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王朝的命运，现在主要握在两个人手中，一个是东海王司马越，再一个就是名士王衍。他最近升任司徒，成为最高行政长官。有一天他跟司马越商量，说中国已乱，应培植强有力的地方势力，以为根据地，选文武兼备的人镇守。

司马越同意他的意见。他当即举荐了两个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选，一个是他的胞弟王澄，一个是他的族弟王敦；前者任荆州刺史，后者任青州刺史。这是当时两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各种资料说法不一，我采用《资治通鉴》之说，时间是永嘉元年（307年）十一月，邺城的大火熊熊烧过半年以后。

《晋书》王衍本传叙及此事，史家批评他“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在当时的情况下，为朝廷经营几个坚实的立足之地和腾挪之所，以备不虞，甚至作为根据地，也不失为良策，说他完全不为国家着想也未免过分。但他也确夹带了“门户私计”，证据是：难道只有他王家兄弟才是人才吗？另外，王衍与二人有番谈话，说这两地都很险固，他自己留在洛阳，正好构成“三窟”，也确实暴露出他“狡兔”式的“自全”之想。

不过王衍也真的很看重这两个兄弟，他曾品评天下人士，说是“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阿平即王澄，处仲即王敦，子嵩就是那位说“《庄子》了不异人意”的庾敳。这恐怕是从名士的角度上评论的。从事功上说，王澄虽不乏聪明，善于清谈，却完全不适合做封疆大吏。他的性格，我概括为两个字：疏阔——疏狂而迂阔。这样的人，只配做名士。

王敦倒是颇能事功的，只是为人太刚狠、豪雄。《世说新语·豪爽》篇只有十三则故事，开头四则都是他的。时人说他“蜂目”“豺声”，可以想见他的刚狠。他精通《左传》，口不言钱财，喜欢清谈，倒也有几分名士风度。

王澄走马上任的那一天，送行的人非常多，名士贵官倾城出动，把道路都堵塞了。王澄本人也非常兴奋，谈笑风生。这时，他忽见庭院中的大树顶上有个鹊巢，便灵机一动，脱掉外衣，噌噌爬上树去，想取巢里的小喜鹊，不料里衣被树枝挂住，便索性一并脱掉，赤身光膀，终于把小鹊取在手中，下地逗弄玩耍，神色自如，旁若无人，人们都称赏这位即将到任的封疆大吏是“达人”。

来到荆州后，他更日夜纵酒，不理政务，只是提拔了一位贫寒而能干的人作为助手，一切委之于他。几年以后，由于举措失当，数万巴蜀流民一时俱反，疏阔的王澄难以招架，几乎束手无策了。挨到永嘉六年（312年）初，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的琅邪王司马睿征他为军谘祭酒，由现任军谘祭酒周顗代替他的职务，算是变着法儿替他解了围。他在去建邺就职时取道豫章，去探访正坐镇那里的扬州刺史王敦。二人本就心怀芥蒂，加上一个太狂，一个太狠，一言不合，就撕打起来，结果他死在这位族兄手里。

有人认为王澄一生绝无可取。是的，他确实乏善可陈。只是他年少时的一桩往事，想起来令人觉得有味，也觉得惘然。前面说过，他的嫂子，也就是王衍的妻子郭氏，是一个贪婪的女人，她居然让丫鬟到路上拾粪！王澄当时十四五岁，劝阻嫂子。嫂子瞪着眼睛骂道：“小兔崽子！你娘临死的时候，是托付我管教你，还是托付你管教我？”说着抓住他的衣裳后襟，操起擀面杖就要打。王澄力大，挣脱出来，笑着跳窗逃跑了。人情不远，将近两千年了，如今想来，这叔嫂当时半真半假笑骂撕扯的情景还觉历历在目，情致宛然，有如我们在生活中曾经见到的。但愿人生长如少年时，那么单纯，那么善良，那么不识愁滋味，那么充满生活的欢快与情趣！

在任诞放达方面，王澄与谢鲲齐名，在两晋影响很大。许多年后，当青年士子想学放诞，总以他俩为借口和榜样。其实谢鲲有头脑，有见识，有节制，远非王澄可比。

《晋书》王澄等人的传记后面，史家评论说：“若乃解衵登枝，裸形扪鹊，以此为达，谓之高致，轻薄是效，风流讵及！”说的就是王澄，批评他把脱衣裸体、爬树掏鹊当作通达，当作高致，这只会引来轻薄者的效法，哪算得上什么风流！其实这种行为还是来自庄子。《庄子·马蹄》篇说，往古最好的时代，“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这不过是比况，形容那种民风素朴、没有礼法、没有机心的上古，世间单纯、亲和、毫无嫌猜的关系，王澄却信以为真了。他的放达，以至于那整个时代的放达，有不少是对老庄“自然”之旨的误读和过分发挥。其实何止那时，历史上常有“七圣皆迷”的时代，把一种原本合理的思想发挥到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