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过竹林名士向秀注释《庄子》的故事，现在要讲中朝名士郭象注《庄》，二者之间还有一桩历史公案呢！

从竹林名士开始重视《庄子》，同时，也是从竹林名士开始流行任诞，二者显然有内在联系。庄子那强烈追求自由逍遥的精神必然引发对束缚自由的礼教的冲击，再加上时局的刺激，嵇康因而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呐喊，此后，名教与自然的冲突愈演愈烈。而在目前意欲调和这冲突的思潮中，在倡言“名教中自有乐地”、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的气氛里，郭象注《庄》必然带上这种时代的色彩。解释，原就具有时代性。

郭象善于清谈，特别是善谈《老》《庄》，士林称他为“王弼之亚”。王衍曾赞誉他说：“郭象清谈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悬河泻水”就是瀑布。瀑布流注着，会有枯竭的时候吗？郭象那无碍的辩才，大概也是这样滔滔不绝吧。不用说，“口若悬河”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可以想见，郭象注《庄》必能精彩纷呈，只是具体注释时间很难考证了，反正肯定在向秀死后。有一种说法，认为向秀卒于永康元年（300年），那么郭象注《庄》，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了。

我所以拿向秀的卒年为参照，是因为涉及一场“著作权”的纷争。原来向秀注释《庄子》之后，曾经引起很大反响，大畅玄风，只可惜没注完就去世了，还剩下《秋水》《至乐》两篇。他的儿子当时尚小，没法为他补足全书，也没法给他及时整理传抄出来，于是注本连同他思索的成果都一并零落了，不过好在还有另外一个抄本，这个抄本就落在郭象手中。郭象这个人，据说很薄行，他见向秀的注本失传了，向秀本人又死无对证，就把人家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他只是补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又更换了《马蹄》的注文，其他三十篇，也不过断断句子而已，却署上自己一个人的名字，贪人之功为己有。这样，在很多人心目中，郭象就成了一个可耻的剽窃者，一个无行的偷儿。

但历史上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替他辩解。他们认为，郭注虽然吸取了向注的不少东西，但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独立的价值。唐代学者陆德明对郭注的评价非常高，他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唯子玄（郭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称赞郭象对庄子的思想有独到的体会。他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因为向注和郭注他都同时看到了，有所比较。在《经典释文》中，他分别著录了向秀、郭象的《庄子注》，并明确说“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显然，这是两种各自独立的书，博学而谨严的陆德明便是最有力的证人。

郭象的注本完好保存下来了，向秀注只保存下零乱的二百多条。据有人统计，在这些现存的条目中，向、郭完全相同的二十八条，可证郭象确有抄袭；词义相近者三十七条，说明有所修改；向秀有注而郭象无注者共四十八条，说明郭对向注有所取舍；更多条目完全不同，证明他自有独到见解。总之可以说，郭象《庄子注》是在向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吸收了它的一些研究成果，但不能因此剥夺了郭象的著作权。不过无论怎么说，在对待别人著作的态度上，郭象的人格与何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记得，他看到王弼的《老子注》非常精彩，为了成全这个年轻人，便断然烧掉了自己的注本。

《庄子》是一部大书，郭象的注释更是千头万绪，我们的介绍只能从当时的时代特色着眼，并根据本书的需要，择其九牛一毛，尝其一脔而已。

如上所述，这个时代的特色就是调和自然与名教，郭象比时人的态度更进了一步。乐广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体察他的语意，虽然不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但也认为二者只是部分重合；阮瞻说名教与自然“将无同”，语气更显得有些含混，底气不足。郭象注《庄》，则明确而直截了当地把名教与自然等同起来，宣称名教就是自然。如《庄子·秋水》篇原文写道：“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意思是说，牛马四条腿，是牛马天生的，是牛马的“自然”。为了便于驾御，给马加上笼头，将牛穿了鼻子，这就是人为了。好比儒家的礼法，也是用来统御人的，也是对人性的“穿”“络”。所以结论是：不能让礼教戕害了人的自然、自由。在庄子这里，“天”与“人”，自然与礼法，是完全对立的。

郭象对此的注释却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背离了庄子的本意：“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络）之乎？牛马不辞穿落（络）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人生总要用牛乘马的，用牛乘马总是要穿鼻络首的。被穿鼻，被络首，这是牛马的天命。既然合于天命，那也就是“天”即自然了。你看，同样的一件事，在庄子那里是“以人灭天”，到了郭象这里却成为以人合天了——这无疑是说，名教合于自然，名教甚至就是自然。这哪里是在注释《庄子》，这分明是在反驳《庄子》了。

把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的，是《齐物论注》中说的：“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君臣之间的统驭和服从的关系，兄弟手足之间的内外有别的关系，明明都是儒家人为的伦理规范，是名教的根本，郭象却直截了当说成是“天理自然”的。这也就是说，名教即自然。

在《逍遥游注》中，有段话也很著名。本来，庄子在这里描绘了一位“神人”的形象，他“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是一个道家的理想人格，超越了现实的各种伦理关系，郭象的注释却做了扭曲的改造：“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这就将道家超越的“神人”，偷换成儒家世俗的“圣人”，甚至偷换成朝廷上的天子或王公大人，他们身在“庙堂”上执掌着名教，他们的心灵却好像在山林中享受着“自然”，这样，自然与名教便统一了——统一在“圣人”身上。

郭象的这些理论，无疑是为当时的统治者着想的——把维护他们统治、抑制个性自由的人为的名教说成是天理自然的，因而也是神圣的，不可违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