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并没真的化钱，就在沃洲山逍遥而诗意地栖居着。山上有树，树上有鸟，鸟上有瓦蓝瓦蓝的天空。树下有花，有草，花草上有明眸般的露珠，露珠里有天空的瓦蓝。人生在世，还要什么呢？还有什么更好的呢？

在这里留下他不少诗意的遗迹和故事，特别是他有关“逍遥”的著名的宏论。虽然准确地说，这宏论不是在这里发的，也不一定是在这段时间发的，但并不妨碍我为了方便而放在这里叙述。

那宏论是在建康白马寺说的，而且是分两次说的。第一次是，他听到一位名叫刘系之的正在与人谈论《逍遥游》。我们已经知道，《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是《庄子》的基调，是庄子的人生境界与理想。什么是庄子的“逍遥”？怎样才算“逍遥”？只听刘系之振振有词地说，“适性”就是逍遥，适宜自己的天性、个性，就可以做到逍遥。

他听了心中一动，这不还是向秀、郭象的“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的说法吗？按照这种说法，不是一切小人、坏人、庸人，只要合于他们的“性分”，为所欲为，就一样是逍遥吗？于是他走上前去说：“不对！如果以适性为逍遥，那么暴君夏桀、强盗柳下跖无恶不作，这正合于他们的本性，也该算逍遥了。”

晚上，他睡不着。他想，一种荒谬的理念控制了人心，会是多么可怕！他觉得应当正本清源，引导人们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于是便开始注释《逍遥游》。过了几天，他又来到白马寺，碰上太常冯怀等人，便把自己思索的成果对他们讲了。他这番话挺长，又有些难懂的当时的用语，这里不能全文引用，也很难逐句解释，只能略述大意。

支遁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庄子所谓的“逍遥”，是阐明“至人之心”的。注意，是“至人”，是伟大而超越的人物，而不是庸人、凡人。而“至人”追求的是“至足”，是最大的精神满足，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自足”——自我满足。他乘着天地之气，游于无穷之境，驾驭外物，而不为外物所羁绊，这才能达到逍遥。一般人追求的是“自足”，是自己的一点儿小小的欲望，就好像饿了的人吃上一顿饭，渴了的人喝上一碗水，就满足了，快乐了，忘记了高远的目标，仿佛人天生就是如此。不错，他“适性”了，但难道他真的“逍遥”了吗？

这就是支遁所诠释的《庄子·逍遥游》的大意。每当看到这段文字，我总不由得想起两句现代的诗：“既然我们立志要长风破浪，那小小的池沼怎能满足我们的渴望？”或者想起那篇歌唱雄鹰的著名的散文诗。一只受伤的鹰跌落在山谷里，它宁可粉身碎骨，也要最后一次飞上高远的天空，因为那里有它的幸福；而一条蛇则满足于山谷里的潮湿和温暖，它怎么也不能理解那不安分的鹰，他觉得在这里就很幸福。不过我这样比拟是很危险的，是表面的相似，比拟的双方实质上往往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要之，比拟总是蹩脚的。

支遁的“逍遥”新义得到名士们的认同和接受，用以取代了向、郭之义。这似乎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庄子立下一个超越的逍遥境界，向秀、郭象用世俗的诠释否定了这个境界，支遁又重新拉回超越的境界。不过这样说也很危险，因为庄子与支遁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他们虽都讲“至人”，内涵却不同。说起来很简单：一个是道家，一个是佛教。

说支遁过着诗意的生活，比如他喜欢养马。在他居住过的沃洲小山，据说曾有养马坡、饮马池、上马石等遗迹，也不知真假。养马本是实用的事情，战士养马是为了打仗，农民养马是为了乘载，商人养马是为了卖钱，而他养马却什么也不为。有人讥笑他，说僧人养马不伦不类，他说：“我喜爱马的神骏。”“神骏”就是诗意，因为诗是无用之用，它只激发人的美感。

支遁还喜欢养鹤。有人送给他一对幼鹤，他很高兴，把它们养大了，长出长长的翅膀，扇动着，似乎要飞去。他很舍不得，就把它们的翅膀剪短了。他看到它们有时张开翅膀，扑棱棱想要飞，但只能蹿起几尺高，就跌落在地上，回头颓然地看看翅膀，又垂下头，似乎有无穷的恼丧与伤感。这时，他不禁自责：“它们既有凌云之姿，为什么不放它们飞，而当成玩物呢？”

也许他还想到《庄子·养生主》上的那几句话：“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山泽中的野鸡也许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百步才能喝上一口水，尽管如此艰难，它还是不希望被养在笼子里，因为那里没有自由。这两只鹤，不就像那野鸡吗？他养着它们，给它们吃，给它们喝，它们倒是像向秀、郭象所说的，“适性”了，“自足”了，但它们“逍遥”了吗？显然没有。不是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吗？它们也有广袤的原野，也有高远的天空，它们也需要“至足”，它们也渴望真正的逍遥啊！于是他加意呵护它们，喂养它们，不久，它们又长出更长、更强健的翅膀。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他带它们来到一座形状酷似马鞍的小岭，把它们向上一抛，任它们飞上瓦蓝的天空，大声喊道：“逍遥吧，鹤！”

后来，这座小岭就叫作放鹤岭，传说岭下还曾经有一个放鹤亭，我曾经四下寻觅，却怎么也寻觅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