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越后来居上，独占了八王之乱所竞逐的最高权力，在他面前已经没有可以分庭抗礼的同姓藩王，却崛起了更加强有力的异族首领：代替八王之乱的，将是更加血腥的永嘉之乱。

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致命的勍敌主要是匈奴人汉王刘渊和他的儿子刘聪，以及当时正在崛起、后来也称王的羯人石勒等。

这些异族势力的兴起，完全得力于八王之乱，使他们坐获渔翁之利。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趁着司马越、司马颖、司马颙几个宗王火并的当儿，匈奴左贤王刘渊在离石（在今山西）起兵，自称大单于。接着又迁到左国城（在离石北）建立汉国，并设坛南郊，举行仪式，自称汉王。这阵子，氐人李雄在蜀也自称成都王。

汉国建立后，不用说，刘渊经常派兵侵凌晋土，“南下而牧马”。那种方兴未艾的势头，谁都看得出来他决不会仅仅满足于称王，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称皇帝的。

此间，羯人石勒也奋起于草莱之间。他是个聪明而有大志的家伙，又非常骁勇善战。羯本是匈奴的别支，所以他常与刘渊勾搭，为刘渊所用，成为攻晋急先锋。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永嘉元年（307年）五月，他率军攻陷了邺城，杀死那里的守将及士民一万多人，掳掠了大量妇女和珍宝财物，临走时还放了一把火，熊熊燃烧了十多天才熄灭。不久，石勒投奔刘渊，被封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时刻准备着辅佐刘汉，平定晋朝。

邺城的毁灭给人们，特别是京都洛阳的士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邺城是曹操的旧都，曹丕建魏后仍为都城之一，也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它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洛阳的明天，也许更甚。人们想象着，洛阳的长街也许有一天会踏破公卿骨，流遍士民的血。

“这并非危言耸听！”谢鲲一边在洛阳街头走着，一边对走在身旁的朋友阮孚说。那是五月底，邺城大火才烧过几天。阮孚我们已经见过多次，现在他们都是司马越的僚属。

谢鲲的生活之路并不顺畅，好在他所信奉的老庄哲学教给他超脱。当长沙王司马乂在洛阳执政，司马颖和司马颙在城外包围的时候，他正在围城之中，那时他二十三岁，已经是颇有声望的名士了。有人诬陷他，说他想逃到城外，投奔敌方。司马乂听说后要鞭打他，他就自己脱下衣服，任其处置，脸上毫无表情。司马乂又不打了，他便穿好衣服，仍然毫无表情，仿佛对这种人的任何表情都是浪费。后来司马越聘他为掾属……

二人正走着，忽听后面有人喊叫，回头一看，是谢鲲的老朋友董养。这是个有点神秘的人物，飘飘逸逸，似有仙风道骨，又似为隐逸者流。他的传记，便在《晋书·隐逸传》中。

他的年龄很难说。根据传记，他在西晋刚建立的泰始（265—274年）初年便到洛阳，但并非为了追求功名富贵。照此推算，他现在应当六十左右，至少比谢鲲大三十岁。这种忘年之交当时并不罕见。

董养饱经世故，虽不能说是料事如神，但也颇有眼光，有预见。元康元年（291年）贾后废除杨太后时，董养来到洛阳开阳门外的太学，登上那长十丈、宽三丈的讲堂，面对这历来传播儒家道德伦理的地方，无限感慨说：“这个讲堂不过摆设而已，有何用场！我常阅读国家的赦书，谋反、叛乱都可以赦，只有孙子杀祖父母、儿子杀父母的不能赦，这是王法万万难以容忍的。如今儿子废黜母亲，满朝公卿却文过饰非。天理人心既灭，大乱恐怕就要爆发了！”

果然，八王之乱由此开始了。

董养为此写了篇《元化论》，谢鲲还给他作了序。不过那时谢鲲还只有十一二岁，这序大概是近几年才写的。

现在是三个人一起在洛阳街头走着了。忽然——又是忽然，从不远处的东北方向传来轰然一声巨响，接着是惊恐的叫喊声。三人急忙朝前跑去，只见在步广里那个地方，地面陷下去一个很深的大坑。突然，此刻，从坑里扑棱棱飞出一白一黑两只鹅来，黑的一飞冲天，白的不能飞，落回坑里。

谢鲲问董养这有什么兆头。

董养想了想说：“黑的象征胡人，以后将入洛阳。白的——你们自己想吧。”又回头看着两人说：“《周易》说‘知几其神乎’，我看二位可以深藏了！”

过了几天，他自己先带着老伴，挑着担子，往遥远的蜀地走了，蹒蹒跚跚走了。以后在洛阳城，谁也没再见到过他的身影。

记住了他那乱世的危言，又过了些时日，谢鲲也借病辞职，避地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