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王导身体欠佳，恐怕不是三天两日的事情了。太宁三年（325年），晋成帝司马衍登基大典，王导托病没有参加；他还托病不朝，却为郗鉴赴任送行；这一切虽然包含着对“政事一决于（庾）亮”的不满，但也必定有病可托。那一年，他五十岁。

此后，时而有他身体欠安的透露。比如咸康元年（335年），王导因“羸疾”即病弱，没能参加朝廷的聚会，于是这年三月，司马衍亲率群臣到他府上设宴聚饮。那一年，他六十岁。

咸康四年（338年）六月，改司徒为丞相，仍由王导担任（王导死后又改为司徒）。王导对政务却更加淡漠了，文件只是大致翻翻，便签上名字，表示已阅、同意。这虽与他崇尚无为、简易有关，但体力和精力不济，恐怕也是重要原因吧。那一年，他六十三岁。

这段时间，正是庾亮策划“倒王”之时。尽管他表面不露声色，若无其事，内心肯定会很气愤，也难免紧张和忧虑，这无疑也大大损伤着他的身体，结果于第二年即咸康五年（339年）七月一病不起。这年，他六十四岁。

王导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他回想平生，特别是“中兴”以来的所作所为，包括清静、无为、宽松的基本方针，他觉得还算得当，自己也还算满意，不禁喟然长叹：“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愦愦”就是糊涂。他的意思是说，现在人们都嫌我糊涂，将来他们怀念的，恐怕正是这糊涂。

确实，王导去世后，本想让庾亮由武昌入朝辅政，庾亮坚辞，于是就用了他的弟弟、扬州刺史庾冰。庾冰辅政一改王导的做法，在个人作风上，他忙忙碌碌，不舍昼夜；在为政方针上，变“网漏吞舟”为“网密刑繁”。有人当面批评他：“你看起来纲目不失，其实不过是小道小善罢了。王丞相会这么做吗？”这话受到青年谢安的激赏。谢安后来也做了丞相，他的为政方针是“不存小察，弘以大纲”“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可以看出，完全是从王导那里继承来的，连字面都相似。

却说去年五月，晋成帝以王导为太傅，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这是最高的三名朝廷大臣，是国家的三根栋梁。现在王导死了，三根栋梁去其一。一个月后，郗鉴，第二根栋梁，也摧折了。

郗鉴是在升任太尉后得病的，当时已年届七十，自知不治，便上疏辞去太尉，并对后事做了安排。他原本也是流民帅，统领的官兵多是北方人。小草恋山，百姓怀土，他们想念家乡也是常情。但如果他死后他们自发北渡，很容易出乱子，所以要有镇得住的人接替。他觉得他的侄儿、晋陵内史郗迈很为流民拥戴，可为兖州刺史；太常蔡谟众望所归，在流民中颇有威信，可任徐州刺史。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郗鉴不愧为“中兴名臣”。他正直，有主见，顾全大局。他反对陶侃、庾亮的两次“倒王”，使东晋免除了再遭动乱之灾。所以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读通鉴论》说：“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

在王导去世前，庾亮也已经得病了。那还要追溯到年初。他看到北方自石勒死后，始终没有平稳下来，便想借这个机会收复中原。王导赞成他的想法，郗鉴却认为准备不足，不可大举。但庾亮还是加紧部署，命毛宝等戍守邾城（今湖北黄冈西北），其他诸将也各有安排，他自己拟进驻石城（今湖北钟祥）。到了五六月，邾城被陷，毛宝投水自杀。庾亮良图成空，又悔又愧，窝囊出病来。适逢王导去世，朝廷征他为丞相，他哪里还有脸面！病势却日渐沉重，于咸康六年（340年）正月去世，年五十二。

庾亮一表人才，至老不减，人称“丰年玉”。下葬之时，有位大臣流涕叹息道：“玉树竟被埋到泥土中，叫人怎能甘心呀！”是的，从此永远消失了，他那天人般的风姿！

庾亮缺乏政治才能，更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他能够登上那么高的位子，主要依靠两条，一是国舅的身份，二是出众的仪表。他一生做成的事情不多。在苏峻的问题上，更完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王导的问题上，也差点儿酿成大祸。总之，他也许是合格的名士，却是不合格的名臣。

但也不能把他看作反面人物，他不是大奸大恶。即使“倒王”之事，虽有争权夺利的成分，但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他曾经有匹“的卢”名马，殷浩说这马对主人不利，会“克”主人，劝他卖掉，他说：“那不就把祸害转给别人了吗？”说得殷浩很惭愧，可见他心地的善良。至于他的雅人深致，前面已经领略过了。

仅仅半年，“栋梁”就接二连三摧折了。当时朝野流传着一句话：“三良既没，国家殄瘁。”“三良”在这里无疑是指王导、郗鉴、庾亮。“殄瘁”就是困苦。三位贤者都离人们而去了，国家面临着困境。

但日子还得过下去。天塌了，有地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