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指桓温，“殷”指殷浩。对于他俩的关系，我用了一个生僻的词语：勃谿。这个词语出自《庄子·外物》篇：“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古人的注释是：“勃谿，争斗也。”房子太小，窄窄巴巴，婆媳之间就难免发生摩擦，说“争斗”则显略重一点儿。桓、殷之间，大致就是如此。

前面说过，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伐蜀，第二年（347年）三月便攻克成都，成汉国君李势投降。永和四年（348年）八月，朝廷论功行赏，桓温晋位征西大将军，封临贺郡公。现在他的声威、地位、实力，当朝无人可比。晋穆帝只有六岁，还不知什么叫“功高震主”，执政的司马昱却坐不住了，便将素有高名的扬州刺史殷浩引为心腹，拉他参与朝政，以与桓温抗衡。桓、殷之间本没什么过节，这样一来，就难免产生芥蒂和猜忌，即“勃谿”。

说实话，桓温并没把殷浩放在眼里。从小就熟悉，他能吃几碗米饭还不知道吗？小时一起游戏，桓温把骑过的竹马扔掉，他却又捡回来，由此可知他的胸襟和格局不大。有一次桓温故意问他：“你和我相比，谁更厉害？”只见他眼神游移，有点答非所问：“我与我自己周旋久，我宁作我。”这个回答很有名，“宁作我”三字也常为今人所称引，不过他虽然强调了他的“自我”，他的个性，却没敢直面桓温的双目。

王羲之看出二人的芥蒂，曾写信劝说殷浩，现在只保存下一句话：“下官劝令画廉、蔺于屏风。”可以想见，这大概是劝喻他俩要像廉颇、蔺相如那样“将相和”的。殷浩对他的劝告未置可否。

不管如何，不和的阵势拉开了，两边都在暗自较劲。永和五年（349年），后赵国君石虎死去，北方政局不稳。桓温派军队驻扎今湖北北部的安陆，随时准备北伐。与此相应，第二年（350年）正月，司马昱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扬州等五个州的军事，也为北伐做着准备。谁把北伐的主动权抓在手里，谁也就等于把扩大自己的实力和资本的机会抓在手里。

永和七年（351年）八月，桓温又上书请求北伐，几个月过去了，朝廷没有回音。他非常恼火，于十二月再次上书，这次也不等答复，立即同时发兵，率四五万人从驻地荆州出发，沿长江顺流而下，名为北伐，却在武昌按兵不动，造成威压首都建康的态势。殷浩觉得是指向自己的，便提请辞职，以避他的锋芒。这时司马昱的一位文书替司马昱写信给桓温，情理俱备，软硬兼有，桓温读后，也不想撕破脸面，便率兵退回荆州。

真正的北伐是从殷浩开始的。那是桓温退兵不久，永和八年（352年）正月，他打算先收复许昌、洛阳，然后再图进取，并以安西将军谢尚等为都统。此时，王羲之已从中央到了地方（详后），他审时度势，认为此举必定无功，曾给殷浩写信劝阻，信未流传下来，据说“言甚切至”。果然晋军在许昌遇到阻挡，死伤一万五千多人，殷浩退还寿春。

殷浩不甘心，后来策划再次北伐，王羲之又写信反对，同时也给司马昱写信，二人皆未采纳。这两封信现在都还保存着。永和九年（353年）十月，殷浩率七万大军，从寿春出发，打算进据洛阳，修复先帝的陵园，结果又是大败，车马辎重丢弃一空，士卒一万多人被杀。

这样的结果，一点儿也不出桓温意外。永和十年（354年）新年伊始，他上书历数殷浩屡战屡败、损失惨重的罪状，提请罢免他。朝廷无奈，只得将他废为庶人，贬居东阳郡信安县（在今浙江衢州市）。于是桓、殷“勃谿”，便以殷浩的失败告终。从此朝廷内外大权一归于桓温，连司马昱也要受他的摆布，开启了“桓与马，共天下”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