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为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女性还有一位，这是他心目中的伟大女性——他的母亲。

那是正元三年（256年）的一个秋日，他正在朋友家下棋，忽然他家一个仆人急乎乎跑来，说他母亲去世了。朋友慌忙站起来，他却咬咬嘴唇，低声断然说：“下完它！”一局既终，他向朋友要来酒，咕噜噜一口气喝下好几升，仰天长号，哇地吐出一口鲜血。

他能不悲痛欲绝吗？这是他从年青时就守寡四十多年的母亲呀！这是曹丕《寡妇赋》所写的那个人：“惟生民兮艰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抚遗孤兮太息，俯哀伤兮告谁？”她就是艰难抚养我这“遗孤”的哀苦无告的母亲呀！但是，他有他的表达悲痛的方式，这方式不一定与别人一样，也不必都按常规。甚至，他就是要打破常规！

对于孝子居丧期间的生活与行为，儒家的礼仪中有非常明确而烦琐的讲究，比如不能喝酒，不能吃肉，要吃稀饭，等等。阮籍对此当然不去理会，倒是记住了《庄子·渔父》说的“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是的，处丧是悲哀的，但何必非按照“礼”去悲哀呢？阮籍的悲哀面对的是母亲，而不是礼仪。别人可以说他违礼，却无法说他不孝，因为他悲伤得已经“毁几至灭性”，身体都快垮了。

其间，裴楷曾来吊丧。裴楷年方二十，相貌标致，有“玉人”之称，精通《老子》《周易》，与王戎齐名，钟会曾称赏“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向司马昭推荐他当了尚书吏部郎。他来的时候，阮籍正喝醉了酒，披头散发，伸着两腿坐在床上。裴楷也不理会他，径自来到灵堂，大哭几声便走了。

事后有人问他，礼制规定，吊丧的时候，主人哭，客人才能行礼。阮籍既没有哭，你为什么要哭呢？他说：“阮籍是方外之人，所以不遵守礼制；我辈是方内之人，所以按礼仪行事。”

这种“方内方外”之说，来自《庄子·大宗师》中的一则寓言故事，说是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是好朋友。后来子桑户死了，孔子派弟子子贡去帮助料理丧事。子贡看到他们一个在编曲，一个在弹琴，一起唱道：“子桑户呀，你倒好了！你已经归真返朴了，而我们还要做人！”

子贡走上前去：“请问你们这样做，合乎礼吗？”

二人相视大笑：“这个人知道什么礼呀！”

子贡回去，把此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就是我的不对了。他们是游方之外的人，我是游方之内的人。他们怎能遵行世俗之礼，来取悦于人们呢？”

当时有人注《庄子》，解释“游方”的“方”为“常”，指“常教”，也就是礼教。“游方之内”就是生活在礼教之中，“游方之外”当然是跳出礼教之外。进一步说，“方内之人”是拘守礼教的世俗的人，“方外之人”则是超越礼教束缚的精神自由的人，魏晋名士所向往的就是这样的人。

母亲下葬那天，阮籍又令人蒸了一只小猪。要入殓了。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从此这世界又添了一个没有母亲的人。于是他一口气吃下几块肉，喝了二斗酒，大叫一声“天呀，一切都完了”，又吐出一口鲜血，然后颓然坐在地上，感到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眼前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无边的茫然。

没过几天，阮籍又出现在司马昭的座席上，照常饮酒吃肉，谈笑啸歌。他当时是司马昭的从事中郎。在座的还有司隶校尉何曾。前面曾经说过，阮籍被礼法之士“嫉之如仇”，何曾便是这样的礼法之士，他对阮籍任情悖礼的行为恨之入骨，曾当面斥责他是“败俗之人”，现在更直接对司马昭说：“明公正提倡以孝治天下，而阮籍重丧，居然明目张胆大吃大喝，应把他流放海外，以正风化！”

何曾是当时礼法之士的典型代表，他动由礼节，道貌岸然，其实是个伪君子，生活极其豪奢，家中的菜肴比御厨还好，每天吃饭花费万钱，却还说没有下筷子处。

司马昭总是袒护阮籍，替他辩解道：“你看他悲伤成什么样子了，怎么不能体谅他一下呢？再说身体不好饮酒吃肉，也是符合丧礼规定的。”

儒家主张中庸，认为过犹不及，在礼制上也是如此。《礼记》一方面规定“终丧不食肉，不饮酒”，另一方面又说“有疾则饮酒食肉”，否则把身体弄垮了，也同样是“不慈不孝”。因为从伦理和心理上说，父母都希望子女好。如果身体坏了，违背了父母的意愿，是不孝，而且这就等于置父母于“不慈”之地，更是不孝。

说到这里读者也许要问，为什么阮籍如此肆无忌惮任诞违礼，司马昭却一再回护，而嵇康并不很放诞，却最终未能幸免？原因很简单，就是有没有实质性的危害。司马昭深知阮籍“至慎”，讲话一不涉及政治，二不评论人物；他违背的是虚的繁文缛礼，而不是我司马氏的实权。嵇康就不同了，只要看看他准备参加毌丘俭的叛乱，就可想而知了。

阮籍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有恃无恐，根本不理会何曾的疾言厉色，依然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