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与清谈同时，魏晋名士风流的另一个侧面——任诞，也在江南流行开来。

最典型的是“八达”的故事，它记载在《晋书·光逸传》中，但这还要从胡毋辅之说起。胡毋辅之的故事在上章的“名教中自有乐地”一节已经讲过，他是一个任诞者，“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他又是一位“后进领袖”，带出了几个任诞的徒弟，后来他们又把这种风气带到南方。在北方时，好名士的东海王司马越听说他的大名，请他担任从事中郎等职。司马越死后他避乱渡江，司马睿以他为谘议祭酒。这些都是永嘉五年（311年）的事情。后来他出为湘州刺史，“到州未几卒，时年四十九”。那么，推想起来，他去世的时间大约是建兴二年（314年），“八达”的故事则大约发生在其前一年（313年）的夏天（考证从略）。

前面说过，胡毋辅之曾将光逸推荐给司马越，司马越因为他出身低贱而未召，后来才又征聘他为僚属。过了几年，他也避难渡江，还是投奔先来的胡毋辅之。好不容易找到胡毋辅之的家，却正碰上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七人闭门饮酒，已经连续好几天了。大概因为天热，一个个披头散发，赤身露体，像群无赖。光逸想进去，门卫看到他那叫花子般邋遢的穷样子，哪里肯放行！他索性脱掉衣服，光着头伸进狗洞汪汪大叫起来。胡毋辅之听到，大惊，说：“他人绝不会这样，肯定是我的光逸！”叫进来一看，果然是他。于是他也加入了这激情的狂饮，合起来正好八个人，于是便有了“八达”这个雅号。

这“八达”，差不多人人都有一本放达的账。

谢鲲我们早已熟悉了，也一定记得他那“任达不已，谢鲲折齿”的荒唐故事，饮酒当然更不在话下。不过，他的传记上说他“虽自处若秽，而动不累高”，虽然表面上看来荒唐，而并无损于为人的高洁。是的，荒唐的只是他的外表，严正的却是他的内心。其实名士们包括“八达”大率如此，他们以后的故事可以为证。谢鲲去年送走了他的“亚父”卫玠，后来他母亲去世，他“母忧去职”，估计就是利用服丧期间到建邺参与“八达”的放达。

毕卓是个真正的酒鬼，他一生乏善可陈，完全是凭着饮酒的言行而彪炳史册，流传人口。《晋书》他的本传在时间上有点混乱，且不管它，只讲他饮酒的故事吧。他曾为吏部郎，这也算是比较重要的官职了，他却常因饮酒误事。他的邻居也是一位郎官。有一天他忽然闻到墙外飘来扑鼻的酒香，知道是这位“芳邻”的酒酿熟了，便于夜间悄悄溜到他家，在酒瓮间偷饮起来，被管家发现，结结实实捆绑着，扔在酒瓮旁。第二天早晨，主人来了一看，嘿，这偷酒贼原来竟是毕吏部，连忙松绑道歉。毕卓却反宾为主，拉着主人就地痛饮起来，大醉而归。

这是行。《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的他的话更有名，说是：“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这里记得挺有意思：共四句，每句五字，像首五言诗，只是不押韵。他说得对，就着螃蟹喝酒是最对味儿的，特别是那种带着海腥味儿的鲜美的螃蟹。当然要有足够的酒，像游泳池那么多的简直可以浮荡其中的酒，这样就可以了却此生了。要求真低，真简单，可怜的家伙呀，这一辈子真容易打发！

这几句话被古往今来的酒徒和非酒徒津津乐道。唉，我们有时苦心经营的“事业”，说不定一转眼就烟消云散，人家随口说出二十个字却流传千古，真是不公，也真如李太白所说：“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再说羊曼。在北方时，司马越曾经征聘过他，不就。过江以后，成为司马睿的参军，那时司马睿已为镇东大将军。据史书记载，羊曼任达放纵，好饮酒，与阮放、阮孚、胡毋辅之都在“兖州八伯”之列。“八伯”者，犹如“八达”，无非都是酒鬼。

阮孚的身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饮酒是他家的门风。他的堂祖父阮籍，是魏晋名士饮酒纵诞的祖宗；他的父亲阮咸，曾与猪共饮；他也继承了这种传统。在北方时，他曾为司马越的掾属。渡江以后，安东将军司马睿任他为参军，他却整天蓬发饮酒，不把政务放在心上，常常被人告状，司马睿也不计较。他还拿官帽上的金貂换酒喝，遭到弹劾，司马睿仍然宽宥了他。

其实在骨子里，他也是一个很清醒很谨慎的人，从以后的事情你可以看出。

如果说阮籍等竹林名士的纵酒意在避祸，那么这些渡江名士的纵酒多半意在消愁——消那难消的乡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这诗句他们当然不可能读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所感略同——在醉乡中迷醉。故乡，他乡，醉乡，反正都是“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