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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是达顿先生叫的出租车吗？
人们常说，如果去了印度，你的感官会受到折磨。他们错了。受到打击的是你的心灵。
对感官的损害只是个副作用。
从新德里到达兰萨拉，坐出租车花了足足16个小时。车子开得飞快，发出嗖嗖的响声。一路上摇晃颠簸，像坐过山车一样地穿越了三个省份——北方邦、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最后在云雾缭绕中进入了喜马偕尔邦。
我除了忍受之外别无选择。
每一年的十月季风都会让飞机出行变得不太安全。我需要在明早八点之前到达达兰萨拉[1]上。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会拜访一位僧人，他将带领我前往一个传说中有很多“魔法师”出没的地方：这些隐居的大喇嘛在高山上冥想修行，他们的心理能量如此强大，我们只可望其项背。
我打算对他们做个测试——看看他们久负盛名的分离情感的能力是否比精神病态者更强。
估计双方得通过点球大战来分出胜负了。
我的行程一开始就充满惊喜。我没有料到，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举着一块写有“凯文•达顿”的牌子在新德里机场等着我。
“早上好，老兄，欢迎来到印度！”我一走出机场的到达门，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声说道。
我停住脚步，愣在那里。
“搞什么鬼……？”
安迪笑了。
“几周前就安排好了，”他说，“你太太可真能保守秘密！”
停车场里停着一辆亮闪闪的丰田海拉克斯汽车，汽油已经加满，仪表盘上还有路线图。我把帆布背包扔到后座上，安迪把车开到了新德里的机动车聚集地。各种汽车、人力车、货车和摩托车从各个角落朝我们驶来。
不过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希望你投过保了。”他笑着说，一只手臂伸出窗外，另一只手调弄着CD播放器。
“是啊，这很重要，”我说，“你怎么……？”
“你座位下有几罐啤酒，”他说，“何不喝一罐冷静一下？”
太阳升起来了，我们朝着北方行驶。
我拉开一罐翠丰[2]冰啤的拉环，喝了一大口。
第一次差点想要亲一口这个老家伙。
◎出租车司机的歌声
当我们经由高速公路到达帕尼帕特县[3]的时候，刚刚过了八点钟。这段高速公路是大干路（Grand Trunk Road）的一部分，两千年来，它连接了印度次大陆的最东边和最西边的各个地区，从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喀布尔。
早晨的这个时段无论在哪个城市里都是交通高峰期。路边简陋的小木屋售卖着各种物品，从丝绸到汽车轮胎再到电子产品，一扇扇卷帘门正在被拉开，交通处于停滞状态。
安迪拿着一瓶健怡可乐，撕开了一根玛氏巧克力条。
“很高兴看到70年代中期在佩克汉姆流行的饮食方式现在仍然盛行着。”我说道。
他笑了。
“你的早餐在杂物箱里，”他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
我打开杂物箱，找到一小瓶果冻糖，不过它们在高温下已经黏连成一大块爱因斯坦大脑似的果冻糖，粘得牢牢的。我大概需要电钻才能把它弄出来。
“我有一个部队的朋友叫作克莱夫，”安迪说道。这时一只奶牛没精打采地从车窗前走过，瞥眼看着我们。“克莱夫刚刚搬到镇上一所新公寓里，对一切都很满意，唯独有一件事：他的邻居，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天刚破晓就起床，边洗澡边大声唱歌。通常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这座公寓楼的墙面薄得像纸片一样，而那位邻居——好吧，他应该永远也出不了个人唱片。”
“更糟糕的是，出租车司机的脾气似乎有点暴躁。克莱夫才刚住了两周左右，就已经听见司机在家发了两次脾气——而且都只因为一点小事。如果你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克莱夫就是这样的人：他来自沃金[4]，喜欢西贝柳斯[5]的音乐——那么，敲响邻居的房门让他闭嘴，恐怕不是个好办法。但他也不能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该怎么办呢？他选择这么做：
到目前为止，克莱夫和他的邻居还没有见过面，他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是的，他当然知道邻居长什么样——有几次透过窗户看到过他——只不过邻居从来没见过克莱夫。
于是一天晚上，克莱夫在公寓外的停车场里记下了邻居的车牌号，两天之后，他让我在赫里福德火车站外拦下邻居的车。
我们开始聊天。
“我的朋友刚刚搬进一间新公寓，”我说。
“哦？是吗？”司机说。“房子怎么样？”
“嗯，”我说，“除了一件事之外，其他都挺好的。他的隔壁邻居有着他从未听过的最难听的嗓音，显然不是块唱歌的料。但你知道吗？每天早上五点半，他都会在冲澡的时候扯着最大嗓门唱歌——还不如说是惊声尖叫！”
“你能相信吗？不过老实说，我朋友没有特别为此烦恼。邻居唱歌的时候，他喜欢放皇后乐队[6]和乔治•迈克尔[7]的音乐。而且，他估计邻居是个好人。”
“但也许他该说出来，你知道，为他的邻居好。以防今后有人正式投诉他。你觉得呢？”
司机一时没有说话。
“嗯嗯，”他有点勉强地开口，“是啊……也许他应该说出来。”
他看了一眼后视镜。
“顺便一问，你刚才说要去哪儿来着？”
“我正要去拜访这位朋友，”我说，“阿斯奎斯区7号。”
“小凯，你知道吗？接下来的一路，我们都很安静。从那天起，克莱夫家的早晨也恢复了安宁！”
◎技巧的进化
我们在本书里从不同角度多次谈到过大脑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以及它们的起源和功能。一个是杏仁核，这是古老的情感控制中心，根据原始生存价值，它将世间的体验分为“好”与“坏”两种。而另一个是前额叶皮层：它可以发出更先进、更老练、也更有魅力的理智之声。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然选择在这两个神经部门之间搭起了联络线，一个沟通的渠道被打通了。
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语言、意识和社会逐步出现，情感部门开始与理智思维部门对话，我们大脑里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变动。原先“专横地”解决矛盾与制定决策，现在则更加“民主”。
在从前，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武力解决问题。因为当暴力手段能满足需求的时候，我们便不会去思考其他办法。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采用的优先手段改变了。经过几百万年的大脑自治，突然之间，优先性（precedence）被强迫与倾向性（preference）分享权利。
“好与坏”和“更好与更坏”组成了同盟。
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一个正确的进化方向。倘若你还需要更可信的证据，那么安迪刚才所说的克莱夫和出租车司机的例子就已经足够了。
完全可以想象，一大早就听见卧室墙壁的另一头传来吵闹的歌声，克莱夫有多么生气。但如果他想要在新公寓建立一个安静友好的生活氛围，那么发泄怒火无疑会造成邻里间的激烈冲突，这也许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而且，即使争吵过后邻居停止了歌唱，但谁知道还会有什么声音穿过卧室墙壁透过来呢？所以他后来的策略——把行动与个人情绪分离——是最有效的。
歌声消失了。
出租车司机保住了面子。
没有人受到伤害。
情感是伟大的。它们可以拯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坠入爱河，能结成地久天长的友谊，也能让我们懂得欣赏精妙的艺术作品。
但它们有时是专横独断的混蛋。
尤其是其中一个家伙——愤怒。
◎愤怒的麦克纳布
“你知道吗，小凯，我这辈子有至少一半的时间都在生气，”我们在一群奶牛和车流面前慢慢停下车时，安迪对我说。
“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对每个人每件事都充满了怨恨，我恨他们有一些我所没有的东西。你知道的，前15个年头我在伦敦南部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和你在《只有傻瓜和马》这样的肥皂剧里看到的不同，佩克汉姆这种地方永远不缺德尔小子这样的无耻之徒，在市场里谈笑风生，在酒吧里畅饮鸡尾酒。这里多的是无业游民、吸毒者、持枪恶棍和一些只会搞搞破坏打发时间的无知的人。”
“我不吸毒，也不玩枪。这都是不赚钱的事。但我会搞破坏。我讨厌那些开着闪亮新车和骑着崭新摩托车的人，所以我常常把他们的车踢坏。我也会在商店里搞破坏，把店里的货品弄乱——就因为他们有，而我没有。”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对老师有多么不满。我从5岁到15岁，上过9所不同的学校。有很多老师都让我恨之入骨。我讨厌他们让我参加补习班。不过我也没有好好学习离开这些补习班的本事。”
“事实上，我已经习惯了成为班上垫底的学生。因为这又能给我一个生气的理由。我喜欢成为少数分子，喜欢与全班同学为敌。我成为了自己的精选团队中的一员。这让我感觉自己的愤怒是合理的，我有权去做其他人不会做或不该做的事。”
“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包容我的想法。15岁的时候，我在一所房子里搞破坏，那是一间摆满了精美炫目物品的屋子，是某个人辛苦打造的成果。因为这个，我被送进了青少年拘留中心。遗憾的是，在教管所的日子里我什么也没学到。实际上，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愤怒。在我看来，被送进那里根本不是我自己的错。这是别人的错。教管所在短时间内对我进行的严厉与激进的调教只让我更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人在乎我。”
“如果他们不在乎你，你又何必在乎他们，是吧？”我一边打开车上的空调一边说。
“正是如此，”安迪继续说，“不过我在教管所遇到了一件好事，小凯。我就是在那里被招募进了部队。好吧，我没有像军官说的那样成为一个直升机驾驶员，而是被送进了步兵团。但事情的发展还是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
“继续，”我说道。
“嗯，”他接着说，“我很快发现部队喜欢愤怒的年轻人。老兄，当我发现了这一点，我立刻爱上了部队生活。非常喜欢！
“我尤其喜欢格斗训练。他们会把你扔到拳击台中央，让你跟另外一个被扔进来的16岁少年进行格斗。每一次格斗持续两分钟——除非其中一个人自动退出。格斗训练就是要让你热血沸腾、让你愤怒。你不需要什么技巧，风格也不受限定，你只要走到台上，在你的对手赢你之前把他打趴下。我不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好运，到了一个他们真正想要我愤怒的地方。”
“而且他们还付你工资！”我说。
“这是一次完美的转型！”他说，“他们不止付钱让我打架，还让我在步枪尾端安上钢质的刺刀，心里想着所有那些惹我生气的人，拿刺刀捅沙袋，用最大的嗓音怒吼。于是一次次地，我尽全力将刺刀刺向我的老师们、教管所的教官们……刺向那些我记忆里比我拥有更多东西的人。”
“感觉太棒了。我完全具备这种能力！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做对了一件事。”
“你一定感觉自己完全解脱了，”我说。那群奶牛摇晃着叮当作响的铃铛，走到了路旁，于是我们继续前进。“你最终走到了适合自己的路上。之前那些糟糕的经历也就值得了。”
安迪点点头，“我就是这样想的，”他说，“而且事情越来越顺！做了几年少年兵后，我被送入了步兵营。那里都是些跟我非常相像的人，所以我们很快就打成一片。”
“他们也都是些愤怒的家伙。但是，和我不同，他们的怨气更多针对制度而不是个人。他们因为一些更大的事情而生气。比如对政府，还有部队。小凯你知道吗？我现在能够理解，不过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年轻气盛的步兵营新兵，我还不明白军队在我们这些士兵的身上助长愤怒的原因。”
“他们把我们训练成具有侵略性的人。让我们产生极度愤怒，进而彼此格斗。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怒气发泄在部队以外的地方——全国上上下下有驻军的城市里，周六晚上都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他们便会表现得很震惊，然后将我们重重惩罚。我想说，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他们付钱让我们打架的，不是吗？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卷入了这种是非中。酒吧已经关门了，一些士兵和市民开始互相殴打。”
“不是吧！”我说，“真的吗？”
安迪轻声笑了一下。“是啊，很滑稽，”他说，“总之，有人把军事警察叫来了，他们开着货车来抓我们。但不知何故（记不清了），我居然逃脱了。于是我突然间奔跑在深夜的鹅卵石马路上，后面跟着一个肥胖的军事警察，他大声尖叫着命令我停下。我知道他根本追不上我。”
安迪停下，脸上掠过一丝令人困惑的笑容。
“小凯，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是的，”我回答，“你停下来了。”
他很惊奇地看着我。
“是啊，”他说，“我停下了脚步。但是你怎么会知道？不是因为他命令我这么做，也不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都不是原因。”
“我停下是因为当时我内心充满了对他以及他代表的体制的愤怒，于是我认为当下是个报复的好时机。你知道的，我打算臭骂他几句，让他跑近一些，然后我再突然跑走，让他不得不再次追赶。”
“然后呢？”我问，“发生了什么？”
安迪耸耸肩膀。
“好吧，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个好计划，”他说，“但实际上，我没得到机会这么做。”
“为什么？”我问。
“因为那个该死的家伙在万般沮丧之下把他的警棍扔向我，而我转身的时候，它刚好击中我脑袋的一侧，把我打得晕了过去。”
我们都笑了。
“你知道吗，”安迪继续说，“现在形势扭转了，轮到那个皇家军事警察对我发泄怒火了。我被狠狠地踢了一顿，然后被他们带走。”
“所以你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我问他。这时，道路突然变宽，两边各式各样的棚屋变成了绿地。“你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如果有的话，是在何时？”
安迪微笑了一下。
“确实有，小凯，”他说，“人生转折是在我进入SAS之后到来的。那时我已经25岁左右，被提到了中士，开始思考自己的愤怒是否可以被更好地利用在其他地方。我想说的是，SAS的人总是在战斗，不是吗？但我想错了！通过选拔之后，我很快认识到SAS里容不得愤怒。无论何时。这里的氛围与常规部队完全不同。”
“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冷静且更平和的环境中。你不需要大声喊叫或用手戳着别人的胸脯来表达观点。这里的人彼此尊重，互相直呼其名。”
“很多军队里的条条框框在这里都不存在了。首先，这里没有列队训练，大家不穿制服，多数人穿着牛仔裤。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必须尽快适应它。”
“最主要的区别在哪儿？”我问，“你刚刚提到不同的‘氛围’，可以具体说说是什么氛围吗？”
“很简单！”安迪说，“总的说来，这里更注重自控能力，不太在乎个人愤怒。当然，军队的工作总有涉及武力的部分，但他们不需要你把自己激怒成一副面红耳赤、脑袋冒烟的样子，他们需要你控制住自己的怒气，这样你才能花时间去思考，对情况进行评估，在必要时立刻采取行动。这里的人从来不在周六晚上去市中心斗殴。如果你因为打架斗殴或酒驾被抓住，你就会被遣送回原来的单位。被踢出SAS。”
“他们更喜欢把你拉进酒吧，但不是让你在里面干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比如，他们不再使用‘敌人’的称呼，也不再把‘敌人’当作敌人。我之前说过，他们只称其为“选手”，和我们一样的选手。”
“‘任务’也不再是‘任务’，而被称为‘工作’，或者‘生意’。小凯你看，在我们军团里，‘对’和‘错’的概念是有些模糊的。简单说来，这个新环境和我的旧世界太不相同了。很难相信它们都是军队。我发现，要想在新环境里充满‘动力’——这是一个巧妙的军事用语，意思是爆炸和杀戮——你并不需要怒气，但却要具备其他能力。冷酷与冷静，是这里的要求。”
“我没花多长时间就明白了这一点。对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震撼。很明显，我不再需要发怒了。愤怒不能让我变成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它只会拖我的后腿。所以我慢慢学会摒弃那些在常规部队里培养起来的旧习惯——虽然它们曾经让我如鱼得水——而采用了另一种工作态度。把愤怒值调低了一格。实际上是好几格。”
“我想说的是，当你作为一个卧底潜伏在德里时，愤怒不能帮助你融入环境，不是吗？长头发和廉价运动鞋也许有用。生气发火却是绝对无用的。小凯，如果一个卧底要想在执行任务的同时还能保住性命，他必须成为一个灰色人。而做一个灰色人的关键就在于：不能生气。”
◎从填字游戏到出气筒
安迪对于SAS的生活以及它和常规部队的区别的描述，都充分说明了，有时候只有当你关注最基本的底线时（想清楚你真正想要得到什么），你才能排除情感因素，更快速地达到目的。
他的朋友克莱夫对出租车司机就是这样做的——设下一个SAS的“诱捕圈套”（如果有这么个东西的话！）——让敌人进入圈套却毫发无损。但如果克莱夫在“工作”时被“激怒”，开始热血沸腾地让“生意”充满了“动力”，事情的结局就会完全不同了。
是的，发泄怒火要讲究时间和场合。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安迪的“旧世界”里，如他所说，愤怒可以让他如鱼得水。但是在特种部队的世界里，在必须做出冷静的临床判断的要求面前——无论你面对的是劫机犯还是叛乱的暴徒，抑或是……大声唱歌的司机——愤怒就只是一个危险且毫无必要的附加物。
“你知道吗，有传言说哈罗兹百货大楼顶层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人，整天翘着腿，做填字游戏，吃方便面，看电视，”我说道。这时马路渐渐升温，灰尘越来越多，我们的车子经过时，许多人正在路中间睡觉，于是他们衣衫褴褛地在煤尘和石砾中往两边散开。“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一整天都坐着，拿着工资，什么也不用做。
“应该说，他基本上什么也不需要做。房间角落的桌上有一台电话，只是偶尔响起。一个月最多响个一两次。但是每当电话铃响，这个人会放下手上的填字游戏，脱下T恤和牛仔裤，穿上收纳在门背后西服罩下的哈罗兹制服，然后来到召唤他的商场大楼的那一层。接下来的情景通常是这样的：
经理：史密瑟斯，布莱特维克主席那尊价值不菲的希腊罗马式雕像是你负责订购的，是吗？
史密瑟斯：是的，先生。
经理：那能否请您向布莱特维克主席解释一下，为什么底座边上出现了细细的裂缝？
史密瑟斯：不好意思，先生，我恐怕解释不了。
经理：谢谢你，史密瑟斯。你被解雇了。马上收拾好你的东西滚出去！
史密瑟斯：好的，先生。
在经理无法安抚的愤怒的客人面前，史密瑟斯受到了应有的训斥，一脸沮丧地逃到电梯口，回到他顶楼的小办公室，换回他的T恤和牛仔裤，继续做填字游戏，直到下一次电话铃响起……
经理：史密瑟斯，是你负责运送法克•皮尔金顿•布兰德先生那贵得离谱的白松露的，对吗……？
“这就是世界上最轻松的工作。他是一个被雇佣来专门被解雇的人！”
◎一切都改变了
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在一家路边咖啡店的门前停下，这里离南边的卡纳尔已经有几英里的距离了。这个地方真够宜人的，你在前院就能闻到店后面的厕所气味。墙上还有很多蜥蜴在爬动，都能赶上动物园里的数量了。
让服务员惊讶的是，安迪大胆地抓住一只蜥蜴。他想要向我展示这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一种特殊能力：一旦被捉住，它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尾巴。
不知是因为这只蜥蜴并没有被吓到，还是因为大卫•爱登堡[8]的介绍有误，反正过了一分钟，当安迪放开那只蜥蜴的时候，它的尾巴仍然完好无损。
我们坐在阴凉处，点了黄豆汤、印度薄饼和白开水。菜端上来了，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你知道吗，我们刚才一直说愤怒是清醒思考的绊脚石，”安迪突然开口道，“但它并不是唯一阻碍我们思考的情绪。恐惧也可能让你失去理智。不过老实说，在SAS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你知道的，那里面的精神病态者多了去了。不过在常规军队里这个现象就很普遍了：年轻的士兵被吓得够呛，连武器都拿不住了。”
“这很正常嘛，”我说道，“你一瞬间从巴西尔登[9]到了巴士拉[10]，紧接着就听见子弹从你耳边嗖嗖飞过。”
安迪点点头。“确实如此，”他说，“我不否认。我只是想说，正如特种部队里容不下愤怒，恐惧在那里也无容身之地。恐惧是另一个妨碍工作的情绪。不仅对于特种兵是这样，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我曾听过一个绝妙的故事——没有比它更好的例子了。我忘了故事发生在哪儿：可能是澳大利亚？总之，有一辆巴士靠路边停下，上来了两个人。”
门刚打开不久，其中一个人——一个有文身的大块头男生，你知道的，那种带图案的纹身——就开始失去理智一般地咒骂司机。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不愿意付车费，而司机因此不允许他们上车。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后面的车辆开始排起长队。
眼看着僵局就要升级。
这时候，其中一个乘客往前走了一步。
“老兄，你看啊，”他用非常平静、理智的声音开口道，“你们没钱付车费并不是司机的过错。所以你们为什么不干脆下车呢，嗯？”
那个混蛋停下来，看着这位乘客，又看了一眼女友，再将目光转回到这位乘客身上。这时，车上安静得可以听见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你想找麻烦是吧？”他咆哮道。
这位乘客没有让步。
“嗯，是的，”他口气冷酷地回答，“但不是在车上，明白吗？如果我们要打架，就干脆体体面面地来一架。到外面的路上去。”
当他朝着车门比了一个动作时，全车人都屏住了呼吸。
这个大块头“终结者”和他女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他们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走到了外面的边道上。
这位乘客转向司机。
“老兄，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就会关上门。”他说，“让我们继续赶路吧！”
◎风险评估
金融行业里有一个术语叫作“夏普比率”[11]。简单地说，夏普比率是一个等式，可以告诉你某项投资所获得的回报是否值得其附加的风险水平。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也有这样的等式来衡量该多好！
当然，如果我们做了计算，就会知道对于安迪故事里的那个乘客来说，他的夏普比率将会很高。因为这是一个高风险行为（他有可能被打得狗啃泥），却能得到高回报（用和平的手段挽救了即将升级得很难堪的局面）。所以他决定以优质精神病态者的方式去冒险一次。
幸运的是，他最后胜出了。不能否认，他冷静的调解方式可需要不少勇气。
但如果你采取了相反的做法——高风险、低回报的方式——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你展示的不是勇气，而是另一样东西：轻率鲁莽。
这是劣质精神病态者处理问题的方式。
他们的“无畏”调钮被永久地设定在最高值上——这意味着他们缺乏认知灵活度，无法做出智慧的进攻选择。他们无法判断何时该反手打出底线穿越球，何时该打一个安全球。所以我们知道，其结果就是，他们总是打反手底线穿越球。而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把球打出界。
当然了，如果你在应该进攻的时候却不出手，也就等于作茧自缚了——这是我们大多数人会做出的选择。
夏普比率
在必要的时候以优质精神病态者的方式打出制胜一球，在恰当的时候将情感与决策分离，这是很多人渴望得到却只有少数人能拥有的特质。
这里的关键，一如既往，就是选好时机。
说到夏普比率，几年前，针对人们的金融决策方式，美国人做了一个实验，其结果刚好证明了这一点。实验采用了赌博的形式，通过抛硬币来猜正反面，一共有20轮。每个游戏参与者最初都会得到一卷20美元的资金，然后在每一轮开始前，他们会被询问是否愿意冒险投下1美元作为赌注。
如果他们猜错，就会失去投下的1美元，但如果猜对，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资产增加2.5美元。
傻瓜也看得出这里的获胜公式是什么。
本书的一位作者认为，从逻辑上分析，应该每一轮都投钱。但另一位作者明智地指出，逻辑只存在于逻辑学家的眼里。
在实验开始之前，参与者们被分为两组。第一组人的大脑情感区域受过损伤。第二组人的身体其他部位存在机能障碍。
按照神经经济学[12]理论，如果不必要的风险规避是由过量的情感引起的，那么，根据游戏的设定，那些损伤“得当”的参与者们（也就是第一组里的人）应该能够大赚一笔。他们的表现应该要比损伤“不得当”的人更好——那些没有伤及情感区域（第二组）的人。
令人惊喜的是，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个推测。随着游戏的进行，那些“正常”（情感区域无受损）的参与者开始停止下注，他们更倾向于保住已有的资金。
而那些大脑情感区域受损的人却一直继续着赌局。他们的大脑没有配备巡逻队——其实这些情感警察每天都出现，只不过我们常常将其忽略。最后，他们比那些小气而谨慎的对手们赚到了更多钱。
“这应该是第一个证明脑部受损的人可以比正常人做出更好的金融决策的研究。”其中一个作者说道。
他的同事提出了更有建设性的意见：“研究应该指明在哪些时候情感有用，哪些时候它具有破坏性，这样可以为人类行为提供指导……最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应该被冠名为‘功能性精神病态者’——他们要么能够更熟练地控制自己的情感，要么缺乏其他人所体验到的情感强度。”
“很多CEO，”另一位作者补充道，“以及顶尖律师也许都具备这个特质。”
◎要命还是要钱
傍晚时分。我们在贾朗达尔[13]离开了大干路，向北朝着喜马拉雅山脉前进。天空在淡蓝色的油中煎烤着。有一家子人全都坐在一辆轻便摩托车上，车子在马路上前前后后、左躲右闪，看起来像是一个破烂不堪的人形面包架。
这里是旁遮普，有着平整的沥青碎石路面（相比较而言）；这里的山连成一片，人们穿着你能想到的色彩最鲜艳的服装。
甚至连大象都被涂上了颜色。
“你知道吗，”安迪一边说一边将车子突然转向，避开从前面货车上掉落的一箱小鸡仔，“有意思的是，你提到了这个研究，而我正打算跟你说一个几年前同样在美国进行的类似的实验。它对比了金融决策和军事决策制定上的区别。”
“你听说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吧？嗯，它的规模是英国的两倍。实际上它比英国的陆海空三军人数加起来都更多……但是他们的指挥官却比我们少。也就是说，这些将军不仅得智慧过人，还要有更强的责任感。因为遇到大麻烦的时候，国家只能依靠这么几个人。总之，在90年代末，为了削减军队将领的数量，陆战队的领导们决定去华尔街走访一次，看看他们能从股票经纪人那里学到什么做决策的技巧。你知道吗，这次走访让他们突然看到了曙光，发现城市和战场之间有出乎他们意料的更多共同点。首先，股票经纪人一直在一种混乱不明的状态下工作，他们会接收到许多谣言和彼此矛盾的信息，并且长期冒着亏损惨重的风险——这正是将军们在战场上指挥战斗时会经历到的相同状况。
“接着就是战斗谋略的问题了。股票经纪人会对当天的交易做出一个行动计划。显然是一个赚钱的计划——要赚取大量的钱来支付他们花在发胶和劳力士手表上的费用。”
“但是对这些成熟老练的股票经纪人来说，问题在于，所有成熟老练的股票经纪人都想赚钱——这些留着平头的将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无论他们和谁打仗，伊拉克、阿富汗还是哪里，对方都竭力打乱他们的计划。所以，这些吸着雪茄烟的戈登•盖柯们到底能不能给将军们任何帮助呢？答案是肯定的！将军们最感兴趣的，是股票经纪人为何能做出如此快速的决定。”
“他们的手边摆着高清数码双层显示屏；电脑屏幕上有几百个股价在不断滚动；大厅里人人都在呼喊，打着各种手势……他们到底是如何在几秒钟内将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大量信息吸收进自己大脑里，而后冒着几百万美元的风险做出快速决定和快速交易的？如果将军们可以搞明白这一点，估计就能完成此行的任务了——因为他们也是这样作战的。”
“我们都见过战争片里的‘战情室’是什么样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几十个人在电脑前弓着腰，看屏幕上显示出从飞机轰炸到海军位置的各种信息，每个人都在敲打键盘，利用无线电和战区联络，嘴里说个不停。总指挥官，一个大块头，坐在房间正中央一张宽大的椅子上。他不为周围的混乱场面所动，只是安静地听取各种信息。”
“将军们当然也很成熟老练。如果他们碰上股票经纪人，会发生什么？如果两者一较高下，会怎么样？如果将军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和对方竞争呢？谁会胜出？”
“为了得到答案，研究者设置了两个独立的战情室，里面布满了一模一样的战况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一次模拟的军事演习，战场会依据制定的战略而进行变化——你知道的，根据每个房间里的参与者所制定的决策而变化。”
“将军们待在一个房间里，而另一个房间里，是的，就是那些股票经纪人。盖柯们会在在艾森豪威尔[14]们的地盘上把他们打败吗？还是军事知识和战场经验更胜一筹呢？”
“实验的结果让每一个人都目瞪口呆！”
“两组人都获得了胜利。但你猜怎么着：是那些股票经纪人，而不是将军们，在战争结束时保留了更多生还的人员与更多完好无损的战舰和飞机。”
“这是为什么呢？好吧，他们细细研究之后，发现了将军们在决策方式上和股票经纪人的巨大差别。将军们在‘战斗’，而股票经纪人不是。”
“股票经纪人没有投入过多的个人情感，他们只是在解开各种方程式。他们读取数据，处理数字，去除无用信息，最后在此基础上快速而冷静地做出决定。他们决策的背后不掺杂个人情绪。只有冷酷过硬的数学能力。”
“当然另一边的将军们也研究了数据。不过，他们是怀着一颗怜悯之心来解读这些信息的：他们将个人情绪带进了实验里。他们有丰富的交战经验，非常清楚任何一个错误决定对于那些战场上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是的，战斗总有牺牲。很遗憾，这就是战争的本质。”
“由于将军们和战场上的士兵来自同一个群体，他们从心底里希望减少损失。他们一直努力将伤亡人数控制到最低。这是令人尊敬而可贵的举动。但这么做也造成了一个问题。为了减少伤亡，为了努力找到替代措施，实施更稳妥保险的计划，他们内心不免有些犹豫不决。比起冷酷无情的计划，反而是这犹豫使他们赔上了更多生命，损失了更多战舰和飞机。”
“这有点像我那次跟你说的英式橄榄球比赛。如果你抢球的时候有所顾忌，反而更容易受伤。但如果你全身心投入比赛，你更有可能毫发无损地踢完全场。”
“我不是说同情心有什么不好，它当然很有用。但麻烦在于——你往往在自己最无力给予同情的时候生出怜悯之心。而这种温暖的、干扰人心绪的情感可能导致更多伤亡。”
“如果你的情感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它是不会自己关闭的。只有当你拥有了控制情感的开关按键——这时候你才能真正让它为你服务。”
◎同情心开关
对于精神病态学研究来说，安迪的这个观点提出得实在是太及时了。很多年来，人们都简单地断定精神病态者不具有同情心，他们的大脑里没有装配相应的操作系统。
但是最近一项研究颠覆了这个结论。它提出——和安迪的说法完全吻合——精神病态者不是不能产生同情心，而是他们拥有一个“开关”，可以将其随意启动或关闭……而开关键刚好默认设置在“关闭”状态上。
这时空气变得清新，我们所处的海拔越来越高，道路越来越狭窄。薄暮如同一条粉尘织成的毛毯，笼罩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地带。我告诉安迪，在刚才说的这个研究中，研究者让一群患有精神病的罪犯坐在脑部扫描仪下，观看一系列展现双手触摸动作的视频短片。
双手触摸的方式有四种：
•一只手深情地抚摸另一只手
•一只手弄疼另一只手
•一只手“拒绝”或推开另一只手
•两只手不带感情地触碰
这个实验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里，在之前没有对精神病态者们做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给他们播放短片，并记录他们的脑部活动情况。
第二阶段的实验要有趣一些。
精神病态者们被要求再次观看短片，但这一次他们被事先要求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只手，去体会可能产生的感受。也就是说，他们被要求去感知他人的情感。
实验结果很惊人。
当研究者们查看精神病态者在第一阶段的脑活动图时，发现几乎是一片空白。同样是观看一只手弄疼另一只手的短片，与一组非精神病态者的脑活动情况相比较，精神病态者的大脑好似略微颤抖了一下。
他们的镜像神经系统（大脑细胞模仿或“反映”他人的行为和情感的网络）水平比在普通人大脑中观察到的要低得多。但是在实验的第二阶段，当精神病态者被要求想象他人的感受时，大脑扫描图则完全不同了。这一次，他们的镜像神经系统活动与普通人的没有明显差异。
“所以只要我们想去感受，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安迪露出笑容，“问题只是：我们想吗？”
几年前，安迪介绍我认识一位日本特种部队中士，名叫林良治[15]。良治君是第一批为了解救日本民众乘坐直升机降落到二本松市[16]，因此遭受福岛核辐射的人之一。他和安迪以及其他几个我认识的特种兵一样，身上带有某些“特点”。
一种气场。
一种自信。
一种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心理力场：他的大脑就好似一个神经系统的避税港，能够神秘地逃开每日需要缴纳的情感税收。
“我只是在完成任务而已。”良治君对我说，“别误解，我并不是不在乎。只不过在那个时候我无法在乎。我受过的训练不允许我去计较。如果我当时想的是：‘他们是我的同胞，是我的兄妹。看看他们都遭遇了什么……’我也许就完不成任务了。”
“是的，大家都很害怕，都在尖叫。大家都很痛苦。但你也只能面对它，不得不面对。这有点像是把自己内心的控制键关闭了，然后启用自动驾驶功能。你只能之后再来细想。”
过了一段时间，我采访了一位技术超群的神经外科医生，是他让我想起了良治君的这番话。这位医生对我说：
我不会同情我的手术病人。这是一种奢侈的情感，我无力承担。在手术室里，我得到了重生：成为了一台冷酷无情的机器，和解剖刀、钻子、锯子融为一体。
当你在难度极高的战役中与死神搏斗的时候，情感是不能帮助你达成目标的，甚至会严重危及工作。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已经把它猎杀得荡然无存了。
这番话听起来令人震惊，是不是？也许你能接受一个特种兵说出这样的话，但不能想象它出自一个正要锯开你的头骨检查你大脑的人。
但你不妨再想想！
亨利•马殊是伦敦圣乔治医院的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他的新书名为《无害：关于生、死和脑科手术的故事》。下面的段落摘自这本书：
关于神经外科手术的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你只有积累了足够的实践经验，才能娴熟地处理那些棘手的病例，但这意味着你得先犯很多错，错误的背后是很多病人因此受害。
我怀疑要继续这份工作你得有点精神问题，或至少脸皮够厚。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医生，很可能会放弃挑战，顺其自然，只接手一些简单的病例……
这是神经外科医生才会有的经历，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差不多。虽然我们有各自擅长的外科技术，病人却都要么死亡要么康复，他们在病房里待的时间也从来不超过几个月。
我们不会聚在一起交流感受，最多在听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叹口气、点点头。至少你知道有人能理解你。不过，有人却对此根本不屑一顾。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也许他们都能成为伟大的神经外科医生。
也可能他们碰巧知道情感开关在哪里！
我们漫行过冈格拉山谷，快要最后接近达兰萨拉的时候，我对安迪说，“喂，我有一个难题要你来做选择。”
你是一个战争时期的指挥官，即将派遣几千人的部队前去参加一场重要战役。
你对于即将到来的战役充满了取胜的信心，但如果你愿意用假消息耍弄敌人，这个胜利会来得更快，也能减少伤亡。
同时，敌方内部有你的一个卧底，他已经向你多次证明自己忠实可信，并且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快速完成任务。你会在明知他将被捕的情况下，依然给他提供假消息，派他前去执行任务吗？
他会在接受审问的过程中故意泄露假消息，让敌人信以为真，从而让你掌握更大的胜算。但他会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身体致残，甚至死亡。
你会派他去吗？[17]
我们驶入了让车道，让一辆旅游大巴上下来的乘客们先通过。他们来自麦克里甘吉——上达兰萨拉，又被称作“小拉萨”。
安迪困惑地看着我。
“我当然会派他去，”他回答，“为什么不？”
“因为他忠诚又聪明？”我试探性地问道。
安迪大笑。
“那就更应该派他去了！”他说道，同时把车转出来。“我意思是，你总不会派一个油头滑脑的家伙去，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