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何谓公正？

在直面复杂多样的轻罪制度之后，让我们来正视其蕴含的基础理论问题。究竟什么才是民主国家运行轻罪制度的正确路径？面对轻罪制度的巨大缺陷，如何才能使其变得公正、道德、友善，或者说至少能尽量表现得友善？轻罪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早已避开了上述评价标准，躲开了关于刑事司法与民主原则之间大型哲学对话的雷达。但轻罪制度的影响力可谓举足轻重，以至于其不能被排除在这种辩论之外。它应当与其他公共机构及执法实践一同被纳入理论范畴，受到持续性和原则性地分析。从本章起，我们将从理论层面审视轻罪制度。

不过好消息是，我们并不需要一切从零开始。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就公正问题在刑法理论、社会学及民主理论视域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三种不同的视角将轻罪制度解读为一种法律和民主现象，对主要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合法性问题和基本原则提出了一种复合型的观点。它们用容易理解的术语（这些术语长期以来被用来提出这样的论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来更加贴切地解释为什么轻罪制度的方方面面都看起来不公正。它们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澄清轻罪程序的哪个步骤违反了法律和民主的基本准则，哪个部分是人类制度普遍存在的缺陷，哪个部分则应该是由政府负责弥补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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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三个角度也并非我们提出上述问题的唯一途径。例如，经济学和心理学也为刑事司法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1] 但上述三个学科就如轻罪制度这座大鼎的三足一般，每一个都涉及轻罪制度的基本特征。首先，它是一种刑事制度，因此需要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其次，它对弱势群体施加了巨大的社会分层控制，需要社会学予以持续关注。再次，在前两个特点之下，它构成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它应该遵循民主原则。无论它还包括什么，任何轻罪制度的框架都会涉及这类法学、社会学及民主问题。

我们从国家实施惩罚权的经典法律理论开始， [2] 以此提醒自己，刑事司法制度拥有特殊的权威，独特的道德以及规范的分量。它通过暴力强制和道德谴责的权力，将数百万人变成罪犯。除了许多其他成本之外，美国惩戒机构的巨大规模也使此种单一职能规范化。当数百万人被关进监狱及看守所时，我们已经对犯罪化的暴力性感到麻木，也不再恐惧于你被国家当作罪犯。换言之，我们已经过早地将激发刑法独特规则和理念的非凡力量遗忘了。因此，我希望能通过这些规则和理念来重新激发我们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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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底部的刑事司法

除军队之外，刑事司法制度是国家最具有强制性的暴力机器。因此，它必然会受到一些特殊的限制，比如它不可能一直守旧如旧。正如法哲学家莎伦·多洛维奇（Sharon Dolovich）指出的，刑罚可能包括“长期剥夺自由，持续的痛苦及羞辱甚至死亡。通常情况下，这种待遇在道德上是错误和受到谴责的，但在刑罚名义下，这种做法却是例行公事”。 [3] 为了保留和证明刑罚的权威，刑事诉讼程序必须符合某些基本要求，以确保其公正性与合法性。传统而言，这些基本要求可以理解为三层核心理念：法治、事实证据以及刑事责任。长期以来，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要件，但它们在轻罪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全被抛诸脑后。

合法的刑事司法制度必须遵循普世而中立的规则和程序。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中所写的那样，“政府应该奉行法治而非人治”，即应当由法律来治理社会，而非反复无常的人或政治。法学家威廉·斯顿茨（William Stuntz）解释说，这一承诺有时被称为“罪刑法定原则”，意思是“当国家剥夺一名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这种剥夺主要是基于法律的结果，而不是恣意的选择”。如果君主一时心血来潮一挥手，便能宣布某人犯罪，那就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刑事司法了。这一罪刑法定原则在拉丁语格言中表述为“nulla poena sine lege”，即“没有法律就没有惩罚”，有时也被表述为“没有犯罪就没有惩罚”。已故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称这一原则是“整个人类思想史上最受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之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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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的第二个基本承诺是证据。联邦最高法院曾说：“毫无疑问，对于被指控的罪名仅仅依据缺乏任何相关证据的记录来定罪当然是违反正当程序的。”似乎“需要证明犯罪的事实证据才能定罪”这句话过于喋喋不休了，但我们有必要记住为何会这样不厌其烦。所谓定罪，是一种公开声明，这意味着一个人从事了应该受到惩罚的恶劣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定罪包含了社会性和道德性。证据是合法定罪和个人恶劣行为之间最重要的事实纽带。没有证据的支持，定罪只会是空洞的标签。因此，一个合法的刑事司法制度只会根据证据事实来证明某人从事了应受法律谴责的行为，然后将其定罪。 [5]

最后，被定罪处罚的行为必须确应受到刑罚处罚。罪犯在被定罪判刑之前，必须确有过错。我们对罪犯施以刑罚的原因有很多，较为经典的包括报复、威慑、复归社会和丧失能力。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要对他人施以刑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这是他们应受的惩罚；另一方面是为了阻止潜在的犯罪或给人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所有措施都失效的话，则是为了使危险分子与社区隔离。所有这些原因背后都潜藏着“罪有应得”的观念。毫无疑问，在杀人案这样的典型犯罪案件中，不仅罪犯应承担的刑事责任非常严重，而且在道德上也完全错误，这就给犯罪行为贴上了耻辱的标签。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将许多不那么明显的过错或者不道德的行为也认定为犯罪。但是，个人犯罪的概念仍然是特殊的，它与其他错误的区别在于它的道德分量和随之而来的耻辱。

当然，对于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才属于特殊犯罪类别，存在着广泛的分歧。正如一位学者很久以前所言，犯罪“不是立法机关简单地称之为‘犯罪’的东西”。它必须招致“社会谴责”，要么是因为它在道德上有所欠缺，要么是因为它在行为上特别有害。如果一种制度只惩罚完全无害的行为——例如感冒或打碎鸡蛋——那么它在哲学意义上就不符合刑事司法制度的正当性，因为这些人没有做任何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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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重要的是，公众对犯罪行为的常识理解蕴含了特殊的道德和耻辱分量。法学家、联邦法院法官斯蒂芬诺斯·比巴斯（Stephanos Bibas）曾说：“刑法几乎比任何其他法律都更具道德意义，它在大众的想象中也承载着更多的道德意义，刑法的道德意义与其合法性密切相关”。刑事定罪不是简单的技术官僚或官僚主义的事件，它们在道德上尤其重要。事实上，这正是它们产生如此多的社会、经济和个人效果的成因。或者正如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曾说过的那样，当我们惩罚罪犯时，“找到正确的人至关重要，该隐的印记要打到该隐身上才行。” [7] (1)

简单地说，刑事制度正当性的基本内容是法治、证据和应受处罚性。当然，这也许是广阔的刑法理论世界中一个过于不合情理的简述。很多著作已经研究了法治极其细微差别、证据要求的复杂性以及刑事责任的高度争议性，还有无罪推定、罪刑相适应和民主追责等诸多关于刑事制度正当性的重要要求。 [8] 即便这三项基本承诺不够充分，也仍然是确立刑事判决合法性的必备条件。可以认为，如果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居然忽略了上述基本内容，那么就没资格称作“刑事司法制度”。

然而，轻罪制度违反上述基本要求的频率高得令人震惊。正如我们所见，在许多下级法院习以为常的草率审判中，法治已经奄奄一息。从实体法到宪法程序的一切法律规则居然被公然无视，甚至连法官也同样如此。回顾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简·霍费尔·托尔（Jean Hoefer Toal）的话，她不同意宪法赋予被告人在低级别案件中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正如她所说的，“我只是告诉我的地方官，我们没有这么多资源来做这件事。我就直说了吧，我们没有遵守宪法规则”。一个州的最高司法官员居然直接承认政府无视宪法规则，真令人震惊。埃迪·怀斯在纽约州游荡法规被宣布违宪后，依然在纽约州被七次判处游荡罪。 [9] 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是轻罪案件的关键特征之一，这意味着许多轻罪案件是在违反制度本身核心规则的情况下非法定罪的。本书的书名特别提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一失败：轻罪制度通常在没有犯罪行为和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对被告人实施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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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如此，轻罪制度还对证据的基本保证熟视无睹，更勿论人们是否真的有罪的事实问题了。于是我们再次看到，轻罪案件在诉讼中经常迫使无辜的人在没有定案证据，甚至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罪。成千上万的认罪答辩是在没有人核实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的，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到底被告人是否有罪。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错误定罪的问题，但实际上更为严重。轻罪制度放弃证据完整性的做法代表了这个错误制度本身的弱化，但这恰恰是我们惩罚他人时的核心要义——因为他们做了理应被惩罚的事情。如果我们从来不审查被告人到底做了什么，只是不顾一切地惩罚他们，那么轻罪制度就没有真正致力于惩罚有罪的人。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刑事司法制度。

对证据和罪行的忽视也为其他错误创造了空间。当定罪判决只受到罪行的微弱制约时，其他因素便可能悄悄介入案件并影响判决结果，比如执法部门的选择性执法，糟糕的律师帮助，金钱差别和种族歧视。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认为一个人被定罪是因为有证据表明他犯了罪。与之相反，准确地说，只能说他们被定罪是因为他们受到了逮捕，而被捕的原因很可能与证据无关。他们认罪也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有罪，而是因为整个诉讼程序对他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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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轻罪制度往往藐视了被告人的行为必须具备应受处罚性。即使我们已经审查了案件证据，但许多轻罪案件中的犯罪行为也不能从一开始就划分至所谓“不良、危险或应受处罚”的行为。诸如游荡、行为不检、随地吐痰、乱穿马路等违法行为很难与刑事责任、追责和危险的传统观念相一致。事实上，几十个州越来越多地认为持有大麻——这个几十年来最大的轻罪类别之一——根本不是犯罪。取而代之的是，将这类犯罪理解为执法工具更合适，因为这样就可以授权警察利用这些罪名来干预、阻止和逮捕广泛的群体，与曾经利用流浪罪的方式如出一辙。 [10]

需要明确的是，从理论上讲，以这种方式赋予警察权力可能是一项积极的政策。我们可能会决定警方有充分理由拥有或保留这类肃清街道的干预主义权力。但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行为与个人犯罪混为一谈。很多受制于这种警察权力的人根本没罪。其他人可能确实违反了刑法，但并未做过任何有害或错误的事情。

基于上述原因，大部分轻罪案件在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犯罪”。轻罪制度被称为一种刑事制度，也创设了一些罪名，但实际上它的所作所为既不以法治为准则，也不注意证据，更不关心被告人行为是否真的应受处罚。但这些标准才能证明被告人确应受到社会谴责，进而表明国家对他们行使刑罚权是正当的。因此轻罪制度与真正的刑事制度相距甚远。许多陷入轻罪案件并最终被定罪的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罪犯”，因为他们的行为远远不能承受“罪犯”这个词所包含的谴责意义和处罚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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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这种手段应该能让人们对轻罪案件定罪的重要性产生一种明智的怀疑，充分认识到很多轻罪案件被告人的涉案信息居然如此匮乏。虽然一些轻微案件的定罪是以相对强力的方式产生的——例如酒驾犯罪与家庭暴力犯罪，通常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与办案资源——但很多案件却并非如此。对诸如行为不检、游荡、非法闯入、拒捕、随地吐痰和乱穿马路的定罪过程通常较为潦草，因此几乎不可能告诉我们被告人实际上做了什么。相反，它们警示人们应当注意这个制度的一贯作风：维持治安的警察倾向于将穷人和有色人种一网打尽；公设辩护人往往缺乏实践和办案资源来对案件提出抗辩；诉讼程序迫使被告人不得不认罪。虽然从立法上将这些被定罪的被告人称为是“罪犯”，但这个标签并不应该像刑法所承诺过的那样，被理解为他们个人罪责的反映，而应该被理解为轻罪制度本身的产物。

从哲学意义上看，所有这些忽视定罪标准的行为不仅削弱了轻罪制度的合法性，也构成了原则上反对轻罪定罪的理由，因为它们消解了刑事司法制度的应然行为，构成了对刑事司法制度巨大权威的滥用。轻罪制度声称其起到了所谓控制犯罪的效果，然而实际上，这与它对社会经济的所作所为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相较于刑罚金字塔顶部而言，这种落差在刑罚金字塔的底部更为严重。严重犯罪和专门旨在破获这类案件的执法机构通常不会跟轻罪制度一样，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抓获杀人犯或者惩罚华尔街的内幕交易人员。事实上，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诚心实意的工作。当然，这种诚意也并非绝对。从很多方面而言，死刑其实是历史上私刑的一种延续。现代的缉毒战争、大规模监禁以及针对非裔美国人社区的毁灭性影响，被谴责为“新的《黑人法典》” (2) 。但大部分重罪办案机关仍然受到犯罪和司法的驱使，换言之，他们受到了立法的制约、证据的驱动并且关注被告人的应受处罚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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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金字塔底层对刑事司法基本原则的漠视导致司法公正发生了偏移。如果刑事司法制度更多地关注规则、证据和责任，它的影响范围将更为受限，这就会是更真实的犯罪行为。这些自知力应该会让我们愿意将权力下放给这样的刑事司法制度。如果轻罪案件不懂得像一个正确的刑事司法制度那样开展诉讼程序，那么它就不应该获得我们对真正的犯罪机构所赋予的权力和利益，即对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惩罚及强制罪犯受到道德和社会谴责的权力；以及限制国家职能的许多特殊例外。毕竟大多数其他政府机构——行政机构、民事机构、官僚机构——在作出事关人民生活的重大决策时都受到更大的制约。 [12] 但无论它能对你做什么，机动车管理部门都不能把你从街上拉走，关进监狱，给你贴上罪犯的终身标签。既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么当轻罪制度拒绝接受刑事司法的约束和承诺时，就应该剥夺其特殊的刑事地位。

社会和经济控制

法律原则并不是剖析轻罪制度的唯一理论视角。刑事程序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这是社会学早已概念化的理论。也就是说，社会学认为其存在的理由并不严格限定于管控和减少犯罪，而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社会学所讲述的关于犯罪制度的故事能够使我们远超法律规范的限制，揭示犯罪制度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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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种制度会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例如，社会学家大卫·加兰德（David Garland）认为，现代生活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已经催生了一种“控制文化”，充斥着“监控危险个人、隔离危险人群和实施情境控制的执着尝试”。这种对控制的关注意味着我们所有人现在都生活在“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治安、惩罚和预防机构所定义的模式中”。同样，法学家乔纳森·西蒙（Jonathan Simon）描述了美国现在是如何“通过犯罪来治理”国家的，不仅是通过维持治安和监狱系统，而且是在“办公楼、大学、日托中心、医疗综合体、公寓楼、工厂和机场……犯罪已经变成……美国行使权力的中心，大到美国总统，小到授课老师，无一例外”。 [13] 在这些观点中，刑事司法与其说是一种控制犯罪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相当可怕的集体生活方式。

刑事司法制度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的文化影响，部分原因是它在社会和经济调节过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刑事诉讼程序既约束了劳动力的供应，也维持了阶级和种族的界限，还产生了文化规范和公民价值观。我们用它来管控贫穷、吸毒、失业、种族矛盾、城市中产阶级化、家庭生活以及各种公共风险。虽然这种基础结构会影响到每个人，但主要的影响对象还是弱势群体。在《惩罚穷人：社会不安全的新自由主义政府》（Punishing the Poor: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一书中，社会学家洛伊克·瓦坎特描绘了美国和欧洲（程度较轻）的刑事司法制度如何取代福利国家政策，成了管控穷人和流离失所者的生活和行为的核心机制。更尖锐的是，他将这一政策转变描述为种族控制的形式，这是继“吉姆·克罗法”的种族隔离政策消亡后，对就业不足和处境不利的非裔美国人社区的新型管控方式。 [14]

这些概念性的框架——通过犯罪治理、控制文化、惩罚穷人以及新的种族隔离政策——描述了一种与立法理论有着天壤之别的刑事司法制度。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揭露性的视角，表明刑事司法不仅仅涉及个人犯罪与危害，而且是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不受欢迎的群体、贫困和种族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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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法律故事是如何被颠覆的。相对于追捕罪犯和打击犯罪而言，这个制度的特征在于预测性和精准性，它能够先发制人地管理它认为有风险的人。 [15] 其中一些人确实可能犯下了低级别的罪行，但这并不足以成为他们受到监视、拦截、标记和处分的原因——其实无论他们是否犯罪，他们都已注定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靶子了。当然，从法理上讲，这一制度是落后的。刑事司法制度确实应该抓捕罪犯，而非在犯罪尚未发生前就决定谁是罪犯，然后将这些人标记为虞犯以备将来参考。

虽然许多研究社会控制的文献都集中于大规模监禁和暴力犯罪，但轻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却作为一个最好的例证，说明了刑事司法制度是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尤其是控制弱势群体的手段发挥作用的。 [16] 事实上，社会学是少数几个认真对待轻罪制度的知识学科之一。1956年，凯莱布·福特曾这样描述流浪罪的法庭审理：“费城地方法官……认为他们的职能是威慑者，将所谓的‘流浪汉’赶出费城并从此拒之门外（‘以后你就待在你该待的地方’），或者是一种公民卫生形式（‘如果我每天下午5点都要待在这里，我就把这个地区清理干净’），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的控制者（‘这里发生了很多抢劫案，我会让人调查你——三个月’），或者人道主义者（‘我要把他送到不能喝酒的地方去救他的命’）。” [17]

到了1979年，当马尔科姆·菲利考察纽黑文下级法院时，流浪法是违宪的，被告人拥有更多的合法权利。然而，下级法院的诉讼程序并未因此变得更为规范——法院依然对穷人、工人阶级和街头混混进行简单的低级别惩罚，这一过程主要是为了“结束令人烦恼的行为”以及“使被告人对社会大众承担最低程度的责任。”菲利写道：“社会生活中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各地的刑事法庭都充斥着穷人与弱势群体，他们被带到法庭里的原因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事实上，法院是社会管理这些人以及他们身上那堆积习的主要机构之一。”到了几年后的1985年，约翰·欧文将关押轻罪罪犯的看守所描述为一种“管理美国社会底层阶级”的手段，而不是控制危险犯罪的手段。他总结道：“监狱被发明时是为了管理社会上的乌合之众，现在仍然如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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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学者们记录了轻罪案件诉讼程序每个阶段产生的社会控制冲动。伊萨·科勒·豪斯曼（Issa Kohler Hausmann）教授将纽约的低等法院描述为“管理型法院”，因为这种法院与其说是为了判决有罪或者直接定罪，还不如说是为了给州政府一种跟踪弱势群体的方式：“一种对从治安混乱地区拉来的人进行分类和评估的机会，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他们是哪种人，并保留他们的记录。（这种管理模式）的运作基础是假定有必要对人口进行社会控制，并将其送上轻罪法庭。”其他学者已经展示了许多城市如何使用放逐技术来“转移某些群体”，让无家可归者和瘾君子远离士绅化和闹市区：“（这些）新的社会控制技术让执法者创造了一种不依赖于刑事定罪甚至逮捕的新身份。”许多人将拦截搜身式治安执法描述为一种种族纪律的形式，一种训练非裔美国人走路、开车、防御行为以及接受各种不尊重待遇的方式。 [19]

实际上，社会学记录了轻罪案件诉讼的各种分层功能。本书同样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展示轻罪制度对穷人、有色人种、移民、无家可归者和其他弱势群体施以多种控制方式的全球地图。这种控制的一部分来自制度强加的沉重个人负担，包括因陷入轻罪而产生的犯罪记录、收入、工作和住房的损失，以及塑造一个人的行为、选择和社会地位的所有其他后果；另一部分来自它每年处理1300万人次案件的巨大规模。此外，从拦截搜身、逮捕到监禁，从保释的经济性到认罪的压力，官方程序的每一步都增强了自身的纪律。现代轻罪案件中的技术增加了新的持续性监管，使得以富有持续攻击性的方式对被告人进行识别、标记、跟踪、干扰成为可能。事实上，这一制度例行公事地判定无辜者有罪，是一种有害的社会评价政策——尽管缺乏证据，但这毕竟也是一项官方决定，被告人会因此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受到跟踪和惩罚。这种控制还是经济方面的。征缴罚金和诉讼费不仅是一种增加收入的策略，而且以剥削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资金的方式来供养这个制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制度确保了这类群体继续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对黑人及黑人社区的过度监管同样如此，利用刑事司法制度来扭曲黑人的个性、经济和政治轨迹，以这种方式来治理有色人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制度习惯。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当代才产生的，那么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戏剧性的例子来说明轻罪制度是如何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于标记、驱赶、控制、取代甚至奴役这几个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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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密切关系，轻罪制度成了美国秘密管理贫困人口的主要公共制度之一。通常，这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工作——由学校、医院、住房、福利项目和其他机构组成的共同体来协作帮助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及边缘群体。从理论上看，刑事司法制度与福利国家是两个迥异的世界：一个追捕罪犯，一个照顾需要它的人。但由于美国的犯罪与贫困密不可分，这两个机构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轻罪制度剥夺人们的金钱，征缴罚金和诉讼费，限制就业和住房，还将与低收入相关的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这种过分针对穷人的行为，已经使轻罪制度变成了一种导致穷人雪上加霜的反福利计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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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社会学还告诉我们，福利国家自身已经变得更加严酷，与刑事制度越来越像。加兰德和西蒙提出的“惩罚性蔓延”体现在了对贫困的犯罪化中，它已经变成了“控制文化”的组成部分和“通过犯罪治理社会”的实践方式：警察、检察官和缓刑监督官已经进驻了公立学校；受福利机构救助者只要轻微违反福利规定，就会受到重罚；贫困的有色人种孕妇在公立医院中毒品检测呈阳性时，会被移交给检方起诉；警察有时会监控医院和急诊室，寻找身负逮捕令但尚未执行的人；已经发现有急诊室护士根据患者是否涉嫌犯罪来决定是否对其施以急救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安全网本身已经刑罚化，刑事诉讼和监视的程度已经深入到了最脆弱群体的经济和个人生活中。 [21]

这种潜规则对轻罪司法有着深远的影响。犯罪与贫困之间，刑事司法制度与福利国家之间的联系都十分紧密，这导致轻罪诉讼程序已经融入了公众对穷人的义务和关心的长期历史斗争中。 [22] 与任何福利改革一样，宽广的轻罪执法网和高压的轻罪惩罚也是这种潜规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金字塔的底部是一个复杂的区域。即使犯罪和福利制度相继变得更加严厉，惩治犯罪的机构也在悄悄地越俎代庖，履行着许多传统的福利职能。时至今日，专门的法院和审前转化程序提供医疗保健和职业培训，警察将无家可归者送进收容所，缓刑官员则将罪犯送往戒毒所治疗。一些检察官经营社区项目，而公设辩护律师长期以来一直是事实上的社会工作者。所有这一切在意识形态上可能会令人困惑，因为向无家可归者提供的药物治疗、医疗保健、职业培训和住房等服务通常不是由于贫困或需要而提供，反而是在对轻微犯罪的逮捕和监禁后提供的。在这个轻罪之地，就像福利提供者利用福利惩罚穷人一样，律师和执法部门利用惩罚让穷人获得政府福利已经见怪不怪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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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方面，轻罪诉讼程序超越了其作为刑事司法程序的界限，成为给予和剥夺财富、公共利益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工具。许多人问，刑事制度在总体上作为处理这类事务的公共机构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在轻罪制度方面尤其紧迫，因为轻罪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种资源财富的再分配。

民主治理

刑事司法历来是衡量民主健康的重要尺度。哲学家尼古拉·莱西（Nicola Lacey）写道：“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管理刑事司法制度的人道、公平和效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状况的关键指标。” [24] 或者正如抗议者几十年来一直高呼的那样：“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众所周知，今天轻罪制度的运行引发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反民主动向。这一制度具有高度的阶层性，其基于财富与种族为评价标准，损害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和社会地位。其暗地里向穷人征税，还授权地方官员在不问责或不透明的情况下各行其是，甚至公然违法。综上所述，这些动向表明了一件最为紧要的事——轻罪制度存在着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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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民主没有单一的定义，但它确实有一些公认的基本原则。广义地说，他们将治理权定位在公民身上，因此放在反应迅速的公共机构中，而不是精英贵族或威权政府。如果民主是一个车尾保险杠上的贴纸，那么它肯定会印着：“民有，民治，民享。”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写道，民主代表着对威权主义的拒绝，对参与式治理和人类平等的拥抱。法律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同样将民主定义为“一种公平的合作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公民是自由和平等的人”，有能力“作为平等的公民参与社会”。莱西还认为民主代表着“坚持法治和尊重人权”。 [25]

这些承诺表明，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对待民众时，应当以热情回应取代威权主义，以平等代替种族歧视。这种民主原则对刑事诉讼程序有着急迫的影响，因为后者在本质上具有强制性、高度自由裁量性，并且传统上也因阶层而异。换句话说，刑事司法本身就隐藏着固有的民主风险。在《民主与警察》（Democray and the Police ）一书中，法学教授大卫·斯克兰斯基（David Sklansky）指出，警务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既可以促进民主，也可以破坏民主：“警察十分独特，它既是对抗私人统治体系的独特武器，也是对抗官方统治的可怕工具。” [26] 开国元勋们非常担心政府滥用其犯罪控制权力，以至于他们在《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中以一半篇幅来约束它的权力。

民主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众所周知，大众政治有着种族主义和热点政策的极端倾向；它们可能会让专家、法律专业人士的声音，甚至让法律规则本身的力量黯然失色。许多人指责美国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监禁，这是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而加大反犯罪言论的结果。历史学家詹姆斯·惠特曼警告说：“在群众性动员政治……与制定严厉刑罚之间……有着一种密切联系……这一事实应该会让我们这些致力于民主价值观的人提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动员都是这样的——今天的“黑人也是人”运动就坚决反对严厉的刑罚。但是，对政客们牺牲少数族裔选民和多元价值观来照顾多数人情绪的担忧由来已久。在美国，刑事司法正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例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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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案件的诉讼程序被证明是典型的危险民主实践。轻罪制度则是国家权力剥夺数百万人自由与财产的核心体现。它解决了许多极具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从金钱到种族、从隐私到公共秩序，这些无一不牵涉弱势群体。它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身份监管机制，决定了谁被贴上罪犯的标签，继而被限制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它以高度本地化且往往无须承担责任的方式开展工作，因此受到了每个司法辖区特定历史、政治、预算和人口统计的严重影响。而且，它并不在意那些真正需要国家介入的谋杀、强奸和抢劫犯罪，反而用富有强制性和入侵性的权力来回应轻微的、无害的甚至司空见惯的个人行为。所有这些特点都应该让我们担心轻罪制度能否以民主的方式充分发挥作用。

当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笼罩在国家刑罚权的阴影之下，这种担忧从未停止。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美国的刑事制度不够民主。尤其是在大规模监禁和种族偏见方面，存在着治理机制的缺陷，这种严厉的运行机制在民主制度下并不合理。 [28] 但由于轻罪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讨论之外，它的具体违规行为并未得到应有的审查。

轻罪制度的三个反民主特征值得特别关注。首先，轻罪制度以官方行为造成了大范围的社会不平等，并维持着这种局面。其次，它代表着一种不民主的征税形式和财富再分配的倒退现象。再次，它塑造和容忍了非正式的地方威权主义。以上每一个论点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统领整本书——以下只是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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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制度的第一个也可能是最明显的反民主特征是制造和维持社会的不平等状态。正如我们所见，轻罪诉讼强化了经济劣势，延续了关于黑人犯罪的种族刻板印象。它通常扮演着一个巨大的“标签机器”，为穷人、工人阶级和其他没有资源逃避其控制的人服务。这是一个古老的民主问题：所有人生来平等，但出生以后不会一直平等，持续的社会和种族不平等是每个不同政体都面临的挑战。正如宪法学者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所说：“如果社会等级制度对于民主理想来说是一种罪过，那么民主就总是以堕落的状态存在，是一位永远希望得到救赎的忏悔者。民主总是未完成的工程；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反民主的。” [29]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社会不平等都会引发对民主的担忧。个体差异的原因十分广泛，譬如自然的天赋异禀，市场的变幻莫测，个人的自我选择和机会的时来运转。但是，当国家行为巩固了不平等，特别是沿着可预测的财富和种族路线来这么运作时，我们就会遇到治理问题。 [30]

轻罪制度对美国造成的不平等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或指责。最首要的表现就在于其剥夺了数百万弱势群体的自由，而这恰恰是最典型的民主权利。不仅如此，它还剥夺了人们的金钱、时间、驾驶能力和工作能力。通过给有色人种刻上永久的记录和污名，这种刻板印象得以延续，并且给它们造成了新的种族负担。在“犯罪移民”的时代，轻罪制度已经变成了一张排外的大网，非公民则在这张大网的阴影下遭到恐吓、处分和驱逐。在美国，轻罪制度直接定义了什么是贫穷、失业、无家可归、未予登记或其他社会弱者。因此，它应该与其他主要的结构性现象（例如公立学校不足和经济适用房的缺乏）一起占据一席之地，它们都是推动美国社会与种族不平等的巨大引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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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反民主特征与第一个有一定关系。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不应该让其刑事制度还“兼任”退步的税收制度和反福利机制。 [31] 打着刑罚的幌子，秘密地从穷人手中重新分配财富是不平等的，这一方式恰恰是民主原则所禁止的：它在造成和加剧物质不平等的同时，并没有为此承担公共责任。它还破坏了其他更公开负责的政府职能，如福利国家制度和税收制度。

作为增加公共收入的一种方式，轻罪案件的罚金和诉讼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政治问责无关的税收形式，开国元勋们对这一可疑举动特别敏感。事实上，对多数派别征收不公平税收中透露的反民主倾向，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已经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写道：“恐怕没有一条法令能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党派提供更大的机会和诱惑来践踏正义的准则了。它们每使处于劣势的派别多负担一个先令，就给他们自己的腰包里节省一个先令。” [32]

当通过司法机构洗钱时，税收就引发了更大的担忧。因为法院的工作是解释和执行法律，而非决定财政政策。正如国家法院行政会议指出的，“法院不是税务中心”。在一个致力于“三权分立”的政体中，司法部门并不合适担任大规模财富再分配的角色。警察、治安官、法院书记员、缓刑官、保释官，或其他无数在整个轻罪过程中演变成收税员的参与者都本不该如此。然而，这些背靠国家强制力的参与者现在都利用监禁权和刑罚权来偷偷地收取他们的税款，这一执法权力被吝啬地分配给了税收系统。 [33]

205

由于轻罪制度通过刑事化和征税剥夺了人们的财富，因此也扭曲了福利制度。它破坏了公众对不时之需的救助和穷人脱贫的承诺。为了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平等，美国原本在教育、住房、食品券和财政援助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然而轻罪将已经陷入贫穷的人定为犯罪，不仅使其继续陷于贫困，而且剥夺了他们的福利，导致政府的工作毁于一旦。最重要的是，轻罪制度通过提供工作培训、药物和心理健康治疗以及其他福利接管了一些福利机构的工作职能。这种接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必须认识到，有这么多陷入轻罪诉讼的人有着迫切的福利需求。另一方面，它模糊了这些福利的分配——如果福利计划被埋葬在刑事程序中，我们怎么知道它们是否有效呢？它还扭曲了福利制度本身，使获得食物、住房、医疗保健和就业的机会取决于刑事犯罪。穷人不应该为了让国家认真对待他们的需求而被逮捕。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都不是积极与透明的治理方式。

换言之，轻罪制度在既定的政治程序之外替国家作出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决定。是否向穷人征税是任何民主国家内领头羊般的政治选择。建立社会安全网的覆盖面和慷慨程度也是如此。但无论我们怎样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都不应该由轻罪制度来暗中或偶然地代替我们决定。轻罪制度默默地容忍那些不负责任的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违反了民主原则。正如我们所见，警察、检察官、治安官、书记员和法官经常在没有监督或约束的情况下作出违反基本法律规则和规范（包括宪法规则）的决定，导致人们受到监禁、被判有罪和财产损失。虽然有许多地方官员滥用职权的“老鼠屎”故事，但问题却是结构性的，因为轻罪制度既激励了这种滥用行为，又缺乏强有力的机制来预防和惩戒它们。这是初级的非正式威权主义：公职人员在个人自由和财产等最深刻的问题上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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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缺乏问责的情况是轻罪制度文化无视法治的直接结果。我们已经探讨了法治为什么对刑事制度的合法性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法治从广义上是对抗官方暴政的堡垒：罗尔斯将其定义为公正民主所要求的“基本自由”之一。规则是对付强权的一种公共问责形式，是一种约束俗称“利维坦”机构的不侵犯个人自由的方式。 [35] 轻罪制度藐视法治的地方在于，它将不受制约的权力授予地方官员。由于该制度缺乏透明度和其他问责机制，这种现象便在制度雷达下堂而皇之地持续存在。

对于刑事司法来说，这种无法无天并不完全是一个新问题——因为正如我们的刑事制度在历史上所做的那样，这是赋予警察和检察官广泛的、相对不受监管的自由裁量权所带来的风险。学者经常担心，警方和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太广，不会受到法治的限制；其他人也对下级法院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36] 但即使是执法的自由裁量权也不应该是绝对的。相反，它与其他类型的制衡和公平保障相结合，这些都是轻罪制度经常回避的——对抗制诉讼、司法审查、中立的公职人员、透明度和政治问责。这些机制在理论上使得官方自由裁量权可以自我辩护，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失灵了。此外，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不仅限于警察和检察官，而且遍及整个轻罪制度，从监狱和法院管理员到书记员和缓刑官员。如此多的刑事制度受制于官方行为者的异想天开，它们在既不正式又不留档的情况下运作，得以不受数十年来司法和公共辩论建立的法律和程序规则的约束，这是典型的非民主现象。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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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不公正

轻罪制度对法律原则的违背，对不平等社会控制的蔓延，对民主理念的威胁，都有着各自深层次的问题。然而，当它们交织在一起时，就会酿成一种特别悲惨的不公正现象：无处不在的错误定罪风险不成比例地针对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轻罪的错案来源于制度的结构性侵蚀。针对错案和不公正刑罚原本有着基本的保护措施，然而轻罪案件并没有遵循正当程序，被告人缺乏律师的有效辩护，办案机关对证据掉以轻心。大家都对有罪无罪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惯常态度。其实一直以来，这些保护措施远不止保障事实准确性这一单方面价值。《人权法案》和正当程序既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是尊严和宪法保障的底线。这意味着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应受到低于这一底线的对待。正如一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所言，无罪推定是宪法上的一堂课，“为了保障公民自由而对社会自由的程序限制。” [38] 然而事实是，金字塔的底层居然被允许如此公开地无视这些法律和民主权利，这反映了公民对每年遭到轻罪审判的数百万美国人的极大不尊重，这就是我们民主的失败之处。

具体而言，一名警官对“合理根据”的断言根本不足以导致对富人、名人或当权者的刑事定罪。因为他们可以审查证据，执行规则，利用公开的对抗制刑事诉讼的优势，这使他们拥有充分的保护措施。这就是强大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应然运作方式：它绝不是仅凭一名警察的话就能导致永久刑事定罪的制度。但对于穷人，文化程度低的有色人种以及其他弱势群体而言，它恰恰就是仅凭一名警察的话就能导致永久刑事定罪的制度。这种情况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则，不符合民主的基本要求。它提醒了我们轻罪制度曾经对经济和种族实施压迫的肮脏过去和历史遗留，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学影响。毕竟，格林·科特纳姆并没有犯下他被指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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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法理、社会学和民主理论的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轻罪制度中有多少不公正其实也并非意料之外，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来自轻罪制度的结构，这是如此有分量的制度在制定过程中妥协的结果。想要通过微调规则或表面上的改革来缓解这些制度问题只会是徒劳之举，因为这些改革依然保留了潜在的缺陷。下一章致力于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轻罪制度的政策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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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Darryl K. Brown, Free Market Criminal Justice: How Democracy and Laissez Faire Undermine the Rule of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Dan Simon, In Doubt: The Psychology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A sociologist, for example, might have begun elsewher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9—10（“Quite simply, we need to know what punishment is in order to think what it can and should be”）.

[3] Sharon Dolovich, “Legitimate Punishment in Liberal Democracy,”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7, no. 2（2004）:310. See also Jonathan Simon, Governing Through Crime: How the War on Crime Transformed American Democracy and Created a Culture of Fe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All legal authority ultimately rests on the threat of lawful violence within the criminal law”）; Carol S. Steiker, “Punishment and Procedure: Punishment Theory and the Criminal-Civil Divid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85（1997）:809（describing “the need for a special procedural regime within which punishment should be imposed, both to limit the state's ability to harness the power of blame and to preserve blam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4] Marbury v. Madison, 5 U.S.（1 Cranch）137, 163（1803）; David A. Skeel Jr. and William J. Stuntz, “Christianity and the（Modest）Rule of La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8, no. 4（2006）:809. For more critical views of rule of law, see Markus Dirk Dubber, The Police Power: Patriarch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xv, 56—57, 158—160（arguing that the police power is historically and inherently in tension with rule of law）; Ahmed A. White, “Capitalism, Social Margin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s Uncertain Fate in Modern Society,”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37（2005）:759（arguing that rule of law is incompatible with criminal law's social control agenda）. For Justice Scalia's comment, see Rogers v. Tennessee, 532 U.S. 451, 467—468（2001）（Scalia, J., dissenting）.

[5] Harris v. United State, 404 U.S. 1232, 1233（1971）（Douglas, J., sitting as circuit justice）（on the need for evidence）; North Carolina v. Alford, 400 U.S. 25, 37—38（1970）（relying on the existence of “strong factual basis” in upholding plea）; Ronald J. Allen and Brian Leiter,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and the Law of Evidence,” Virginia Law Review 87, no. 8（2001）:1501, 1537.

[6] Henry M. Hart Jr., “The Aims of the Criminal Law,”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23（1958）:405（identifying community condemnation as key to legitimate criminalization）. See Larry Alexander, Kimberly Kessler Ferzan, and Stephen Morse, Crime and Culpability: A Theory of Crimi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roposing a “culpability-based criminal code”）; Douglas Husak, “‘Broad’ Culpability and the Retributivist Dream,”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9（2012）:449; Model Penal Code §1.02（1）（a）（“The general purposes of the［MPC］ are … to forbid and prevent conduct that unjustifiably and inexcusably inflicts or threatens substantial harm to individuals or public interests.”）; but see Bernard E. Harcourt, “The Collapse of the Harm Principl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90（1999）:109. On what cannot legitimately be criminalized, see Robinson v. California, 370 U.S. 660, 666（1962）（unconstitutional to criminalize the status of being ill or addicted to narcotics）;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London: Benjamin Motte, 1726）.

[7] Stephanos Bibas, The Machinery of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xxix;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269（emphasis in original）.

[8] Dolovich, “Legitimate Punishment,” 314; Nicola Lacey, The Prisoners' Dilemma: Political Economy and Punishment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7.

[9] Amy Bach, Ordinary Injustice: How America Holds Court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77—129（chronicling the career of a scofflaw city court judge）; Robert C. Boruchowitz et al., Minor Crimes, Massive Waste: The Terrible Toll of America's Broken Misdemeanor Cour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April 2009）, 15（quoting Chief Justice Hoefer Toal）; Josh Bowers, “Grassroots Plea Bargaining,” Marquette Law Review 91（2007）:85—86（describing Eddie Wise's cases）.

[10] Amanda Geller and Jeffrey Fagan, “Pot as Pretext: Marijuana, Race, and the New Disorder in New York City Street Policing,”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7（2010）:591; Eric J. Miller, “Role-Based Policing: Restraining Police Conduct ‘Outside the Legitimate Investigative Sphere,’” California Law Review 94（2006）, 617; Debra Livingston, “Police Discre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ublic Places: Courts, Communities, and the New Policing,” Columbia Law Review 97（1997）:551.

[11] The slippage between purported and actual function is another old problem. Stanley Cohen, 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 Crime, Punishment and Classific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5）, 114（“Control and welfare systems are not different from any part of a complex civilization in which institutions go about doing what they have to do,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aying they are doing many other things”）; Simon, Governing Through Crime , 4（“We can expect people to deploy the category of crime to legitimate interventions that have other motivations.”）; see also Tommie Shelby, Dark Ghettos: Injustice, Dissent and Refor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38—245（arguing that the state loses its moral authority to condemn crime—although not its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to enforce it—when it engages in systemic injustice）. On lynching's connection to the death penalty, see Carol S. Steiker and Jordan M. Steiker, Courting Death: The Supreme Court and Capital Punish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7（“One of the strongest predictors of a state's propensity to conduct executions today is its history of lynch mob activity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On the “New Jim Crow,” see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New York: New Press, 2012）; Loïc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5—208.

[12] Medina v. California, 505 U.S. 437, 443—445（1992）（according more deference to the state's criminal procedural rules than to its civil rules）; see also Rachel E. Barkow,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Policing of Prosecutors: Lessons from Administrative Law,” Stanford Law Review 61, no. 4（2009）:869（arguing that prosecutors have unchecked power and should be regulated more like other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13] 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193, 194; Simon, Governing Through Crime, 4, 18—19.

[14] On the myriad functions of the criminal system, see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 14—15, 23, 83, 111（on punishment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including Émile Durkheim's theories of social solidarity and Marxist theories of labor control）;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 2（racial control）; Vesla M. Weaver, “Frontlash: Ra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nitive Crime Policy,”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cy Development 21, no. 2（fall 2007）:230—265（describing how elite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used the criminal system to push back against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ernard E. Harcourt, Against Prediction: Profiling, Policing, and Punishing in an Actuarial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Katherine Beckett, Making Crime Pay: Law and Order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 41, 197（“Not crime, but the need to shore up an eroding caste cleavage, and to buttress the emergent regime of desocialized wage labor to which lower-class blacks are fated by virtue of their lack of marketable cultural capital, and which the most deprived amongst them resist by escaping into the illegal street economy, is the main impetus behind the stupendous expansion of America's penal state in the post-Keynesian age and its de facto policy of ‘carceral affirmative action’ toward lower-class African Americans.”）.

[15] This group-based managerial approach is a central feature of what Malcolm Feeley and Jonathan Simon have termed more broadly “the new penology.” Malcolm M. Feeley and Jonathan Simon, “The New Penology: Notes on the Emerging Strategy of Correc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Criminology 30, no. 4（1992）:467（“［The underclass］ is treated as a high-risk group that must be manag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st of society”）; Malcolm Feeley and Jonathan Simon, “Actuarial Justice: The Emerging New Criminal Law,” in The Futures of Criminology , ed. David Nelke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192—193. See also Garland, Culture of Control , 128.

[16] Juvenile justice an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re also large, quasi-criminal institutions that regulate vulnerable populations in similar ways. Robin Walker Sterling, “Fundamental Unfairness: In re Gault and the Road Not Taken,” Maryland Law Review 72（2013）:607（tracing the racial and social control contours of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Jennifer M. Chacón, “Producing Liminal Legality,” Denver University Law Review 92（2015）:744（noting that “the legal vulnerabilities produ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civil and criminal legal mechanisms in heavily policed communities are not unique to noncitizens”）.

[17] Caleb Foote, “Vagrancy-Type Law and It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04（1956）:613—614. See also Lawrence M. Friedman and Robert V. Percival, The Roots of Justice: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lameda County, California, 1870—1910（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133—134.

[18] Malcolm M. Feeley, The Process Is the Punishment: Handling Cases in a Lower Criminal Court （1979; rpt.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2）, xxii, 9, 295; John Irwin, The Jail: Managing the Underclass in American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

[19] Issa Kohler-Hausmann, “Managerial Justice and Mass Misdemeanors,” Stanford Law Review 66 （2014）:627; Katherine Beckett and Steve Herbert, Banished: The New Social Control in Urb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7, 64; Charles R. Epp et al., Pulled Over: How Police Stops Define Race and Citizen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2—3, 134—136; Devon W. Carbado, “（E）racing the Fourth Amendment,” Michigan Law Review 100, no. 5（2002）:957.

[20] Peter Edelman, Not a Crime to Be Poor: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 in America （New York: New Press, 2017）; Forrest Stuart, Amada Armenta, and Melissa Osborne, “Legal Control of Marginal Groups,”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11（2015）:235; Garland, Culture of Control , 5（“Institutions of crime control and criminal justice … form part of a network of governance and social ordering that, in modern societies, includes the legal system, the labour market, and welfare state institutions.”）;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 6; Lacey, Prisoners' Dilemma , 131—132.

[21] Catherine Kim et al., The School-to-Prison Pipeline: Structuring Legal Refor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Priscilla Ocen, and Jyoti Nanda, Black Girls Matter: Pushed Out, Overpoliced and Underprotected （New York: African American Policy Forum, 2015）; Kaaryn S. Gustafson, Cheating Welfare: Public Assistance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51—68; Michele Goodwin, “Prosecuting the Womb,”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76（2008）:1676—1677; Armando LaraMillán, “Public Emergency Room Overcrowding in the Era of Mass Impriso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2014）:873; Alice Goffman,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34—35.

[22] Elizabeth Hinton,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Crime: The Making of Mass Incarceration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tracing the roots of mass incarceration back to the welfare programs of Lyndon Johnson's War on Poverty）.

[23] On the demise of penal welfarism, see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 6, 41—43, 299—300; Garland, Culture of Control , 27, 75—76, 175; Simon, Governing Through Crime , 22—23; see also Francis A. Allen, “The Decline of the Rehabilitative Ideal: Penal Policy and Social Purpose,” Social Service Review 56（1981）. On how law enforcement provides welfare services, see Forrest Stuart, Down, Out, and Under Arrest: Policing and Everyday Life in Skid R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4, 13, 81; Megan Comfort, Doing Time Together: Love and Family in the Shadow of the Pri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17—18, 182—183（on the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of the prison）. I have described the welfarist role-swapping of various criminal justice actors in more detail in Alexandra Natapoff, “Gideon's Servants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2（2015）:445, 448, 453—454.

[24] Lacey, Prisoners' Dilemma , xv.

[25] Abraham Lincoln, The Gettysburg Address , November 19, 1863（“［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 thi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23—326;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2.1, 7.3（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Lacey, Prisoners' Dilemma , 9.

[26] David Alan Sklansky, Democracy and the Pol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9. See also David Alan Sklansky, “Police and Democracy,” Michigan Law Review 103（2005）:1699—1830（tracing the move from pluralistic to more participatory notions of democracy in relation to theories of legitimate policing）; Amy E. Lerman and Vesla M. Weaver, Arresting Citizenship: The Democratic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Crime Contr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58—61.

[27]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3（describing “populism as an exclusionary form of identity politics［］ that tends to pose a danger to democracy”）; Brown, Free Market Criminal Justice , 3—4, 26—27, 39, 59（describing how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of crime can eclipse law and expertise）; Beckett, Making Crime Pay , 11—12（on the politics of crime）; James Q. Whitman, Harsh Justice: Criminal Punishment and the Widening Divide Between America and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203（on the punitiveness of US politics）; Lacey, Prisoners' Dilemma , 8.

[28] See, e.g., Bruce Western, Punishment and Ineq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David Cole, No Equal Justice: Race and Class in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 313（“［T］he penalization of poverty splinters citizenship along class lines, saps civic trust at the bottom, and sows the degradation of republican tenets.”）.

[29] Jack Balkin, “The Constitution of Status,” Yale Law Journal 106 （1997）:2314. The point about criminal justice being inegalitarian is typically made with respect to mass incarceration. See, e.g., Hinton,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1 （“Prisons, jails, and law enforcement institutions have functioned as a central engine of American inequality.”）;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 313（“［T］he penalization of poverty … ［is］ profoundly injurious to democratic ideals.”）; Western, Punishment and Inequality , 67（“［T］he penal system has emerged as a novel institution in a uniquely American system of social inequality.”）; Ian F. Haney López, “Post-Racial Racism: Ra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Obama,” California Law Review 98（2010）:1045—1060（charting how mass incarceration creates and promotes structural racism）.

[30] See Sen, Idea of Justice , 296—297;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 §§7.3, 13.1; Lacey, Prisoners' Dilemma , 16.

[31] See Alexes Harris, A Pound of Flesh: Monetary Sanctions as Punishment for the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6）（making similar arguments in the felony context）.

[32]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Papers , No. 10（J. Cooke ed. 1961）, 44—45（quoted and discussed in Edward J. McCaffery, “Tax's Empir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85（1996）:122—124）.

[33] For a careful delineation of the judicial power to order taxes, see Missouri v. Jenkins, 495 U.S. 33, 51, 54—55（1990）and also ibid. at 65（Kennedy, J., concurring in part and dissenting in part）（“This reflects the Framers' understanding that taxation was not a proper area for judicial involvement. ‘The judiciary … has no influence over either the sword or the purse, no direction either of the strength or of the wealth of the society, and can take no active resolution whatever.’”）, quoting Alexander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Papers , No. 78（J. Cooke ed. 1961）, 523. On the tax power, see Cheek v. United States, 498 U.S. 192（1991）（finding that Congress did not intend to criminalize common errors or misunderstandings but only willful violations of the tax cod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v. Sebelius, 567 U.S. 519, 563—566（2012）（broadly construing individual mandate to obtain health care as a “functional tax” within Congress's taxing power and describing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any tax: It produces at least some revenue for the Government”）; Opinion, Michigan v. Cameron, Case No. 330876（Mich. Ct. App., April 4, 2017）（holding that court fees constituted a tax）. See also Carl Reynolds and Jeff Hall, 2011—2012 Policy Paper: Courts Are Not Revenue Centers （Williamsburg, VA: Conference of State Court Administrators, 2012）.

[34] See Mark Tushnet, “Authoritarian Constitutionalism,” Cornell Law Review 100（2015）:448（“［A］ rough definition of authoritarianism［is］ that all decisions can potentially be made by a single decision maker, whose decisions are both formally and practically unregulated by law,”）; Lynne Henderson,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Rule of Law,” Indiana Law Journal 66, no. 2（1991）:379—385（surveying various formal and informal definitions of authoritarianism）.

[35]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 §§13.3, 32.4; Margaret Jane Radin, “Reconsidering the Rule of Law,”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69, no. 4（1989）:789（quoting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41）.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vein, William Stuntz thought that criminal rule of law is eroding alongside, not because of, local democracy due to the inability of poor Africa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to influence crime policies controlled by forces outside their communities. William J. Stuntz, The Collapse of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7（“As local democracy has faded, the rule of law has collapsed.”）.

[36] William J. Stuntz, “The Pathological Politics of Criminal Law,” Michigan Law Review 100（2001）:578（describing “lawlessness” of prosecutorial power）; Barry Friedman and Maria Ponomarenko, “Democratic Policing,”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90（2015）:1835（“Policing suffers from a failure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of policy rationality, of transparency, and of oversight that would never be tolerated for any other agency of executive government.”）; Jerome H. Skolnick, Justice Without Trial: Law Enforcement in Democratic Society , 2nd ed.（1966;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5）, 1—22（describing long-standing, historical,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rule of law and policing）; Kohler-Hausmann, “Managerial Justice and Mass Misdemeanors,” 619—620, 684（on lack of formal constraints in New York's lower courts）; Ian Weinstein, “The Adjudication of Minor Offenses in New York City,” 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 31（2004）:1158—1162, 1176（on lawlessness in New York's lower courts）. Malcolm Feeley described the lack of due process in New Haven criminal court but also argued that lower-court justice may be effectuated through means other than legal rules and formal adjudication. Feeley, The Process Is the Punishment , 7—10, 24—25, 29—31.

[37] Or perhaps more precisely, it represents the worst excesses of unchecked local democracy.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8, 20—21（describing populism as the destructive shadow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Whitman, Harsh Justice , 15, 203（on penal populism）; Lacey, Prisoners' Dilemma , 8, 16（on popular support for exclusionary penal policies）; Sklansky, “Policing and Democracy,” 1707（noting that under certain illiberal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perhaps the last thing we should want is genuinely democratic policing; perhaps the whole point of 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is, and should be, precisely to remove politics from fundamental decisions about law enforcement.”）.

[38] Patterson v. New York, 432 U.S. 197, 224（1977）（Powell, J., dissenting）.

(1) 　该隐（Cain）是《圣经· 旧约》创世记篇章中人物，西方基督世界所有恶人的祖先。在《创世记》中，该隐是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最早所生的两个儿子之一，该隐为兄长。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后，该隐因为嫉妒弟弟亚伯的献祭更加讨上帝喜悦，便杀了他。上帝问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上帝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的声音通过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上帝将该隐放逐到伊甸以东的“挪得之地”，并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译者注

(2) 　《黑人法典》，又称吉姆· 克劳法（J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由于1828年有一部叫做《Jim Crow》的动画表现黑人的刻板印象，所以此法典也被称为Jim Crow Law。——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