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明帝司马绍虽聪明却没有福分，在平定王敦之乱后的第二年（325年）就一病不起，只有二十七岁，而太子司马衍更只有五岁，于是又到了“顾命”的时候了。接受皇上的托孤成为顾命大臣，这意味着信任、尊荣和权力，因此有些人“重之若千钧”，非常当回事儿，比如祖约没能接受顾命，成为他后来作乱的原因之一；再比如陶侃，那么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却也因同样原因而吃醋，而消极。但是，也有人对此“视之若埃尘”，避之唯恐不及，那就是阮孚，“八达”之一的阮孚，混血儿阮孚。现在，该顺便为他做个了结了。

阮孚后来官做得挺大。因参与平定王敦之乱，提为侍中，后又转为吏部尚书。司马绍病危，温峤乘车匆匆赶往宫中接受顾命，顺路不由分说把他也带上了，在车上才告诉他原委，并说江左危弱，应同心协力，辅佐幼主。阮孚要下车，温峤哪里肯放？快到宫中时，他说自己内急，要上厕所，谁知下车后便一路小跑逃回家去了。

阮孚淡于荣利。他有个奇怪的癖好，喜欢收藏屐——一种木底鞋。当时他与祖约齐名，而祖约喜欢积攒钱财，人们久久分不出二者人格的高下。有一次，有人到祖约家去，见他正在收拾财物，还有两小筐没放好，见人来了，连忙藏到背后，用身子挡住，神色紧张，生怕会被抢走。后来这人又到阮孚家，看到他正吹着火往木屐底下涂蜡——那可以走得更轻便些。他神气悠闲，一边涂一边喃喃自语：“唉，不知一辈子能穿坏几双屐！”人们这才判定还是阮孚高，因为他有“雅量”。其实岂止是雅量问题？想想看，那个祖约，什么不可以爱好，却偏去爱好钱财！难怪他后来会谋反。

阮孚常喝得昏天黑地，其实他清醒着呢！起先，晋明帝上台后，庾亮的妹妹庾文君立为皇后，庾亮成为国舅。现在晋明帝死了，他看出庾亮将当权，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天下难免出乱子。此时恰巧广州刺史出缺，他便要求到那荒远不毛却又远离是非之地做官，朝廷满足了他的愿望，任他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他在赴任的路上去世，年四十九。不久，果然爆发了苏峻之乱，人们都说他“知几”。

这就是阮孚，这就是魏晋名士之为魏晋名士——外表放诞而内心清慎。

现在还是回到顾命之臣吧。这年闰七月，司马绍死，司马衍即位，史称晋成帝，第二年（326年）改元咸和。根据遗嘱，辅政的有王导、庾亮、郗鉴、温峤、卞壸、陆晔。陆晔是吴姓士族，是象征与摆设，且不说他。剩下的五个，可以大致分成三派，三种不同的思想类型。他们之间权力的消长，决定了此后十多年政治的走向。

王导和庾亮都是大名士，大权贵，也是彼此对立的两方。王导是政治老手，资历深，经验多，实行清静、宽松的基本方针。

庾亮当时只有三十五六岁，他是个复杂、矛盾的人物，有时甚至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晋书》本传上说他“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很难想象，“性好庄老”与“动由礼节”怎么能统一起来。另外，我们记得，庾亮曾经反对太子司马绍读《韩非子》，说是“刻薄伤化”，说明他反对法家思想，但他自己执政却“任法裁物”，走的正是法家路线，也许这是有意与王导立异？他与王导的争斗有政治理念的差异，也有争权夺利的成分。由于皇帝年幼，他的妹妹庾太后临朝，实际上等于他说了算，权势压过了王导，可以说是“庾与马，共天下”的时代。

温峤比庾亮大一岁，二人从小就要好。有一次他赌博输了钱，是庾亮帮他还上，人家才放他走的。所以他处处护着庾亮，帮着庾亮，但也并不反对王导。与之相反，郗鉴是站在王导一边的。由于王导的政策过分宽松，好几次有人想把他扳倒，都因为郗鉴的反对而罢休。但他也并不反对庾亮。他们都是正派的人。

卞壸也是正派的人。他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高座和尚曾说他是“礼法人”，但他并不是当年嫉恨阮籍的那种虚伪的“礼法之士”，而是真诚地重视礼法规矩，崇本务实。他厌恶华而不实的名士习气，名士们当然也不喜欢他。阮孚曾讥笑他说：“你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不觉得累吗？”他反唇相讥：“如果我不忙忙碌碌，诸君怎能风风流流呢？”当时有些贵族子弟效法王澄、谢鲲，玩什么任诞放达，他主张把他们治罪，王导、庾亮不同意。在这方面，王、庾倒是一致的。卞壸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即使对王导也毫不容情。司马衍举行登基大典那天，王导托病未到；还有一次，王导称病不上朝，却私下送郗鉴外出赴任。这两件事，都受到他的严厉指责，说是“以私废公”“亏法从私”。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要维护“礼法”的尊严，维护正常的政治秩序。

这样的务实官员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没能接受顾命而不满的陶侃。他有很多嘉言懿行，甚至放到现在也可以引为楷模。比如他曾说：“大禹是圣人，尚且惜寸阴；我们一般人，要惜分阴啊！”这在今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曾被王敦排挤为广州刺史，在那里闲居无事，每天清晨把一百口瓮搬到室外，到了晚上又搬回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中原沦陷，要练好筋骨，一旦需要，好为国效力。他也非常厌恶清谈和任达的风习，说是“《老》《庄》浮华，不是先王的哲言，不可遵行”。陶侃出身贫寒，他是依靠战功一步步上来的，所以尤其务实。

这些都是当时国家的脊梁，支撑着东晋初期倾于东南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