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致到不一致

多年前我父亲在印度餐馆里的小恶作剧也许真的帮他朋友赚到了钱。谁知道会有多少不明就里的就餐者晃到街对面的酒吧，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聚会而举杯庆祝？如果那些为他鼓掌的人当中有一半尾随着其他人去了酒吧，那么马尔科姆（不管他叫什么）那一晚的生意一定好到爆。

我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随大流的倾向，还会利用其他冲动有害的方式让我们损失钱财。其中最危险的就是集体思考。集体思考指的是一个团队——委员会、特别小组、智囊团、家庭等等——出于尽可能缩小矛盾的目的而无法批判性地评估成员们观点的行为。

我们都参与过集体思考。

当大家都认为选对了的时候……结果却全部选错。一个当下每个人都赞成并叫好的恶作剧，最后变成了一个大灾难（布兰德和罗丝先生^[9]站了起来）。

“2003年攻打伊拉克呢？”安迪提醒道，“在911事件之后可是发生了很多你说的这种事。”

也许吧。

集体思考称不上理想的决策制定方法——有时还有害处——因为小组成员在讨论时会忽略个人疑虑，去追求顺利、迅速且一致的结果。有许多此类案例被记录下来了。几年来，心理学家对集体讨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现了几点原因。

它们包括：

•一个有主导地位的、富有感召力的领导

•积极建议的大量涌现（尤其那些很难验证或驳斥的建议）

•“必须完成任务”的外部压力

•对不同的角度和观点采取不鼓励或主动扼杀的处理手段

没有哪个团队可以抵抗得了集体思考这种神经性毒剂所产生的心理麻痹作用。而且对一些团队而言，这种毒剂造成的损失就更大了。

如果投资银行家、安全分析员、商业领导者、科技创新者以及政治和宗教联盟无法做到独立思考，只会保护、强化和夸大他们组织的主导理念，那么比起印度自助餐厅流失几个用餐客人的损失，他们的损失要更惨重。

“你想知道为什么基金经理无法打败标准普尔500指数^[10]吗？”我们的老朋友戈登•盖柯在电影《华尔街》里问道。“因为他们是羊，羊会被宰杀……被那些贪婪的人宰杀，他们穷困饥饿，绝顶聪明，却又残忍无情。他们有赢有输，无论输赢，都继续战斗。如果你需要一个朋友，不如找条狗吧。这是一场阵地战，老兄。”

盖柯这样的人不会有被团队意识淹没的危险！

不过幸运的是——尽管对盖柯先生来说也许是个不幸——集体思考的毒效也许可以被一剂简单的解药给医好：当集体里冒出一个反对的声音。

一个唱反调的人的出现。

“比如，阿希第二次做这个实验，”我看着安迪从壁炉架上拿起罗伯特•罗宾森在1947年获得的诺贝尔化学奖奖章，对他说道，“这一次，他让八个合谋者中的一位违背约定，说出正确答案，于是集体的力量消失了。真正的志愿者每一次都能给出正确答案。”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很难做到。

顶着被人喝倒彩的可能，或冒着被老板、主席、“业内专家”轻视的风险去发表自己的主张，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斯诺登^[11]和那些出现在他之前的告密者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才发现这一点。

而且，你的主张可能实际上是错的。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是当下你并不知道。你想要坚持己见，就需要信念和勇气。

“你知道吗，在反恐斗争中，情报部门一直走在这样的路上，”安迪指出，同时把诺贝尔奖章放回盒子里，摆回到壁炉上。“从最根本的层面来说，这是一场心理战，而不是武器战。想要诱导一个人很容易。爱尔兰共和军（IRA）都懂得如何引诱年轻人成为自杀式炸弹。但无论从政治还是战略上来看，这都是令人发指的禁忌行为。所以最后他们也放弃了这个手段。”

“但是招募人员很简单。他们只需把一群想法相近的人聚到一个房间，给他们看一些宣传材料，跟他们谈谈理想和目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人的立场会变得坚定，人也变得极端。”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做这件事。当然，有些人会退出，因为他们想要活命。但剩下的人不会，而且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为你卖命了。不过，往一个团体里安插奸细其实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何时、何地安插进去。如果你懂得这一点，你要做的就是将某人植入一个团队、机构或任何质疑你的目标和宣传内容的组织当中。这样就可以了。后面的事情会像纸牌一样地依次翻动。”

团体可以把人淹没。

但如果它出现了一丝裂缝，情况就会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