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庄子对精神自由、逍遥的讴歌后，我们接着讲竹林七贤纵酒任诞（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自由、逍遥）的故事，这是本书叙述的一种方式——按照逻辑顺序展开，当然只要可能，就尽量按照历史即时间顺序。

关于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的记载是这样的：“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是《任诞》篇的第一则，以下差不多连续十三则也都是竹林七贤的故事，说明在《世说新语》作者的心目中，“任诞”的风气是从竹林名士开始的。在这里，“任诞”的具体表现就是“肆意酣畅”，即纵情饮酒。其实，单纯饮酒算不上任诞，借酒故意做出非礼之举才是任诞，竹林七贤正是如此。

前面说过，魏晋名士有两大特点，一是清谈，二是任诞。正始名士热衷清谈，但似乎没有任诞的记载。竹林名士有很多任诞的故事，却没看到他们在一起清谈，虽然据说他们都是能清谈的，有些人还有玄学著述。他们在两晋的影响，主要也是任诞。

不过，他们集体“任诞”或“肆意酣畅”的记载，也仅见到《世说新语·排调》中的一条：“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此事的时间可能是在嘉平三年（251年）冬天。该年八月，司马懿镇压了拥曹势力王凌发动的淮南之叛，又杀了楚王曹彪，他自己也死去了，于是阮籍的太傅从事中郎之职便自行解除。第二年正月，司马师升为大将军，才又仍聘他为从事中郎。山涛自从政变前一年从官场不辞而别后，一直隐居，也是司马师为大将军后才到洛阳，以亲戚身份向他求职的。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皆尚未出仕。因此，嘉平三年八月到十二月，七贤有一段可能同居山阳的时间。

此次“酣饮”，如果“阮”包括了阮籍和阮咸，向秀则因不能“酣饮”而省略不提，那么七贤就都到齐了。其中的“步兵”便指阮籍，那是后来司马昭执政的时候，他听说步兵军营的厨房中储存着许多好酒，恰巧步兵校尉之职出缺，就要求当了这个官，后世便常称他为“阮步兵”。

王戎此时已经十九岁。他迟到了，阮籍“排调”他，说他是令人败兴的“俗物”——大概因为他有点儿圆滑、乖巧吧。王戎也反唇相讥，说如果你们那么容易败兴，不是说明你们也是俗物吗？阮籍是看着他长大的，总是偏爱他，常和他一起饮酒。有一次他去拜访阮籍，正碰上有个叫刘公荣的也在座。阮籍拿出好酒，与他喝起来，全不理会刘公荣，还说：“胜过公荣的，不可不与他喝酒；不如公荣的，不可不与他喝酒；唯有公荣，可以不与他喝酒。”刘公荣也毫不在意，说“不喝就不喝”，三人谈笑自若。

七人当中，喝酒最“酣畅”的，是阮籍、阮咸、刘伶；喝酒最清醒的，是山涛。

山涛的酒量很大，据说能一饮八斗。有一次——那已经是十多年后的西晋了，晋武帝司马炎想试试他的酒量，准备了八斗美酒请他，边喝边让人暗暗添加，但喝到八斗时他立刻停住，说是已经够了。他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清醒，好像有把本能的尺度，分寸不爽，决不逾矩，所以后来官也做得很大。

阮籍以纵酒违礼闻名，似乎不加节制，其实也是很理性的，不过那是另一种理性。在那险恶的时世，他用酒来掩饰自己的爱憎、痛苦和畏惧，也用酒来抵挡外来的风雨，像一把无形的伞。有一次，他听说司马昭要派人来，为儿子向自己的女儿求婚。这怎么可能呢，他岂能与司马氏结亲？但他又不便直接拒绝，就不停地喝酒，天天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连续喝了六十多天，使来人始终无法与他正常对话，最后此事只得不了了之。啊，那该是何等难熬的六十天呀！

还有一次，他听说钟会要来造访。他知道钟会那小子是司马氏的奸细，完全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窥探自己的想法和动向，好回去邀功。阮籍也是先将自己灌醉，让钟会无法打小报告——怎么能把一个醉汉的胡言乱语当真呢？

酒之为用，在阮籍那里，真是大矣哉！

阮家的人连续几代都很能喝酒，阮咸也不例外。有一次他去参加家族的聚饮，用一般的酒杯感到不过瘾，便用大盆盛酒，大家围在周遭，相向而坐，拿着勺子喝起来。这时一只猪也跑来凑热闹，便索性与它同饮。像阮咸这样放达不拘的人，怎能不随同自己酒味相投的叔叔，步入那片竹林呢？

其实在内心深处，他与叔叔一样，也并不是那种没头没脑的醉汉。据山涛后来说，他“贞素寡欲，深识清浊”，是很淡泊明志的。他又有精深的音乐素养。这样说来，他必定也有难言的心灵苦闷。这是时代的苦闷。

饮酒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诗经》有饮酒的诗篇，《尚书》有饮酒的告诫，善饮、耽饮、暴饮自古就不乏其人。但是，用酒来发泄苦闷，用酒来掩饰情绪，用酒来对抗名教，总之用酒来“任诞”，我大略考察了一下，似乎确是从竹林名士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