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正元二年（255年）正月，扫帚星出现在吴、楚的分野，照亮了淮南一带的整个夜空。这个不祥的天象，不久果然应验于那里的人事，发生了第二次淮南之叛。

这次发难的是毌丘俭、文钦。毌丘俭时为镇东大将军、扬州都督，与夏侯玄、李丰素相友善。文钦为扬州刺史，与曹爽是老乡，曾得到曹爽的厚待。友人的遭逢，引起他们兔死狐悲的伤感，也引起对自身命运的忧虑，于是他们也采用司马师的手法，以郭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书，历数司马师的十一条罪状，在寿春起兵。

看来，司马氏在篡夺的路上并不总是顺风顺水，也并非每个人都会让他们顺心顺意。

司马师当时正患眼病，在钟会等人的建议下，二月，亲率十余万大兵出征。有一天，文钦的儿子文鸯突然袭来。文鸯年方十八，勇猛异常，司马师惊得一只眼珠弹了出来。为避免动摇军心，他连忙用被子蒙住头，痛得把棉布都咬破了。不过最后他还是胜利了，文钦逃亡东吴，毌丘俭战败被杀。到闰二月，他本人也病死了，取代他的大将军之职的，是他的弟弟司马昭，即“三马食一槽”中的第三匹“马”。

嵇康与毌丘俭是朋友。据说在毌丘俭起事后，他准备前往参加，曾与山涛商量，山涛极力劝阻。正在这时，传来毌丘俭已经兵败的消息，此想也就作罢。

这件事给了嵇康很大的刺激，这些年来的许多事情都不断刺激着他。随着流血越来越多，司马氏也越来越响亮地叫喊名教，叫喊仁义礼法，用以掩盖殷红的血迹。那些“礼法之士”也起劲附和，咒骂阮籍、刘伶等人败坏名教。名教，名教，多少丑行恶行，假汝之名以行！就大者而言，君臣父子不说是名教之本吗？司马氏的废立之举和篡夺之心，哪有半点儿“君君臣臣”的气味儿？正是面对着这变了味儿的虚假的“名教”，嵇康愤而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响亮口号，倡言超越名教的束缚，放任人的自然本性。

这是他在《释私论》中提出的。《释私论》自有其主旨，篇幅也比较长，又比较难懂，这里只能抽出相关的几句：“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认为保持淡泊虚静的襟怀，心中就不会存有偏爱的东西（如名教）；心中没有偏私，在行为上就会超越名教，放任自然。因为“气静神虚”是道家倡导的生活态度，所以由此得到的“自然”也是道家所重的人的天然本性，它应当超越名教的规范，得到自由的发展，这就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了。从这点说，竹林名士比正始名士激进。可以说，“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整个魏晋时期在对待自然与名教关系问题上最激进的口号。这也是时代使然。

嵇康的这种思想，在他的《难自然好学论》中也有阐发。他说儒家的六经是宣扬名教的，名教是用来抑制人的欲念的，“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抑制欲念违背了人的愿望，顺从欲念则使人得到自由。应当注意，“从欲”不能理解为“纵欲”（虽然有时“从”“纵”相通），“纵欲”是后来有些人的发挥，不是嵇康的思想。嵇康主张“恬静寡欲”。总之，他认为“好学”（这里主要指学“六经”）并不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是由于外来的威压或利诱。

在对待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嵇康与向秀存在分歧。这表现在二人对养生问题的看法上，同时也涉及对庄子思想的理解。

庄子主张“贱物贵身”，因而也主张养生。《庄子》中有专门的一篇，题目就叫《养生主》，另外还有几篇也谈到这个问题。养生，包括养神和养形。庄子首重养神，说是“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对于人的寿命，精神是决定性的。

嵇康也贵养神，而不注重物欲的满足。他写过一篇《养生论》，承袭庄子的思想，从人的原始的自然本性出发，说养生就是要“清虚静泰，少私寡欲”，保养精神。向秀不同意他的看法，写了一篇《难养生论》与他辩难。

向秀也以“自然”作为论辩的口实，他说人的各种情欲，包括衣食、男女、荣华、富贵等，都是自然而然的，都应得到满足，才能有效地养生。他宣称：“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有生命必然有情欲，满足情欲就合于自然。这话说得很雄辩，也很投合世俗的口味，为后来任情纵欲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魏晋玄学的核心是老庄思想，老庄思想的核心是自然。老庄的自然的本意，是指人的原始的、素朴的、未经异化的天然本性，嵇康接受了这种思想。向秀则做了引申，把社会发展后出现的物欲追求也看成自然，其影响比前者大。

向秀的结论是：“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性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当节之以礼耳。”要满足人的各种自然需求，又要用儒家的“礼”（名教）加以节制，使不过分。所以，如果说嵇康将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向秀则将二者调和起来了，故后来诗人谢灵运写了一篇《辨宗论》，说“向子期以儒道为一”。

在对养生的看法上，以及前述对庄子“逍遥游”的理解上，向秀的理论都带有世俗的色彩。明乎此，他后来在政治上的妥协，就不会感到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