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迷蒙的高隐
让我们还是回到魏晋易代之际。
易代之际战乱多,杀戮多,流血多,所谓“天下多故”。高贵乡公曹髦甘露二年(257年)四月,还是在淮南那个地区,发生了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之叛。诸葛诞与夏侯玄、邓飏是好朋友,他的行为也属于曹氏集团的一次反抗,结果也以失败告终,他于第二年二月兵败被杀。在淮南一带的反抗,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史称“淮南三叛”。镇压这“三叛”的,分别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马”。
动乱、恐怖的时代,也是最容易出隐士的时候。这不,近些年来,在汲郡共(在今河南辉县)北边的苏门山中,便有一位名叫孙登的高隐,据说他没有妻室儿女,一个人住在山洞中,喜欢读《周易》,弹一弦琴,自得其乐。他为人随和,总是乐呵呵的。有时候人们把他抬起来扔到水中,想看看他发怒的样子,他从水里爬出,还是乐呵呵的。他有时下山去,人们送他衣食,他既不拒绝,也不道谢。吃了,穿了,用了,剩下的也不带走。有人与他讲话,他从不搭腔。他真是一个方外之人,人间的一切规矩习俗,都与他无关。
嵇康、阮籍都曾上山拜访过他。根据记载,是阮籍先去的。为了叙述方便,要先从嵇康说起。
在七贤中,嵇康的隐逸思想最为浓厚。他虽身为中散大夫,却经常住在山阳。他喜欢花草鱼鸟,喜欢到深山老林采药,在明山秀水中且行且歌,悠然忘返,樵夫们都说他是神仙。当他听说孙登的事情后,立即前往拜访。
但孙登竟没和他说一句话。苏门山离山阳不很远,此后很长时间,他还是经常前往,孙登始终一言不发。最后一次,嵇康对他说:“我以后不会再来了,先生竟没有一言相告吗?”
孙登看他一眼,长叹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我说什么呢?你才多而识寡,恐怕难免于当今之世。”
才与识,是人的素质的两个方面。才以行己,识以观人。才偏于感情,识偏于理性。才可以创造物质和精神的美好一切,识可以看破毁灭一切美好的鬼蜮伎俩。嵇康才多而识少,看不透比地狱还要险恶的人心,疏于保身,为此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被孙登不幸而言中。这也是后话。
阮籍拜访孙登,用的是另一种方式。你孙登不是随随便便伸开两腿坐在地上吗?我也摆出这个架势与你相对而坐。你不是缄默不语吗?我就偏要和你讲话,大谈特谈上古三皇五帝以来的治理天下之道。你不是仍然不理我吗?我再和你大谈特谈“栖神”“导气”这些隐士感兴趣的养生之术。见他还是不理不睬,怎么办呢?阮籍只得使出自己的绝招——“啸”。
“啸”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抒情表意方式。它出现得非常古老,《诗经》中就多次提到,魏晋时期特别流行。西晋成公绥著有《啸赋》,唐代孙广著有《啸旨》,把啸说得神乎其神。其实啸无非就是吹口哨,只不过有人吹得响一些,花样多一些,好听一些。啸能够表达各种感情,或悲伤,或慷慨,或闲适,或欢快。岳飞“抬望眼,仰天长啸”,表达的不是“壮怀激烈”的感情吗?
阮籍是啸的高手。据说在他老家尉氏县城里曾有一座他的“啸台”,明、清以至民国时期曾经多次重修,抗战时被毁,只剩下一个土堆。此刻,面对孙登,他便用足力气长啸一声。
始终板着脸的孙登忽然莞尔而笑,说:“再来一次!”
阮籍一边长啸,一边往山下走去。走到半山腰,忽听背后传来奇异的乐音,好似几部管弦乐队一齐合奏,声音优美而浏亮,在整个林谷间传响。回头一看,原来是孙登在啸。
如果说阮籍是啸的高手,那么孙登,无疑是顶尖的高手,是啸的大师!
真奇妙,千言万语无法打破沉默,一声长啸却沟通了心灵,交流了思想。听到啸声,阮籍忽然若有所悟,心中涌出一股创作灵感与冲动,回去后挥笔写了篇《大人先生传》。
这是一篇千古奇文。文章很长,尽管是一挥而就,也花了好几天工夫。像刘伶的《酒德颂》一样,它也是以庄子的“神人”“真人”“至人”为楷模,刻画了一位超越时空、超越世俗、自由逍遥的“大人先生”的形象,他“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与之对立的,是一位儒家的“君子”。
原来有人写信给“大人先生”,指责他行为太随便,太不遵守社会法则,太放纵恣肆了,应当像“君子”那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一切遵循儒家的礼法,才能赢得封妻荫子,荣华富贵。
“大人先生”在回信中把那位“君子”比喻成虱子,说是:“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之中乎?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悲夫!”
意思是说:你没看到虱子处在裤子中吗?它逃在深缝里面,藏在破棉絮之中,自以为是吉祥的住宅。行不敢离开裤缝边,动不敢走出裤裆外,自以为是很守规矩的。饿了就咬人,自以为有吃不尽的食物。然而等到大火燃烧起来,连城镇都被烧焦了,你那君子处于尘世之内,与这虱子处在裤裆里头又有什么两样?可悲呀!
讽刺得多么形象、生动、淋漓尽致!你看那位儒家的“君子”是何等地卑琐!更加大胆的是,阮籍把这一切的根子,归结到君主专制制度,以下几句是很有名的:“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一切虐害,一切残贼,都产生于君主制度。他们君臣制定的礼法,只是为了对付平民百姓。嵇康也表达过类似思想。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这真是无声处的一声惊雷啊!
在这篇文章中,阮籍说这位“大人先生”也居住在苏门山,最后“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晋书·孙登传》说,孙登也是“竟不知所终”。那么,阮籍所写的,到底是那虚无缥缈的“大人先生”呢,还是那迷蒙的高隐孙登,抑或就是他自己理想的化身?一切都是这样迷离恍惚,一任聪明的读者自个儿去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