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史书上这么说。

连首都洛阳都陷落了，北方哪里还有一寸安定的土地？哪里还有一天安稳的日子？这时幸好在南方，在司马睿、王导苦心经营的江东，还有一个比较平静的空间。一道浩浩荡荡的天堑，隔断了胡马嗒嗒的铁蹄。于是包括名士在内的衣冠士族，都闹哄哄朝这边涌来，“渡江”一时成为热谈。

“永嘉之乱”也可作做泛的理解，并不限于永嘉五年（311年）即洛阳失陷的那一年，整个永嘉年间（307—313年）其实都非常混乱。永嘉之后西晋最后几个残年，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衣冠南渡”也绝非一年间的事情。

比如卫玠，就是在洛阳陷落的前一年即永嘉四年（310年）渡江的。那时他二十五岁，已经从一位漂亮的男孩出落成漂亮的青年。前面说过，将近二十年前，他的祖父卫瓘及全家被司马玮杀害，只有他与哥哥卫璪因在外治病而幸免于难。后来，祖父得到平反，由哥哥承袭了爵位，原是兰陵郡公，后改封为江夏郡公。现在，哥哥为散骑侍郎，他为太子洗马，世称“卫洗马”。

看到天下乱起来了，洛阳岌岌可危，他与哥哥商量，由他带着母亲到江南避乱。母亲不愿意，两个儿子，她能舍得下哪个呢？经过多方劝说，她总算同意跟小儿子走。临行，卫玠对哥哥说：“君、父、师三者，都是要服勤至死的。如今正是忠臣效命之时，望哥哥自勉！”翌年，哥哥真的死于洛阳之难。

卫玠带着母亲等人，先是来到他家的封地江夏（在今湖北安陆），在那里住了不长时间，便继续南行，不日来到长江边上。船已准备好了。安排妥老幼和女眷以后，他自己正想登舟，抬头猛见一片惨淡的江水，他的脸色也随之惨淡起来，无穷的伤感，犹如江中无穷的波涛，在脑海翻滚。他不禁自语：“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是的，假如人真的不能无情，假如真如王衍所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那么面对这浩茫的江水，面对比这江水更加浩茫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谁能不感慨万千呢？谁又能排遣得了这万千感慨？

看来卫玠虽然标致，却并不轻浮；虽然善谈，却并非华而不实。他并不是空有一副好皮囊，而是有同样美好、深沉的内心。怪不得《晋书》上说“中兴名士，唯王承及玠为当时第一”呢！

王承前面已经见过，东海王司马越对他非常看重，称之为“人伦师表”，要儿子向他好好学习。他出身于太原王氏家族，与王衍、王导等人的琅邪王氏无关。王衍把他比为乐广。确实，他与乐广挺相似。第一，二者都言简而意赅，言约而意广。第二，都为政清静、宽松，在职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政绩，去职后却为士民长久怀念。这是实行老庄清静无为政治思想的结果，东晋名士兼名相王导、谢安，执行的都是这种政治思想，获得的也都是这样的社会效果。

王承渡江的时间比卫玠要晚，司马睿已经当上镇东大将军，那是永嘉五年以后。他也同样经受了去国离乡的痛苦。他原为东海太守，永嘉之乱时“亡官失守”——丢掉官，失去职，也带领全家南下。道路梗塞，车多，人挤，空气中笼罩着惶恐的气氛。他却显得很沉静，即使遇到险境，也处之夷然，连家人也看不出他有忧戚之色。其实他把忧戚深藏在心底。到了下邳，当他登上一座山顶，回首举目北望，不见洛阳见云雾，怆恻之情再也抑制不住了，说道：“大家都说愁，我今天才真正尝尽了愁滋味！”

《晋书》本传说他：“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前面说他与卫玠并列第一，这里却又说他独占鳌头。他在当时声望很高，但他的事迹流传太少，我们无法知道他更多的故事，所以也没把他列为本章的主要人物。

“渡江名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渡江名士”，又称“中兴名士”。王导作为谋主，是与琅邪王司马睿一起过江的。在所有渡江名士中，庾亮最年轻。在中朝，东海王司马越曾聘他为僚属，他推辞了，当时只有十六岁，后随父亲渡江住在会稽。他既好玄学，又重儒术；既重自然，又重礼法；容止既标致、潇洒，又严正、自尊；虽然年轻，名气却大。镇东大将军司马睿召他为掾属，见他的风神容止更胜过所闻，十分爱重，并为儿子司马绍娶了他的妹妹庾文君。文君后来成为太子妃、皇后、皇太后。凭着这层关系，庾亮后来得以与王导在政治上长久平分秋色，分庭抗礼。

还有一位“渡江名臣”郗鉴，渡江之路也十分艰辛。郗鉴家贫，常常挨饿。乡亲们敬重他，管他饭吃，他便带着侄子、外甥一块儿去就食。后来看到人家不高兴，便只得将饭含在口中，回家后吐给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因而“后并得存，同过江”。

前面说过的那位大兵出身的名士王尼，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洛阳陷落，他与儿子避乱江夏，准备由那里过江。他只有一辆牛车，白天儿子赶着，晚上睡在车上。后来因为饥饿，把牛杀吃了。但一头牛能充几天饥呢？父子俩最终还是难免饿死。他临终叹息道：“沧海横流，处处不安也！……”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天下所有人的悲叹。

渡江，渡江！为了一片安宁的土地，渡江！为了保命，渡江！为了寻找也许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渡江！长江深，长江长，但只要想到南边来，谁也绕不开长江！

长江再长，再险，人们还是来了，过江名士多如鲫。深谋远虑的王导看出这是一股有用的力量，不失时机提醒司马睿把他们安抚和集结起来。司马睿后来从中征聘了一百零六名作为自己的掾属，时称“百六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