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遍存在「代际创伤」吗？

中国普遍存在「代际创伤」吗？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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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旻

中国的代际创伤确实比其他文化要普遍一些。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系。历史创伤导致了代际创伤。

前几天听了一个大牛讲的段子，最近微信群的兴起把当年他读中学的时候的同学都聚在了一起，大家一起聊天。同学们都非常厌恶一个人，也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孩子都厌恶的那个人，叫「别人家的孩子」，有一位成绩非常好、常年前五名的同学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因为每当他妈妈跟他说别人家的孩子一次，那么下一次他都会下狠心超过那位别人家的孩子，他非常庆幸的是他们班常年第一的一位女同学，他从来没有超越过的那位女同学，他妈妈不认识对方的家长。

然后大家开始疑惑，那么这位总是第一名的女同学应该没有「别人家孩子」的困扰了吧。那位女同学出来倾诉了她的困扰，她说的确没有「别人家的孩子」了，但是她依然有创伤，她妈妈总是会说：你长得那么丑，你不好好学习，将来没有出路，所以你必须在成绩上比别人强。后来直到她上了北大，身边有不少男生追求，并且告诉她其实你很漂亮，她才敢正视自己的外貌。

代际创伤在中国文化下真的非常普遍。哪怕成绩常年第一，父母依然存在情感上虐待和忽视。

• 我认为它产生于历史创伤，通过家庭互动，在代际间传递。

我是 90 后，我的父辈们是 60 后。饥荒那几年他们刚出生，文革那些年他们正值童年时期。这些历史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创伤记忆他们是有的。

我小时候，母亲要打骂我是会让我跪着的，虽然不用唱东方红，至少是有一种权威感和被控制感在里面。父母从小告诉我要节俭，特别是母亲，她从一个小乡镇来，成长过程中吃过很多苦。小时候，她几乎不给我零花钱，我想要一个几毛钱的小玩具都很少从她那里得到过。这么多年，她用手纸擦鼻涕之后不会把纸丢掉，等鼻涕干了翻一个面会再用一次，吃饭后擦嘴用过的纸她会拿来擦一下桌子。

父母都是高考恢复的那几年读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母亲从小到大灌输我的一句话是「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哪怕我读到本科、研究生了，每天问候我的话依然是「今天你读书了吗？」

以前，我对他们的这些行为感到反感，甚至其中一些给我带来诸多的负面情绪和噩梦般的体验。慢慢地当我从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这些行为是多么正常和合理，就像我现在一刻都离不开手机电脑，天天泡在朋友圈、微信群里一样。我 6 岁还在学前班的时候，家里就有了电脑，当时还是 DOS 系统和显像管的显示屏，玩的是暴力摩托和仙剑奇侠传。这些记忆都历历在目，深深地在我脑海里。我的童年就是一个放学了一群熊孩子找黑网吧躲着家长和教育部门打传奇的时代。忤逆家长、藐视权威，不知道该信仰什么，喊着理想万岁的口号，干着「偷鸡摸狗」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离不开的手机、电脑、网络，从我的童年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而上一代人会将用过的手纸翻过来再用一次，会将自己的小孩吊起来打，罚他们跪墙角反思，用竹条打他们手心，会跟孩子一遍又一遍灌输「唯有读书高」，是因为他们的童年是饥饿和苦难，穿补丁的衣服，吃地瓜和窝头，白天田地里辛苦干活，晚上读毛主席语录和跳忠字舞，改革开放后最终通过读书来到城里，达到自己的人生巅峰。

而他们的童年经历的创伤，与祖辈们同国家一同经历的民族灾难不无关系。

这个国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创伤史，连同着这个国家的人民。那么多生死存亡的经历，让人民内心充满着创伤体验。

中国这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动荡和巨大变革的历史，跳跃了好几个历史阶段，所以巨大的变化在一两代人之间发生，产生的冲击和代际间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上一代人还在战壕里经历生死，下一代就在安全和平的田野里辛苦劳动了，再下一代已经是坐在教室里读书学习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了。这种巨大差异很可能会导致人们的适应不良。父母的价值观和教养方式很可能就落后于时代的步伐，落后的教养方式会让下一代在家庭的情感互动与外界的现实情况之间产生矛盾。

我自己处于的这个时代，开始强调自由，强调人权和平等，我的价值观里不仅仅有父母灌输的尊重权威，还有时代赋予的批判精神。所以父母用权威的控制来传递他们对我的情感，我用时代的批判来传递对他们的情感的时候，这种互相的不适应就产生了。而当我还处于弱小的童年期时，父母的力量强于我，尊重权威的控制倾向就占据了主导，我的不适感就会强烈。

而创伤也是一种适应问题。前几天在一堂危机干预课程里进行小组讨论，组员们讨论起灾难时个体真实的第一反应到底是怎样的，真的是强烈的恐惧、害怕，然后逃跑吗。有组员就反对，觉得并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人都分享了自己在 2008 年汶川地震时候的体验，大多数人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并不是觉察到这是地震，而是去联系自己生活里的现实，考虑这个震动可能是出自哪里。像我当时在上课，我以为是后座的同学在抖腿，有一位组员当时在寝室，她的上铺是一位癫痫病患者，她以为上铺的癫痫病发作了在强烈地抖动。我认识到，我们遇到一个异常的情景时，其实第一反应都是给予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相联系的解释。当这种解释被推翻后，我们的第二反应才出现恐惧和逃跑，但真正如果是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过于慢了。所以当一个巨大的变化出现，我们并不熟悉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难以应对这个危机的，它是因为我们并不适应这个变化而出现。

在 DSM-5 中，创伤及应激相关障碍谱系中，将适应障碍列为其中一类。当个体面临一个强烈的应激源的时候，他的感觉本质上是不适应，因为应激的刺激是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平常状态有巨大差异的，它会严重挑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核心信念，产生巨大的认知失调，从而产生情绪和行为的紊乱。所以任何的巨大变化和动荡，都可能是一种创伤的应激源。例如失业导致个体社会角色的变化，也可能带来应激产生适应障碍。

在时间历程上往小了看，地震、火灾、泥石流，这类短时期内爆发的一次巨大动荡是一种强烈应激源。而把时间历程拉长，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社会的巨大动荡变迁，对整个民族也会是一种强烈的应激源。

所以说，中国的代际创伤，就从这近一百多年社会巨大变革产生的动荡和历史创伤而来。

而我也相信，随着当下社会发展逐步的平稳，巨大变革的可能性日益降低，历史创伤会渐渐抹平，代际创伤也会降低。

• 创伤会在代际间传递，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

众所周知，童年是孩子发展和学习的重要时期，这不仅仅体现在社会性的发展上一个人从社会性上的空白到社会化的过程，更是体现在一个人的大脑发育过程。前额叶是人的高级功能的控制和执行机制，人的意志动机行为都通过这里来控制执行，但幼儿和童年早期，个体的前额叶是发育不完全的，因此这个阶段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让其正常发育，成年后个体的大脑是发育会有所缺陷。有相关研究表明，在监狱中反社会性人格的个体，大脑成像图反映出他们的大脑前额叶的某些部分是明显不如正常人群的发育完善的。因而他们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无法对人产生基本的共情和理解。而去探索这些人的童年期，无不发现，他们有严重和复杂的童年期创伤。他们带着这样的创伤，把攻击指向他人，指向后辈，让这种创伤传播。

家庭内的传播创伤的方式有 5 种：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

躯体虐待、性虐待是一个普世的社会问题，这并非中国特色，在任何文化下，物质滥用、精神障碍、教育水平低的家庭都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它带来的创伤是直接而深远的。

但是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却是容易被忽视的传播创伤的方式。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下，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老话，对我们有深刻影响，所以很多家长只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知识的增长，很少关注孩子的情绪能力的发展的，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更别说躯体的需求了。中国这个内敛文化下，很少见过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拥抱和亲吻。包括很多家长自身的情绪能力很差，不懂得，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与孩子共情，去培养他们的共情能力。只要当孩子知识能力落后，家长常常出现情感上的虐待，对孩子人格和价值上进行贬低。

童年期这种创伤很大程度上会在代际间传递，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叫作对攻击者的认同。从认知行为的角度，叫作行为模式的习得。

小孩子是弱小的，当父母攻击孩子的时候，孩子会感到十分害怕。有些父母的攻击不仅仅体现在躯体上，更多体现在情感上，情感上的贬低和忽视比躯体的攻击来得更可怕。「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一种可怕的情感贬低。一个小孩子是不会理解父母言语中正向的期望，他们只会从表面的语句中理解出「我不好；我不值得被关爱；我是一个糟糕的人」，这种东西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他们的自我认同，创伤就形成了。

同时，他们会认为「别人家的孩子」是父母表达对自己不满的一个常用办法，除此之外他并不知晓有其他的什么办法，从而他们会习得这样的行为模式，潜移默化中认同这样的做法。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他们和人相处中，不知不觉就会运用「与他人比较中来贬低对方的方式来表达对对方的期望」。

今后面对他们寄期望最高的他们的孩子，这种方式会更加明显地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并不基于孩子的现实——哪怕孩子考试第一名，而是基于父母的经验（行为模式）——期望的表达方式是贬低。

综上，代际创伤来源于历史创伤。代际传递，是家庭内儿童行为模式习得和对父母认同的结果。

2015-09-15

Steve Shi

代际创伤和对中国家庭，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或许是当代中国最需要回答但又最被忽视的问题之一。

我最早对这个问题开始有意识，是在学心理学时做自我分析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父母进行了访谈，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了解了他们的很多经历，以及他们的父母和成长环境对他们的影响。这或许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庞大的工程之一，也是一个一直都在持续的不断了解和反思的过程。而当我将自己收集到的信息汇总在一起，再结合我自己的个人心理状态和人格发展历程来看，就会发现看似遥远的历史，其实透过很多生活的细节，以一种无孔不入而又令人担忧的方式影响着我。

而当我带着这种视角去观察和理解身边的人、各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就会对代际创伤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中国 50 后 60 后一代经历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更清晰的认识。

例如前两年读了复旦历史系教授孙沛东的《谁来娶我的女儿》，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孙老师因为本身就研究文革，所以将上海很火的人民公园相亲角和 50 后 60 后人群研究结合起来，让我们对白发相亲的现象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角度。白发相亲，表面上是上一辈对下一辈婚恋问题的担忧，但其实上一辈潜藏了很多的心理需求，甚至心理创伤，包括对个人命运的焦虑和失控感，对社会和政府的不信任、个人价值观婚恋观的混沌，以及个人社交方式的各种问题等。

这些问题，以一种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白发相亲）集中地表达出来，其能量之大，影响之深远，时至今日都还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们。当然孙老师的书写得是很客气的，或许也有过审查的需要。在我看来，一些很关键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真的触及到。

这里我就分享一部分当初自我分析当中对于时代创伤在我的家庭当中传播的思考，必然是比较主观，也不具有代表性，但至少思考的角度我认为是可以供大家参考的。

我父母的故事

我的父母的家庭背景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感觉。我爷爷是国民党的高官，民国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受训于黄埔军校，又去过日本留学，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了大陆，为他和他家庭后来的磨难埋下了伏笔。我外公是延安老革命，曾经也和中共的核心领导人有很紧密的工作关系，战后分配到了地方做官，然后在组织安排下和我外婆结婚，可谓根红苗正。

因为背景的差异，我的父母的成长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异。父亲的家庭因为「成分」不好，长期受到压迫、威胁和欺辱，也一直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当中，切切实实地经历过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穿的窘境。所以我父亲基本上是在时刻面临抄家、批斗和凌辱的恐惧和羞耻中长大的。

他的性格和情感当中有偏执，焦虑和不稳定的一面，会时常回忆过往经历，与此同时对很多人也缺乏信任。这在我看来很有点应激性创伤的意味。每当回忆起往事的时候，他的情绪也会有很大起伏，我想这或许也是因为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这些创伤，在当时并没有办法很好地在情感和认知上处理，所以遗留下了很多的情结和障碍。

我母亲则来自一个典型的干部家庭，从小接受着正统的教育，非常强调规矩和规则，家中的等级制度非常清晰分明。虽然「成分」相对好很多，但是她在那个年代也不幸遭遇了一些冲击，比如当街目睹我外公被押解批斗等。

家庭本来应该为孩子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尤其是在社会动荡的年代，让孩子形成对自己、对人际关系相对稳定和一致的认知。可是在我母亲的家庭里，自己的家庭成员都是当时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意识形态和社会动荡已经打破了社会和家庭、公共和私有之间的界限，让人感到无处可逃。那个年代，很多人会把当时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带入到与自己家里人的相处当中来，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不敢说我对政治意识形态有多少发言权，但是很直观的感受，那个年代宣扬的很多东西，还是非常的去人性化（dehumanizing）的。个体的情感需要和诉求被大范围地忽视，甚至污名化。政治运动造就了所谓的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顺从强者，控制弱者，容易产生偏见，敌视外群体，用简单粗暴的二分法看待周遭事物（周晓红，1997）。

我母亲的天性相对内向和软弱，在家里面遭受到了来自外婆和其他家人的压迫，都非常符合权威人格的行为特征。她的心理和情感诉求被批判或者忽略，她的依恋关系风格因为关系的创伤而变得十分焦虑，她的自信和情绪表达被压抑，包括后来患上的神经衰弱，我认为也和这段经历有非常紧密的关联（被压抑情绪的躯体化表达）。

我和父母

从这样两个截然不同背景和家庭环境里走出来的父母，在结合了之后，在关系的相处以及对我的教育上面，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父亲对于社会认同、尊严和物质积累都有很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其实和当下我们身边很多认为赚钱就是丈夫唯一责任的年轻男性很相似。他在情感上表现出很多的焦虑，不稳定，对亲密关系表现出逃避和恐惧，这与 PTSD 患者在亲密关系里的障碍非常符合。

母亲由于长期受制于权威型人格，发展出了明显的取悦型人格，敏感、焦虑，在亲密关系里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长期的隐忍一方面带来神经衰弱的加剧，另一方面也让她在亲密关系里呈现出消极攻击型特质（被动、固执、拒绝承担责任、埋怨）。

父亲在亲密关系里难以预测的愤怒和言语攻击，母亲的敏感、被动攻击型的埋怨和固执，让家庭氛围时刻都焦虑无比，也让两人关系中不断出现的裂痕很难得到修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关系呈现着这样一种循环：父亲发脾气/母亲抱怨，冷战和焦虑，爆发，父亲摔门而去，母亲的焦虑和伤痛转移到我的身上。因为主要是母亲抚养，所以三个人的关系里我都是站在母亲一方，所以说小时候从她那里接受了很多情绪上的影响，也造就了我长期以来焦虑、抑郁和起伏多变的情感状态。

当母亲的情绪被焦虑所弥漫的时，加上她自身体验的亲密关系是非常冷漠和刻薄的，所以她很难有精力和能力来呵护母子关系。因此从依恋关系角度来说，也就塑成了我的焦虑回避型风格。而父亲在对待我的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不信任和言语攻击，则让我对自己的认知和自信变得十分消极，十分脆弱。

我小时候一直被别人形容为是一个不说话的，古怪的，情绪起伏不定的小孩。在学习上的一直有很明显的被动攻击型特质（被动、健忘、偷懒、拒绝承担责任），在人际交往上则呈现出回避、亲密恐惧和自我压抑。

反思和感想

上面这些分析叙述，其实只是我的整个家庭历史当中一个非常片面的呈现。在实际的自我分析中，所涉及到的因素要复杂得多。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性格上的很多问题，可能只是自己不乖或者不争气，后来发现了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再后来发现父母的关系和人格特征也起了很大作用，再后来追溯到父母的成长和家庭，才逐渐理清了他们为何如此，以及他们的家庭，成长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如何塑造了他们，从而塑造了我的家庭，塑造了我。

这样一个分析方式帮助我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自己，也了解了我的父母。虽然这篇文章看上去像是一个很理性的分析，可是相信我，在写的过程中，我的心里在不断地流泪和流血，因为在我看来这些真的都是血淋淋的家庭创伤和悲剧。

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令人悲伤而又悲愤的过程，也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回报。我很幸运自己有足够勇气和专业知识去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我很感激我的父母对我做的这一切的支持和配合。虽然我们的家庭到今天为止也说不上是特别幸福，但是在三个人的努力之下，已经走到了一个「起点这么低却能够这么好」的地步。

对我个人来说，这个反思和分析的过程，不仅带来了理解和洞见，更带来了宽容和宽恕。我曾经对父母的很多行为充满了愤怒和埋怨，可是当我能够把他们放在他们各自的局限性当中看待，认识到他们作为弱小的个体，遭受了其实比我的成长经历要痛苦无数倍的苦难时，心中的怨恨减少了很多。也因此，我才在大学时代开始，都对我的父母抱着这样一种看法：「他们或许不是最好的人，但是他们是最好的父母，因为他们已经给了我他们能给的全部。」

我自己的个人成长，也因为这些洞见，而获得很多的动力和力量，加上后来各方面的工作和努力，现在算是达到了我自认为还算过得去的状态吧，至少有足够心理能量去帮助别人了。

我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父母的情绪，通过这样的过程升华成了对时代和历史的谴责，也驱动了我去研究这些问题。时代的影响和冲击，在非常多的层面影响了父母，进而影响了我们自己。那个时代影响了我们的道德感和道德思辨能力，我们的人际沟通和交往能力，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看待和处理，我们的情感模式和依恋关系，也对我们自己作为父母教育下一代的方法和思维有很大的影响。

我建议每个想要更加了解自己的人，试着去了解了解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中国历史，包括你的家人们在那个阶段的经历。这些事件看上去和我们非常遥远，但是请相信我，它们的影响远比你想象的要无处不在，因为我上面描述的很多事情，在我的咨询工作里，会有非常普遍的呈现。非常多的问题家庭，他们的经历都可以追溯到更早先的历史阶段去。

所以说在中国，代际创伤肯定是存在的，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造成了之后，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去回顾和反思，有没有去尝试修复和改善。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某些形式的创伤，我们是选择背负着这些东西混日子，还是选择去做点什么，这都是需要自己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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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周晓虹，1997，《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