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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四年(259年),曹髦十九岁,已经做了五年皇帝。这五年来的最大体会,就是懂得了什么叫“压抑”,什么叫“窝囊”。这些词语本来与“皇帝”风马牛不相干,皇帝是何等高高在上、说一不二呀!但他不行,他不过是司马氏手中的摆设与傀儡,说话顶个屁用!

    他原本聪慧好学,能诗善文,做了皇帝后,立志有所作为。刚即位时,司马师曾问钟会他是怎样的人,钟会说他“才华同曹植,武略似曹操”,这虽是夸张,但也说明他至少不平庸。而越是不平庸,压抑和窝囊之感就会越强烈。他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都失败了。

    这年正月,新年伊始,就有几个地方向朝廷报喜,说那里的井中发现了青龙、黄龙——其实可能是青蛇、黄蛇,乃祥瑞之兆。龙象征君德。曹髦想到《周易·乾卦》的爻辞,先是说“潜龙勿用”,龙还未行动,正潜伏着。后面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出现在田野里,飞翔在天空上,得到用武之地,大有作为。而现在,龙竟困在井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正与自己的尴尬处境相似吗?这算什么祥瑞呀?于是便有感而发,写了首《潜龙诗》。

    这首诗没有保存下来,《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四回的那一首是小说家的杜撰,与曹髦无关,不过也大致符合曹髦的心理。诗中说这龙“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而是“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一任泥鳅呀、黄鳝呀在面前张牙舞爪,这不是“龙游浅水遭虾戏”吗?这不是影射司马氏及其一伙是“鳅鳝”吗?曹髦年轻气盛,完全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有人把这首诗拿给司马昭看,司马昭当然一眼就看出他的牢骚,从而加深了对他的忌恨,加强了对他的防范,更加削弱了他身边的武力,更加限制了他的自由。从此,君臣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终于激起曹髦铤而走险的反抗。这是一次君对臣、上对下的反常的“政变”,是一出众寡悬殊的闹剧和儿戏。

    那是第二年(260年)五月初六晚间,他准备明天早上在前殿召集百官会议,突然宣布罢免司马昭。为此,他先是从凌云台调来卫队,以防明天早上有变。然后召来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向他们讲出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那自然是阴谋篡权的狼子野心,又讲了明天的打算和安排,并出示了事先准备好的黄绢诏书。

    王经是个忠心耿耿的人,他极力劝谏曹髦不可轻举妄动,说司马氏经过几代经营,根子深广,只能徐图,急则生变,反受其殃。曹髦说:“我已经决定了!即使死,也不怕,何况不一定死!”

    说毕,曹髦便到后宫禀告了郭太后。王沈、王业二人则急忙去向司马昭告密,司马昭立即调兵遣将,做好准备。

    曹髦知道泄密后,于初七日一早带领宫中卫兵、仆从等三百多个乌合之众,手执各种兵器甚至棍棒,吆五喝六、横七竖八地向相府冲去,说要杀死司马昭。曹髦真像《周易·乾卦》所说的“亢龙”——亢奋地仗剑冲在前头。司马昭的军队见是皇帝本人,谁也不敢造次,故曹髦一行未遇到什么抵抗。

    来到南面的宫殿时,遇上中护军贾充率领的禁军。贾充是司马氏的死党和心腹,他的一家后来给西晋带来极大的灾祸,此是后话。现在他手下的人见皇上挥剑杀来,都犹豫不前,太子舍人成济请示他说:“事情紧急,怎么办?”

    贾充有点不耐烦:“大将军养活你们这些饭桶,为的是什么?今天的事,还用问吗?”

    成济心领神会,挥刀向前,刀刃从曹髦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于是,这场闹剧便从“潜龙”“亢龙”演到“屠龙”。据说,此刻突然暴雨大作,雷电晦暝,看来老天也会适时渲染气氛。血顺着雨水,流成一条粉红的小溪,雨点又打出无数粉红色的水泡,像一树纷披的惨淡的小红花。

    弑君了!消息像一阵旋风,很快吹遍宫廷,吹遍京城。

    司马昭听说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说:“天下将说我什么呀!”其实他心里是高兴的,除掉了心腹大患。现在他要做的,是怎样搞好善后,怎样洗刷自己,撇清自己与这桩弑君之事的关系。

    为此,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召开百官会议,流着眼泪问尚书仆射陈泰:“现在我该怎么办?”

    陈泰是位正直之士,看透了他的心理,说:“当今只有杀掉贾充,以谢天下!”

    他当然舍不得杀贾充,便以商量的口气说:“能不能再低一点的?”他心中想的是牺牲成济。

    陈泰说:“只有更高,没有再低!”这显然是暗示可追究到司马昭本人。

    司马昭做的第二件事情,便是在几乎同时,派人喻说太后就此发布一个指令,文稿已经拟好,措辞非常巧妙,大意是说曹髦无道,不听我的教诲,反而怀恨在心,多次诬谤甚至企图杀害我,大将军司马昭也早已知道,屡劝我宽宥他,让他改过自新。今天也是冲我来的。文中只字不提其实要杀的是司马昭,仿佛这只是皇室的一桩家丑,而司马昭只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总之曹髦是死有余辜,应以平民的规格埋葬。另外,尚书王经也要逮捕法办。

    第三件事情,是第二天即五月八日,司马昭等四位朝廷重臣,为曹髦向太后求情,说他虽然罪有应得,但我们实在于心不忍,请求以王的规格埋葬。太后同意。于是五月九日把他埋葬在洛阳西北三十里的瀍涧之滨,只用了几辆普普通通的车子,也没有什么魂幡,实际上还不如平民。很多百姓聚集围观,说“这就是前天所杀的那个天子”。人们很伤感,有的流出眼泪。

    第四件事情,是在五月二十六日,司马昭亲自上言太后,说成济杀死天子,大逆不道,罪不容诛,请灭其三族。太后说成济其实也算不上大逆不道,但既然大将军志意恳切,就听如所奏。

    据说逮捕成济时,他与哥哥拒捕。两人光着膀子,跳到屋顶上破口大骂——估计是骂贾充甚至司马昭。他们觉得冤枉,其实真正冤枉的更是他们的三族。

    王经不用说也被夷灭三族。

    司马昭做的最后一件善后之事,就是在六月立了曹操的孙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帝,改名曹奂,改元景元。

    司马昭以为经过这样周密的粉饰弥缝,他的弑君之名和弑君之实就可以化为乌有,其实是徒然的。这件事情,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不仅当时,而且为千古人们所共知,否则怎么会有以上这段文字呢?

    最后要为郭太后说几句话。这个可怜的女人,自从魏明帝曹叡临死前立她为后,二十多年来没过几天好日子。她眼见了多少废立,多少杀戮,多少鲜血!多少恶事、丑事,假她之名以行!而且对她来说没有商量,只有顺从。她是在景元四年(263年)去世的,离司马氏最终篡权还有两年,这也许是她唯一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