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最初的目标吗？

安迪从一个优质精神病态者的角度做出这样的分析，我一点不感到奇怪。

事实上，如果你用数字来代替刑期（获释＝最大分值，10年刑＝最小分值，等等），并且在心理实验室里将“囚徒困境”重现——通常每次由两个人参与，几次之后计算总分值——安迪的解释反映出精神病态者的典型思维方式。总体上，他们更不会因为顾忌合作关系而犹豫不决。

还不止如此。当我们大多数人发现自己被人“告发”，或被人指认了一系列罪行之后，往往会开始认罪，开始原形毕露：部分出于自我保护，部分出于愤怒。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策略抛到脑后，只剩下骄傲。

精神病态者不会这样。

比起我们，他们更容易专注在最后的奖励上，不会轻易感情用事——不会去理睬那些恶意中伤，而是坚持实施原有的计划。

“你知道吗，几年前，一个瑞士研究团队让一些精神病罪犯——那些劣质精神病态者——和一群顶尖的金融交易员一起做‘囚徒困境’这个实验，”我问安迪，“你猜猜会发生什么？”

“精神病态者取得胜利？”他说。

“没错。”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些交易员太自傲了，更容易做出冒险的事情。和精神病态者不同，他们控制不住自己。他们的决定都太过随意，缺乏事先计划，于是最后毁了自己。他们没有冷静客观地从生意人的角度出发，关注在最根本问题上——也就是最大化他们的利益——而是满脑子被战胜对手的想法所占据。”

“不要告诉我，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算计别人，结果自己的表现却因此更差？”安迪说。

“说对了，”我回答，“这些交易员感情用事了，而精神病态者却完全一副做生意的态度。”

他摇摇头。

“你知道吗，我曾经是一家公司的董事，也确实碰到过这种问题，”他说，“那家公司当时很快就要被收购了——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好消息——但有几个董事在对比了其他人会分到的钱数后感到不满。他们不仅在乎自己能带着多少钱离开，还认为某些董事的投入不足，不该拿到那么多钱。”

“这真让人头疼。我是说，这不像其他事情，总有一个人可以出面摆平。分配到手的钱数都是由我们每个人手上持有的股票份额决定的。但即便这样，还是有人对此存有异议，非要挑出规则中的漏洞。”

“不过有一点很确定。当最后每个人都拿到报酬的时候，我知道哪些人会更开心——那些容易满足的人！金钱加上自尊心，并不是一个好的组合！”

当然了，即使你不在金融界，你也能明白这个例子传递的道理。生活中各行各业都存在这种情况：

•我们太喜欢争论，太喜欢证明别人是错的而自己是对的，以至于“丢了计划”，最后说了一堆我们原本不想说的话。

•政治党派费力与对手暗中斗争，却没能用自己的政策赢得选民的支持——很多时候反而失去了赢得选举的胜算。

•在足球赛场上，某个球员因为下意识的报复动作而吃到红牌，因此降低了整支队伍的取胜可能。

总之：我们太想得到胜利，以至于忘记了我们的最初目标是什么。

“我一直记得有两个孩子在一家商店里争论，到底谁该得到最后一瓶可乐。”我对安迪说道。此时我们站在ATM机前，我要取点钱，以防安迪今晚想出海。他喜欢带上洋葱圈，还有不可缺少的摇滚乐和薯片。“他们不愿意跟彼此分享，于是最后母亲喝了那瓶可乐，他们谁都没喝到。你知道吗？其实一个孩子是因为口渴想喝可乐，而另一个孩子只想收集瓶子背面的纪念卡！”

安迪笑了。

“有意思！”他说，“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长大，不是吗？只要他们各自退让一步，不那么想着赢过对方，两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我取到了现金，我们继续朝天主教堂走去。天空开始落下蒙蒙细雨，那个鬼魅的金黄色塔楼此时看起来像某个出现在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建筑。几秒钟后，我注意到安迪还在笑。相信我，这不是什么好事。

“怎么了？”我问他，一边查看着自己的钱包、手表和其他所有东西。

“没什么，”他说，“只是觉得我们刚才停下来取钱很好笑。仅此而已。”

我点点头。“好吧，如果有这么好笑，我们可以再走回去，让你也取点钱。”

他笑得更厉害了。

“有一天晚上我坐一个朋友的大众高尔夫外出，”他说道，终于绷住了脸，“我们看到一个来自空军D大队的家伙正从那台ATM机里取钱。而在他右边的转角处，躲藏着两个戴滑雪帽的男人，正在打量他。”

“我们担心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因为就在大概一周之前，有人图谋杀死另一个正和孩子一起等校车的人。我们不打算立刻采取行动，想在滑雪帽男人开始动手的时候抓个现形。所以我们就在路口等待。”

“这种感觉很奇怪，居然在自己的家乡准备动手杀人。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我们后来发现是两个十几岁的少年在胡闹。他们想在自己的朋友走过来的时候突然跳到他们面前吓他们一跳。真滑稽！他们不知道自己差点就要被一辆高尔夫碾成两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