涛说的意思是：“谁家老太婆，生下这样的孩子！”那语气是赞叹的，但后面却又跟上两句：“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这话就令人不可思议了。人家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凭什么给安上这么大的罪名，竟然会误天下苍生？难道就因为他聪明伶俐些吗？他将来会不会误，你现在怎么知道？这分明是后来文人硬摊派给山涛的想当然的马后炮，而且是怀有深深偏见的马后炮——暗示他后来是清谈误国的罪魁。

王衍不是完人，但他有个优点：不爱钱。他父亲去世时，朋友和门生故吏送了不少钱，都被亲友借去，他也不要，最后穷得搬到乡下居住。他的妻子郭氏与他正好相反，见钱眼开，贪得无厌，他就故意口不言“钱”。有一天晚上，郭氏趁他睡熟，吩咐丫鬟在他床边绑了一圈钱，拦住他的出路，看他这下子怎么说！第二天早晨，王衍一睁眼看到这情景，对丫鬟喊道：“快拿掉阿堵物！”“阿堵物”也是当时口语，即“这些东西”——他到底没有说出“钱”字。到了后世，“阿堵物”成为钱的代称。记得有个联语说“身无阿堵物，家有宁馨儿”，用的都是他的典故，倒是挺工巧而天成的对子。

王衍后来成为清谈领袖。他清谈时，喜欢手持一把麈尾扇。据说麈是鹿一类的动物，尾巴能够清除尘埃。顾名思义，麈尾扇应是用麈尾上的毛做成的，也径称为“麈尾”。它的上端是圆的，底下是平的，犹如蒲扇。不过王衍的麈尾是特制的，它的柄用白玉做成。王衍本人皮肤白皙，手与柄看上去便浑然一色，难以分辨。王衍也是美男子，风度非凡，他的堂兄王戎说他神姿高彻，是风尘之外的人物；他的族弟王敦则说他在众人中，犹如珠玉在瓦石间。想想看，如此出众的名士，配上如此漂亮的麈尾扇，真是俨然神仙中人。于是，也便有了“麈尾名士”一语。

乐广也是麈尾名士。前面说过，他清谈的最大特点是语言简约有味。对此，王衍也颇有感触，说是“每当与乐广清谈，总觉得我说话太啰唆”。有一次，有人问乐广《庄子·天下》篇“旨不至”一语的含义，乐广也不分析解释，只是用麈尾敲在小几上，问：“达到（至）了吗？”那人说：“达到了。”他又拿掉麈尾，问：“既然达到了，怎么又离开了？”于是那人领悟了，原来世上的一切，包括万物和某个理论的主旨，都是时“即”时“离”，不断变化着的，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

其实那人提的问题很复杂，有各种理解，这里不想纠缠，而只是意在说明，第一，乐广说话确实简约，简约到有点像后来禅宗的“不立文字”。第二，麈尾用于清谈，大约就是从中朝名士开始的，很可能就是王衍、乐广带的头，他们之前没见有人用过。

一直到整个南朝，麈尾都很流行，唐代以后才逐渐绝迹，因而关于它后世有些离奇甚至神秘的揣测。其实我看用不着复杂化。东晋名士王导有一首《麈尾铭》：“道无常贵，所适惟理。勿谓质卑，御于君子。拂秽清暑，虚心以俟。”看来，麈尾起初不过是用来“拂秽清暑”，除除尘、扇扇凉而已。因为它如此“质卑”，所以起初根本上不了台面，没有文字记载。后来“御于君子”，名士们用作谈助了，发挥玄学“惟理”了，才显得高贵起来。

王衍手执麈尾，侃侃清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偶觉不当，便随口改正，时人称为“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柠檬黄色的涂料，古人用来修改文稿，有点像现在的修正液。于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的语言里便增添了“信口雌黄”这个成语。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是他在小儿子死时讲的，第一章已经说过，不再重复。

至于“清谈误国”，那是后人针对整个西晋清谈而发，虽然不完全归罪于他，却认为是以他为代表的，所谓“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也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