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虽然这已经不是佩里第一次被判持枪犯罪了，但却是我的第一次。佩里当时被困在一条漫长黑暗，蜿蜒崎岖的道路上，他意外地把车开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入口。由于无法调头，佩里被警方拦截搜查，警方在他的车内发现了一件非法武器。现在，佩里在联邦轻罪法庭上，我是他委托的公设辩护人。佩里沉默寡言、身材颀长，这次定罪又会在他依然漫长的犯罪记录中增加一笔，显然他已经听天由命了。但我正尝试可谓孤注一掷的努力，我认为这场不可避免的遭遇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我认为，毕竟是蜿蜒的道路阻止了佩里调头躲避警察，实际上剥夺了宪法第四修正案赋予的搜查和扣押的保障。这位法官以“细心的法学家”闻名，他听完我的理由后沉思地点点头，称其是“有趣的”和“新颖的”。然而他拒绝了我的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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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佩里失望了。我崩溃了，开始为败诉向他道歉。但是佩里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说：“不，谢谢你，你做得很棒，我以前从没有让任何人对我的宪法权利展开过辩论。”

从2000年到2003年，我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担任联邦助理公设辩护律师。就像大多数公设辩护律师一样，我接受了关于酒后驾车、小偷小摸、吊销驾照、非法闯入等轻罪案件的辩护培训。像大多数轻罪被告人一样，我的委托人经常被判有罪，但审判只是偶尔会发生，一般都以被告人的认罪答辩结案。人们偶尔会被关进监狱，缓刑和罚金是更为常见的刑罚。在这些方面，联邦轻罪法院看起来跟全国数以千计的低级别法院差不多。

但在至关重要的方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联邦法院在金字塔的顶端，其享有大量的司法资源，包括轻罪案件在内的一切情况都受到了重视。我要处理的轻罪案件只有几十个，而不是几百个。我有足够的时间与客户交谈、调查和准备。法庭中的每一个正式参与者——我、检察官和法官——都有必要的资源来认真对待每一个案件。我的办公室希望我在案件出现疑点时积极提起诉讼，检察官和法官也希望我认真对待。诉讼程序包括动议、听证会、正式审判和上诉，等等。

我在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的同事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公设辩护人，我也见过很多其他优秀的律师。他们是知识渊博、勤奋敬业、偶尔暴躁的独立思考者，他们乐意为失败者挺身而出。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程序完备的案件的美妙之处，包括我们输掉的案件（我们输掉了很多案件）。轻罪案件中的检察官也是一流的律师，他们通常考虑周全，遵守规则，不在意胜负（他们赢了很多案件），他们关心公平的结果。和我一样，他们也在学习诉讼技能。

我的第一份任务在一个军事基地的轻罪法庭，由一名联邦治安法官（就是审理佩里案件的法官）主持。这位法官彬彬有礼、技艺高超、工作严谨。他耐心听取了每个人的意见，对每个被告都充满尊重。我喜欢在那个法庭里工作，因为我知道我能胜任这份公职律师的工作，我的委托人能获得公平的机会：无论是诉讼争点、案件事实还是程序公正都会被认真考虑和对待。无辜的人有很大的机会被无罪释放（但不能保证绝对如此）。我的许多委托人走出法庭时，即便自己刚刚被定罪量刑，也感觉自己的陈述已经被法官听到了，他们经常说的就是：“这才是公正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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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我的客户那里学到了最多。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事实证明，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经历过轻罪，但过程并不友好。他们在下级州法院的经历往往告诉他们，他们不值一提，法律无关紧要，这样便会得出放弃审判的结果。他们预计自己还是会被关进监狱，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他们的声音也不会为人所知。是他们教会了我对刑罚的复杂盘算：如果你没有车，就不能去见缓刑监督官，那么坐牢几周就会比缓刑1年要好。有时候，无论你做多少份工作，你永远都没钱恢复被吊销的驾照。有时需要法官的阴郁目光和法庭的安静严肃，才能让你意识到你在饮酒方面需要帮助。有时，对于佩里而言，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邻居的伤害才迫切需要携带枪支，这比避免联邦枪支指控更为紧迫。我的委托人们或聪明或胆怯，或谨慎或鲁莽，或年轻或年长。他们包括黑人、白人、亚洲人、拉美人、男人和女人。我和退伍军人、学生、机械师和护士一起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完全是普通人，他们在一路上要么时运不济，要么决策失误，或者兼而有之。

这些工作经历给我留下了对轻罪所蕴含的广泛意义的第一印象。最终，我转向了更为严重的案件，比如银行抢劫案与毒品交易案，但在某些方面，这些轻罪被证明与前者不分伯仲，甚至更为严重。我从未赢过任何一次重罪审判，但我赢过了几次轻罪审判。我可以帮助我涉嫌非法入侵罪的委托人，使他们的生活重回正轨，或者确保他们从一开始就避免脱轨。但对于涉嫌银行抢劫案的委托人而言，我通常无能为力。在我短暂的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生涯中，我只起诉了一个开创重大法律先例的案件：这恰好是一件轻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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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某些方面，轻罪诉讼程序比重罪诉讼程序更公平。联邦重罪制度以其天文数字的判决、强制性的辩诉交易，尤其是在毒品案件中的种族差异而闻名。坚持法庭审判则可能面临着数十年额外刑罚的风险。毕竟，即便完全依照法律规定，刑罚金字塔的顶端也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我的轻罪委托人们并不会面临30年的刑期。他们不必达成认罪协议就可以避免数年的牢狱之灾。他们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为自己辩护，在法庭上度过一天，而不会担心搭上自己的一生。

如果认为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可以像前文中的法庭那样运作，那就太天真了。毕竟，金字塔的顶端也是昂贵的；联邦法院不会像州法院和地方法院那样面临案件堆积如山和司法资源拮据的问题。但是，这种积极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不仅来自物质资源，还来自相关法律参与者的习惯与承诺。每个人都认同，公民以及他们身负的案件十分重要，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完成工作。当然，这与重罪的司法实践也不尽相同——平均而言，我们在轻罪案件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较少。这并不完美——人们都是混蛋，会犯下错误，会做事过火，偶尔还会偷懒。这并不总是公平的。但在那个特殊的轻罪法庭中，我瞥见了正义可能是什么样子。那里的文化尊重被告人，遵守法律。即便被告人在法庭上并不一定占上风，对公正的承诺让被告人感觉自己是活生生的人。

如果说这个故事对这本书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刑罚金字塔的底部应该更像顶部一样运作。目前还没有实现这一愿景，因为这不仅需要时间和金钱，而且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轻罪的重要性和被卷入轻罪诉讼中被告人的尊严。我们没有理由说为什么金字塔的底部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或者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为此一试。每年，至少有1300万美国人值得我们为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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