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了,乐广,本章开头讲到的那位传续正始之音的大名士。当时他还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人,现在也垂垂老矣,已经六十开外,做到尚书令的高官,正在围城洛阳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原来,围城外的成都王司马颖是他的女婿,因而有人说他想做内应。长沙王司马乂质问他,他神色不变,故作从容说:“难道我会用五个儿子换一个女儿?”意思是说,他的五个儿子都在城内,也就是都在司马乂的掌心,他不会以此为赌注来讨好女婿的。

    不过他的不安也没有多久。这年(303年)十一月,正在朝廷任职的东海王司马越与几个禁军将领合谋,逮捕了司马乂,交给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发落,张方居然把他活活烤死,年仅二十八岁。

    司马越是八王之乱的最后出场者,到他这里终于凑足了“八王”之数。他的戏还长着呢,还没到他得势的时候。现在执政的是乐广的女婿司马颖。

    让他们争斗去吧,我们感兴趣的是名士的故事。在此期间,乐广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句话虽然只有七个字,却内涵丰富,是以这之前的整个魏晋玄学史为背景的,只能慢慢道来。

    前面说过,正始名士侧重清谈,侧重理论;竹林名士侧重任诞,侧重行为。无论清谈还是任诞,理论还是行为,所发挥的核心思想,实质上都是道家的“自然”,其对立面则是儒家的“名教”,只不过任诞无视和违抗“名教”更为直接和露骨些。

    “中朝”即西晋玄风的盛行,主要是从晋惠帝司马衷上台的元康年间(291—299年)开始的。司马炎死后,司马衷根本无力左右意识形态的走向,被暂时压抑的老庄玄学抬起头来,泛滥开来,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轻视儒家的经学,崇尚老庄道家的学说。

    像整个魏晋名士一样,中朝名士也可大致分为互有交叉的两种类型,即侧重清谈与侧重任诞。从前面的讲述可以看出,由于八王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险恶,任诞的风气加倍泛滥开来,名士们常常公然露骨地、粗鄙地违背礼、践踏礼,因而受到后人的很多非难,并把始作俑的罪责追溯到阮籍头上,如《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裸袒箕踞”就是光着脊梁、伸开两腿随意坐着,毫不守礼,“大道之本”就是“自然”。显然,他们认为任诞行为体现了道家的“自然”。

    引文中的代表人物的活动时间正是“中朝”,其中我不把阮瞻看作任诞派,这从下一节的故事可以看出。当然,也许他任诞的材料没保存下来。王澄是王衍的弟弟,他任诞的故事,留待后面再讲。

    谢鲲是一位风流倜傥的人物,喜欢谈论《老子》《周易》,擅长唱歌,善于弹琴,性格随便而豁达。他的邻居高家有位漂亮的女儿,一天正在当窗织布,他去挑逗人家,被她飞梭打掉两颗牙齿。人们嘲笑他:“任达不已,谢鲲折齿。”他却满不在乎:“折齿算什么,也不妨碍我啸歌!”他所挑逗的与其说是一位“芳邻”,不如说是儒家的男女之大防,倒确实得了阮籍的真传——我们记得,阮籍曾经哭过他只有一面之识的也是当窗而织的早逝的“芳邻”。

    胡毋辅之“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被称为“后进领袖”,并且带出好几个后进的任诞者。首先是他的儿子胡毋谦之,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问虽不及乃父,诞傲却过之。喝醉了酒,他常常直呼父亲的名字,父亲也并不介意。

    他本人虽出身士族,却提携了好几个寒素的狂士。比如王尼是大兵的儿子,本人也是护军府的军士,为人卓荦不羁,胡毋辅之认为他是个人才,便联络几位名士要求有关官员解除他的兵籍,官员不肯。他们便带着羊、酒,来到王尼养马的马厩,烤羊喝酒,醉饱而去。那官员只得给了王尼长假,并设法免除了他大兵的身份。

    后来,他还与他的任诞之徒,把这种风气带到南方,这是后话。现在要说的,是乐广那句非常有名的话。有一次——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具体时间了,乐广参加了一个名士的聚饮,与会的有王澄、胡毋辅之等人,他们做出不少过分放纵的、非礼的举动,甚至有裸体者。乐广笑着,委婉地批评他们说:“名教中自有乐地,诸君何必如此呢?”

    “名教中自有乐地”,乐广此话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这则故事,《世说新语》放在《德行》篇中,显然是把乐广的话看作是他有“德行”的体现。

    乐广这句话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包含着自然与名教调和、统一的思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主题。在前两章我们看到,正始时期,何晏、王弼虽首重自然,但也并不完全否定名教,主张“崇本举末”,将二者统一起来。竹林时期,嵇康在理论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等人在行为上任诞悖礼,将二者对立起来。在儒家思想终究要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二者的分裂不会长久持续下去,何况名教也自有历史的合理性。乐广的话,就是在当时名教与自然极度背离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折中。“名教中自有乐地”,“乐地”就指“自然”、自由。全句意思是说,即使不违背名教,也并非没有“自然”的乐趣。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就像现在所说的,在纪律和法制之下,也存在着个人的自由和心情舒畅。这样,既得到了“自然”,又不伤害“名教”,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

    也许因为曾经的担惊受怕,乐广于第二年即永兴元年(304年)正月病逝。这位慧中秀外的名士,走完了他将近七十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