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晋武帝司马炎之世，王衍已经享有大名。司马炎有一次问王戎：“当世谁可与王衍相比？”王戎说：“当世没人能和他相比，应从古人中寻找。”

王戎没说出哪个古人可以与王衍相比，我想，何晏倒是比较合适的。何晏当时作古已近三十年，不知是否算得上王戎所说的“古人”？他俩都是标致、白皙的“粉郎”；他俩都是各自时代的名士班头；他俩都极善辞令，在清谈时都更以辞胜；他俩都曾身居要职；他俩最后都死于非命。最重要的是，他俩的哲学理念是相同的，都标榜“以无为本”。

《晋书》王衍的本传上记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衍甚重之，唯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第一章讲过，现在一般认为“以无为本”是正始玄学的本体论，是当时最重要的理论命题。“无”是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和依据，它“开物成务”。“开物”说的是自然界，它生成万物；“成务”说的是社会政治，它无为而治。这就是所谓“贵无论”。据说这个理论是何晏最先提出的，而由王弼最终完成。如果不是在王衍的传记中记下这个命题，它也许会在思想史上泯没。

从王衍方面说，在众多的中朝名士中，只在他的传记中保存何晏等的“贵无”论，说明在《晋书》作者看来，他是这种理论的嫡传弟子，他与何晏有着直接的精神联系。中朝名士大多信从这种理论，特别是王衍；但也有少数反对者，特别是裴頠。

裴頠学识渊博，被称为“言谈之林薮”——清谈的百科全书。他比王衍年少一些，彼此是要好的朋友，二人清谈功夫不相上下。有一次，有人慕名来向王衍请教玄学问题，他说昨夜清谈太久，感到疲乏，裴頠住得不远，可以去向他请教。可见他对裴頠的信重。

但是，与王衍和当时其他玄学家相比，他的儒学思想较重一些。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他曾出任国子祭酒，那是以儒家思想培养人才的国子学校长。随后，又曾上书建议在太学树立石碑，刻写儒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往往儒道兼修，用两家理论互相补偏救弊。裴頠著论反对“贵无”之论，用意大致也是如此。题目针锋相对，就叫《崇有论》。

《崇有论》保存在《晋书》裴頠的传记里，共有一千三百多字，这在古文中不算很短了，文字又比较晦涩难懂，这里只能做大致的介绍。“贵无论”不是说“以无为本”“有生于无”吗？但既然是虚无，什么也没有，怎么能够生物呢？裴頠认为万物最初的生成，应当是其“自生”；既能“自生”，那就必定是“有”，所以他要“崇有”。

裴頠批评那些“贵无”的人们，由于对世界抱着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生活中往往放浪形骸之外，蔑弃社会秩序，最终导致“忘礼”。他警告：“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表现出一位执政大臣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关注。由此，他批评了当时士人的两种不良风气：“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第一种是政务方面。做官而不做事，还美其名为高雅闲远，嘲笑那些勤政的人是“俗吏”。第二种是生活作风方面。不重视廉耻操守，纵情违礼，任诞放荡，却自以为这是襟怀“旷达”。

这两种风气，在两晋官场上，在士林中，确实是存在的，裴頠的指责并不是无的放矢。这些弊端的出现，从理论上说，我以为是对“贵无论”中所包含的“自然”“无为”的老庄道家思想的误解和偏离。在为政方面，错把“无为”当作真的毫不作为，即“不亲所司”。但也有把这个“度”把握得较好的，《晋书》中有不少“清静无为，而政务亦理”“莅政清肃，终日无事”之类的成功事例。这是一门为政的艺术。在个人生活上，则错把“自然”、自由当作凭情肆意，玩世不恭，毫无约束。当然，这里也有阮籍的影响，特别是动乱、险恶的政局的刺激。

你大概不难看出，“贵无”“崇有”之争，骨子里其实还是自然与名教（礼）的冲突，尽管这是玄学家内部不同倾向的争论。

裴頠的《崇有论》一出，由于切中当时的敏感问题，引起了较大反响，被称为“名论”。有些名士反驳他，都不能使他折服。只有王衍和他辩论，他才稍微落点下风。于是人们便以王理来对付他，不过还是互有利钝。“贵无”与“崇有”，就这样僵持着。

我把裴頠称为名士中的务实派。在下章的渡江名士中，这种务实派官员也所在多有，其特点是较为重视儒家的礼法。他们与一般名士有矛盾，但不是生死矛盾，也没有争权夺利的目的，与魏末那些憎疾阮籍的“礼法之士”是决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