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需要解释。通俗地说，“吾徒”就是“我们”“我辈”，或曰“我们一流人”。不过这些人是“另类”的，他们的身份与我们不同，是些和尚。但他们又不是一般的和尚，他们是“名僧”“高僧”。下面讲到的几个，其事迹都被记在《高僧传》中。总之，说他们是“吾徒”，是因为他们是名士化的僧人，或者干脆说他们就是穿着袈裟的名士，与“我们”气味相投。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资格出现在我们的书中。

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他们还是陌生的一群。要介绍他们，真是说来话长。

大家知道，佛教是在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当时印度佛教分大乘和小乘，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分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传入中国的主要是中观学派。佛教传入后经过很长时间的沉寂，到魏晋时期才逐渐活跃起来。这是有原因的。

原来，中观学派又叫大乘空宗，它的特点就是讲一个“空”字。它是龙树根据大乘佛教中的般若思想创立的，其基本理论是“缘起性空”，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各种条件因缘合和而成的。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或消失了，那么这个事物也就变化或消失了，因此一切事物都是没有自己的固定性质（自性）的，虚假不实的，空的。过去已过去，未来尚未来，现在不常在，一切都如此虚幻。龙树的代表作叫《中论》，全书其实只论了一个字：空。它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法”，也就是一切实的和虚的事物，都是因缘凑合而成的，因而它们无一不是空的。

大乘空宗的这种“空”的思想，与魏晋玄学“贵无”“以无为本”的思想，不是很相似吗？二者不是很容易一拍即合吗？何况高僧们为了使自己外来的教义“因风易行”，极力地、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地去迎合本土的玄学思想呢？

从人的方面来说，名士和名僧信奉的既然都偏于虚无，他们的处世态度既然都偏于“方外”，他们的行为既然都偏于超脱，那么就不难想象，他们很容易气味相投，灵犀相通，相见恨晚。

不过这仍然有个过程。在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甚至中朝名士那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名士研习佛经以及名士、名僧交往的记载。到了西晋末期，北方战乱不已，名士、名僧大致同时南渡，而且大都住在建康，生活又比较稳定，互相欣赏和来往便逐渐成为风气。

首先被名士们称为“吾徒”的是帛尸梨蜜多罗，这个名字是“吉友”的意思。因为他好高座讲经，故人称“高座法师”。他原是西域某国的王子，本应继承王位，但他放弃了，让给弟弟，自己出家当了和尚，并且来到中国北方。他也是永嘉年间避乱渡江的，住在建康的建初寺。据说他天姿高朗，风神超迈，有一种潇洒脱俗的气质，所以王导一见就说他是“吾之徒也”，即“我们一流人呀”，代表名士群体接纳了他。

其他渡江名士如庾亮、周顗、谢鲲、桓彝也都与他一见如故，披诚相待。有一次他们想“题目”他，用几个字概括他的特点。想了半天，最后周顗说：“我看用‘卓朗’吧，如何？”大家想了想，都觉得这两个字挺贴切。“卓朗”也就是“高朗”。周顗当了吏部尚书后，曾经抚摩着他的背说：“假如是太平盛世，我能选到你这样的官员，那就死也无恨了！”王敦当时在外地，听说京城来了这么一个奇人，特地跑回来，一见，也心悦诚服了。

高座不会说汉语，与名士们交谈须通过翻译，因此他平时说话不多。俗话说，哑巴不讲话，人们都觉得他深沉。同理，名士们也说高座高简。也有人说，他虽不懂汉语，但在翻译之前就能知道对方的意思。其实他知道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高座对名士也很认同，也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吾徒”。有一次王导到寺里来看他，二人随随便便、歪歪斜斜半卧半坐着说话。过了一会儿，卞壸也来了。卞壸我们后面还会见到，他是个严正的人，非常看不惯那套任情废礼的名士习气，属于我所说的务实派官员。高座见了他，立即将衣服整理好，端端正正坐着。事后有人问起此事，高座说：“他是礼法人！”言外之意应是：他，非吾徒也！

与高座不同，康僧渊南渡比较晚。他虽然也是西域人，但出生在长安，故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只是模样是外国的：目深而鼻高。王导常以此调侃他，他说：“鼻子是脸上的山，山不高则不灵；眼睛是脸上的湖，湖不深则不清。”当时被称为“名对”——有名的对答。

天下名山僧占多。康僧渊后来住在豫章几十里外的山中，旁边是连绵的峻岭，悠长的流水，门前有清香的果林，真是景色怡然。庾亮等人曾去看过，十分羡慕，流连忘返。魏晋名士逐渐移情于山水，原因固然很多，僧人的带动我想也是其一。

还有一位名僧叫竺法深，有人说他是王敦的弟弟，恐怕不可能，因为没有一丝迹象。他活的年岁比较长，是我们下一章的重要人物，那时有些年轻人好议论他，他说：“你们不要有眼不识泰山，我当年曾与元、明二帝，还有王导、庾亮二公周旋！”确实，此时他常常穿着草鞋，随随便便出入宫廷，人们都称他为“方外之士”。

综观这个时期名士和名僧的交往，虽然是前所未有的新的景象，但二者似乎还只限于精神上的相契，风度上的相慕，互为“吾徒”而已，对彼此的义理似乎还明而未融，玄学与佛学也还未水乳交融。这在下一章江左名士中实现了，在玄佛交融的中国化佛学——般若学中，法深还是其中一派的创立者呢。

名士和名僧的交往，玄学与佛学的交融，是东晋士风与学风出现的一个新特点，故本章和下章都要专门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