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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反感之弹劾：罗纳德·里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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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不乱叫的狗给夏洛克·福尔摩斯提供了解决阿瑟·柯南·道尔短篇小说《银斑狗》中谜团的重要线索。一向忠诚可靠的看门狗在可能吠叫的情况下却没有那样做，福尔摩斯认为，坏人一定是一个与狗非常熟悉的人，所以狗才没有乱吠。自从该故事问世，“没有吠叫的狗”就成为了寻找本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件线索的隐喻。下文将介绍一桩本该触发国会动议但最终不了了之的弹劾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弹劾之犬”理应对罗纳德·里根总统吠叫却没有那样做时，美国政府当时的沉默反而显得格外嘈杂且引人注意。罗纳德·里根的不弹劾事件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家多么有权力，揭露了公众如何看待依据宪法产生的正式请求。与此同时美国人正不无自豪地欢庆宪法诞生两百周年。仔细研究里根事件能发现即使在客观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许多弹劾案件仍会止步不前的原因。即使在里根事件所处的时代，“水门事件”带来的影响已深深嵌入美国政治思想中，每当在政府中发现高级官员的不当行为时，弹劾仍不被认为是最恰当的解决方案。
“弹劾之犬”的沉默也体现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气质。里根的事件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更代表了过去十年以来美国人对弹劾的看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会的民主党领袖一直担任立法的大多数，因此即使在他们不控制行政部门的情况下也为国家福利负责，但他们回避了使用弹劾这一手段，即使这是合法的举措。因其认为弹劾一举在整体上对政府造成破坏和诋毁。与此同时，里根和他的工作人员应对弹劾的方法与几十年前尼克松和他的同党们的做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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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和尼克松犯下的罪行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无论是国会还是白宫在面对这两位总统犯错时所作的处理方法却大相径庭，最后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尼克松自行辞职而里根通过悔罪合作从而避免了这种命运。
和十几年前对比，弹劾所引发的嚎叫声比1986年和1987年国会“弹劾之犬”所发出的呜咽声大得多，而十二年后的巨大嚎叫声究竟有多响则事关政治容忍度的改变。尼克松因其持续强硬的好战态度最终将华盛顿盛行的克制文化推向了极限，而里根受益于国会忍耐态度的复苏。在里根的助手中有许多不安分的年轻保守派人士未能认识到他们英雄逃跑的狭隘性将在未来十年重塑政治文化。当他们获得了国会的控制权时，他们绝不会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在使用弹劾这一武器时表现出任何的不情愿。因此里根事件说明了弹劾能发挥的作用多大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
罗纳德·里根在20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中被证明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现象：即使他的政策和行动都证明了其缺陷，他仍然很受欢迎。他的个人魅力使其免于两次弹劾，若第一次他犯的错尚不严重，那么第二次则已经超越了界限。里根最早在政治领域之外取得了成功，其名人效应帮助他登上政治舞台，其政治观点引发关注并获得了选举的成功，使其在宣称职位或开展公共事务方面很少有失误。相比尼克松这样身为政府领导人遭遇名誉损毁的情况下，别无其他情况用来止损时，批评却没有像雪花般向里根飘来。即使弹劾作为政治举措已广被接受的当时，却没有任何东西能诋毁里根，他再一次被证明是“铁氟龙总裁”。
里根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名人的力量。他1911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坦皮科一个经济困难并且经常搬家的家庭，直到十岁时，他的父母在伊利诺伊州迪克森附近定居他才好不容易过上安稳的生活。其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游泳运动员，从十六岁开始在夏季时期担任石泉公园的救生员。他完成的救援工作（他自己声称有七十七个）使他成为当地英雄。 [1]
里根成功地在附近的尤里卡学院这样一个微小朴素且不装腔作势的基督教学校完成了大学教育。虽然毕业于1932年大萧条时期，但里根很快就获得了在艾奥瓦州达文波特市的体育电台播音员的职位。即使只是阅读广告文案，但里根在得梅因市头牌电台WHO中工作因其温暖而丰富的声音和传达出的热情和诚意得以升职。在转播芝加哥小熊队的比赛的四年内，里根第一次获得了更大的名声，对于位于距离瑞格利球场三百英里的艾奥瓦州中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他坐在得梅因的工作室，向全州听众描述自动收报机上的报道。偶尔他会在比赛过程中被迫制造出一系列犯规球或描述现场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雨。要是自动收报机录音带突然停工，他就不得不在不改变击球计数的情况下填补空白。里根吸引了一群喜欢他的生动描述并会看第二天报纸核对棒球得分的忠实听众。即使知道里根所播报的一切并非亲眼所见，艾奥瓦州的棒球爱好者也愿意把这位带来小熊队比赛兴奋场景的年轻人的声音请入他们家中去。里根发现相比真相而言公众往往更喜欢吸引人的，即使是虚假的故事，最好还能迎合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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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里根从广播转战电影，他也从现实生活逐步走向梦想中的人生。1937年华纳兄弟工作室向其邀约使其从广播主持人轻松过渡到了好莱坞，并出演了几十部二线电影。他偶尔也跻身于大片之中，虽然所演的角色通常是如英雄的最好朋友等次要角色。他的职业生涯蓬勃发展，在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个月就获得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大合同。里根不太明白所上缴的大数目的所得税是为了资助军队，但也从来没漏缴过一次。他的军事任务主要是在洛杉矶郡北部制作战争电影，尽管后来他常常把剧本中的英勇胜利和现实混为一谈。
战后不久，里根率先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他在1947年被同龄人选为电影演员协会主席，并连任四次。然而，他的电影生涯正在逐渐萎缩。和其他几位小电影明星一样，他转向了电视新媒体，成为了通用电气剧院的主持人，介绍周播电视剧。每个星期里根都会偶尔出现在屏幕上主持这个节目，虽然仍然出现在公众视线之内，但他出镜率并不高。该节目的赞助商通用电气公司让里根走访各地的员工和民间团体讨论共产主义的威胁，限制联邦政府的商业监管和税收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国家防御的当然前提是要通过通用电气公司来帮助供应。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里根训练有素的爱国言论已经吸引了日益增长的保守派运动的关注，而他正在成为这一运动的一部分。他在1960年写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表明了他在政治领域的位置，他在信中写道：“难道不应该有人给肯尼迪先生大胆的新想象力计划贴上适当年轻的标签吗？在孩子气的剪切下，一切仍然是以老卡尔·马克思为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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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长的南加州保守文化给了里根很多在公共和政治组织中表达自己的机会。1960年，他为尼克松发表了两百多次讲话。在加利福尼亚州1962年的共和党参议院初选会上，里根拒绝担任反苏联优先购买核攻击武器组织的领袖。1964年春，里根在巴里·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活动中表现出色并且活跃。他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并讲述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视广告。随之在9月他成为了戈德华特的加州公民会联合主席。在竞选晚些时候，里根为一名毫无希望、不上台面的候选人作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标准的通用电气公司典型的演讲。这导致一些共和党人得出结论，提名一位保守的电视发言人也不错。他们刚刚就作了错的选择，与其选择一个不善言辞的议员，还不如选择一位无可挑剔的有着保守观点的电视演员。 [3]
罗纳德·里根于1966年进入共和党政治主流，当选为第一任期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负责税务和预算削减、执法以及国家自由化高等教育体系改革。两年后，保守的共和党人正在商讨让他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因为他们将参加下列四次总统选举。因为尼克松所带开的不良影响，在1968年全国大会上共和党失去了提名总统的机会。他们本决定派里根与杰拉尔德·福特进行角逐。但这一决定在党内党外都带来了嘘声一片。里根赢得权力还要多谢吉米·卡特这位作用不大的总统的帮助，共和党无论如何也不想再经历如卡特一般的失败执政了。里根自1964年以来一直在共和党内积攒名声，加上他对通过减税和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实现民族复兴前景的乐观信心，使他进入了美国政治的最高峰。
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卡特成为他的竞争对手。里根高度质疑他的对手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关于苏联、中东和中美洲的外交政策。他说，卡特曾犯下错误，向苏联作出让步以取得军备限制协议，并将巴拿马运河的管制权移交给巴拿马人。里根抱怨说，最严重的是，卡特因允许美国在伊朗德黑兰的大使馆工作人员被扣为人质而蒙羞。共和党候选人坚称，不应该与劫持人质的人打交道，并强烈主张他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不屈不挠。在美国大选后最明显的是选民对卡特的不满情绪，伊朗革命领导人选择结束他们无休止的头痛并释放人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朗在美国新总统就职典礼进行的同时选择释放人质，减轻了里根新官上任应承担的大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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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的不寻常的情况迭出进一步将里根和卡特及其他前任总统区分开。除了林登·约翰逊之外，自罗斯福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以有限的国会支持进入白宫，因此很少有能力实现初步的立法目标。即使人质已被释放，里根实际上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然而经历了两个月的政治僵局之后，他在离开华盛顿酒店时差点被暗杀。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有史以来在宣誓时年纪最大的总统逃过了凶残的袭击，而不到四十年前，一个更年轻的男人在同一情形下已死于枪伤。里根的逃亡和恢复，以及他在整个磨难期间的媒体对其幽默的一面的报道，使他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并使他成为了一段时间内几乎不可阻挡的政治力量。他能够取得以前无法实现的目标，也能够执行早些时候受到军方、国务院和国会质疑的外交政策。这一成功促使总统和他身边的人认为他的权威似乎将永远不受限制。
得到授权的总统早早就注意到他领导的政府的中心主题将是如何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自他领导电影演员协会的日子以来，他便对共产主义多加警惕。在当时公开谈论工会成员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时，他悄悄通知联邦调查局，他认为是共产主义同情者的人。后来他在通用电气公司的演讲中强调了苏联的威胁，这在日后将成为他担任总统职位的主要支柱。多年来，他把最严厉的反苏联总统的言论带进了他的第一次白宫新闻发布会；里根谈到苏联领导人“为自己保留犯罪、说谎和欺骗的权利”。 [4] 在暗杀企图失败后，他的地位得到提高，里根继续强烈地强调需要加强美国的防御并以一种更激进的姿态面对苏维埃。他在1983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将苏联描述为“一个邪恶的帝国”，这是他的观点的缩影。两周后他提出了标准更高的对苏联的战略防御计划。这个计划被命名为“星球大战计划”，名字的来源受到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响。里根强调了他的反共产主义思想，殊不知在检查录音设备中他的反共讲话已经被无线电广播播了出去，他开玩笑说他签署了承认苏联违法的文件，并且对苏联的轰炸将在五分钟内开始。里根一再强烈要求大幅增加已经膨胀的国防预算，这证实了他作为一名积极的冷战人士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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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上台时，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已陷入最为低迷不稳定的状态。苏联部队正在拼命占领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正在发生战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已经蔓延到黎巴嫩，而黎巴嫩本身也是由内战撕裂的。所有这些情况在这位新美国总统看来都为苏联提供了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机会。作为回应，他采取了第一步，使他进入了日后不止一次被弹劾的沼泽。
黎巴嫩局势仍然紧张但相对平静，直到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试图驱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以色列军队抵达贝鲁特之后，美国试图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调停。以以方军队的撤离换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离境和美国海军的进入以恢复平静。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黎巴嫩总统选举时发生了暗杀，以色列的游击队员进入萨布拉和沙提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屠杀，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抵达贝鲁特，以促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人的离开。上述种种都把美国置于一个动荡的局势之中。1983年4月，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遭到轰炸，造成63人死亡，一场微弱的休战被打破。6个月后，在维和外交崩溃的情况下，一名自杀式叛乱分子在海军陆战队大院中引爆了一枚卡车炸弹，造成241名美国士兵死亡。里根下令美国部队撤回到岸边的船只上。之后美国海军用新泽西州产的16英寸枪支在俯瞰贝鲁特的山上捣毁了村庄。
在美国干涉黎巴嫩和不光彩的“重新岸边部署”之后，黎巴嫩反以色列真主党武装分子劫持了7名仍在贝鲁特的美国人。然而，贝鲁特人质并没有像德黑兰大使馆四年前的人质一样得到美国大规模的关注。他们不仅数量少得多，而且他们的缉获被其他事件的同步发展所掩盖。尽管如此，他们的困境仍然是里根关心的问题。他渴望人质获得释放。但他坚定地认为，正如他在1985年6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美国永远不会向恐怖分子作出让步——这样做只会招致更多的恐怖主义”。 [5] 他重申了这一点，在十四个月后决定签署相关立法，禁止向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出售武器，尤其是伊朗等国。该法补充了1976年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特别禁止他国从美国购买武器后转卖给美国不愿意直接交易的第三方国家。
当美国在黎巴嫩已经自身难保时，加勒比东部小国格林纳达爆发内乱。1983年10月12日，格林纳达的古巴友好政府被推翻，其领导人被岛内另一马克思主义派别处决。三百天之后，里根政府以几百名美国医学生的危险作为理由对格林纳达派兵。美军迅速淹没了小小的格林纳达。两天后古巴占领了一条当地的飞机跑道。里根为证明其行动的合法性并为在此行动中的伤亡人员讨回公道，他声称要摧毁苏联和古巴为革命所建立的基地。尽管里根认为格林纳达那些具有隐含威胁的言论缺乏证据和可信度，但美国的干预确实在其国内引发了民族自豪感，偶然为行政当局掩盖了刚刚发生的黎巴嫩崩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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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的做法招致了一些批评，在两周内里根对格林纳达的行动带来了自尼克松辞职以来首次发起的总统弹劾的呼吁。众议院七名民主党议员由纽约州的泰德·维斯率领，包括密歇根州水门司法委员会资深人士小约翰·科尼尔斯在内，提出了一项呼吁总统被弹劾的决议，理由是里根违反了多项宪法。他们指控总统篡夺了国会宣战的权力，并忽视了美国的条约义务。他们还声称里根阻止媒体报道入侵的新闻报道已经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6]
当1983年的弹劾决议被送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时并没有受到很多关注。这个事件维持时间并不长并且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格林纳达局势的结果并不算很坏，导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决议兴趣寥寥。因此这场看似成功的军事冒险并没有在不符合宪法的基础上受到谴责。然而代表魏斯坚持向和平组织、学校、政治团体和报纸发送24000封信息，要求里根被弹劾即使他并不期待这些举措会取得最终的成功，但他说：“我希望弹劾决议能引发建设性结果并会带来对这些问题的辩论，以加强公众对我们国家建立的宪法原则的理解。” [7] 当然这些想法最后并没有成功。尽管如此，它表明了弹劾作为对不断扩大的总统权力的合宪性提出质疑的手段似乎效力有限。
在格林纳达事件发生之前，里根对共产主义的进步的关注大部分集中在中美洲的小共和国那里，贫困和对自私的专制政权的不满造成了社会和政治动荡。尼加拉瓜社会主义桑地诺政府于1979年中上台后，迫使残酷镇压的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流亡，在最初获得了9000万美元的紧急粮食援助和卡特政府的其他经济支持。随着最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元素渗入，桑地诺政府驱逐温和派人士，疏远了提供帮助的西欧进步政府，并于1980年3月与苏联签署了经济和文化协定。刚刚起步的政府越来越变本加厉，惩罚索莫查时代的官员，同时追求大规模的经济再分配和社会改革。桑地诺进一步开始支持在萨尔瓦多推翻另一个反动政权的游击队，进一步激起美国的愤怒。在最后几个月中，卡特政府停止向尼加拉瓜提供财政援助，并扩大对萨尔瓦多的军事支持。里根政府再进一步，立即停止向尼加拉瓜支付以前认捐的美国援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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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越来越亲近苏联使得美国对这个还在挣扎中的年轻政府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奥尔特加是有道理的，就像二十多年前在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所做的那样，他们希望得到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支持，以抵御来自北美巨人的压力。自1981年1月上任后的数周内，里根政府开始对萨尔瓦多反对派及其尼加拉瓜盟友采取秘密行动，而不是直接干预，以防越南事件的重演。截至11月，里根同意拨出2000万美元的秘密资金来资助并训练尼加拉瓜反政府组织，并打算推翻尼加拉瓜政府。1980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只有在总统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并且及时向众议院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书面报告这种“调查结果”的情况下，这种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才是允许的。
里根政府发言人以及总统本人公开声称专制资本主义政府要比极权共产主义政府好得多。他们指称，前萨尔瓦多和桑贾尼斯塔前尼加拉瓜等政府类型的政府尽管有腐败和残暴行为，但有时能够演变成民主国家。相反，他们说，以僵化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极权共产主义国家无法改变，而且只会变得更加需要镇压。总统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重申了这些未经证实和可疑的断言，他们认为和专制国家的结盟也将会让自身成为恶魔。里根的所作所为似乎在重蹈一些曾经不怎么英明的领导人的覆辙，这对于一个自称高尚理想的国家来说将是不明智的。这种错误的选择导致里根政府陷入了可疑的“调查结果”和秘密行动中，这些行为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有违背宪法上的嫌疑。
到1982年11月，华盛顿开始流传的报道表明，政府正在按照他们的要求为反政府武装提供秘密支持以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由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发出质疑，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约瑟夫·凯西否认了这些报道。但他没有说服这些代表。众议院决定向政府发出不赞成的强烈信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情报委员会主席以及众议院议长蒂姆·奥尼尔的伴侣和知己爱德华·博兰提出了一项年度国防拨款法案的修正案，禁止联邦基金的支出“以推翻尼加拉瓜政府”。 [9] 12月8日，众议院批准了以411∶0的投票支持了该措施，参议院表示同意。里根总统于12月21日签署使其上升为法律性质。1982年的《博兰修正案》并未否认资助所有秘密活动的权力；相反，以行政当局的话说，该修正案支持反对派的目的只是为了阻止武器从萨迪纳斯流向萨尔瓦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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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会在《博兰修正案》中发布了指示，但里根政府继续努力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1984年1月，美国的地雷被放置在尼加拉瓜的港口的某处，这一举动了表明了战争已经开始。3月份，一艘苏联船撞击了其中一个地雷并沉没。尽管凯西一再向国会保证他的机构并没有帮助反对派，但是埋在港口的地雷显然涉及中央情报局，并揭露了凯西的谎言。《华尔街日报》很快就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已经获得了总统的明确批准。
无视国会的指示深深地激怒了其许多成员，即使是坚定的反共保守派也倾向不再认同里根的行为。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写信给凯西，“我很生气！……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是一场战争行为。对我而言，我看不出我们将如何解释它。 [11] ”参议院通过投票停止所有的地雷铺设，向政府明确表示不赞成。里根和凯西都承认他们已经收到了这个信息，并发誓要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了解所有未来的秘密行动。国会两院表示，这种沟通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很快就拒绝了政府提出的进一步资金支持反恐法的请求。
尽管美国政府保证不会再给予尼加拉瓜的反政府行动更多的关注，但国会从1984年秋季以前就已经知道，中央情报局仍然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行动。在没有通知国会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已经发布了一份手册，具体指导如何对抗暗杀和恐怖主义战术。国会勃然大怒，《博兰修正案》进入第二次修订以对国防拨款作出规定。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结束对尼加拉瓜叛军的一切援助。修正案禁止中央情报局、军方和“参与情报活动的美国其他任何机构或实体”，“直接或间接支持任何国家、团体、组织或个人在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立法的简明语言表明在其指令中没有任何例外情况，反对进一步援助反政府组织。10月12日，里根总统再次签署了修正案，完成制定法律的宪法程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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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里根安全继任后，他重申自己希望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他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美国“不能让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人失去信念，在每片大陆的土地上，从阿富汗到尼加拉瓜，我们都应该保障自出生就被赋予的权利，抵御苏联的入侵”。3月1日，即发表国情咨文的一个月后他称反对派“是和我们的开国先贤一样崇高的”。里根的言辞和明显的公众支持都使得国会决定于1985年8月前恢复对反恐怖主义的2700万美元援助，但其资金使用范围仅限于非致命目的。这一举措意味着国会在最严厉的《博兰修正案》上也不得不松手。 [13] 1986年6月，国会进一步批准了拨给反政府组织1亿美元，其中包括下个财政年度开始的7000万美元军事援助。 [14]
比他的公开声明更重要的是里根对他下属的私人指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后来回顾说，在国会取消或限制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组织拨款的期间，里根告诉他要想方设法使反政府组织的“身体和灵魂”保持在一起。“麦克法兰的副手兼继任者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将最终证明消息是无误的。里根想要确保对方得到支持。” [15]
总统的捍卫者声称里根做事很有分寸。《博兰修正案》所禁止的协助反政府组织的情报机构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完全区分开的。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博兰修正案》所禁止的美国政府用于援助反政府组织的资金和以相同目的征集使用的私人或公共资金也是加以区别的。无论上述情况是否真实，总统都以创造性的方式巧妙地解析了《博兰修正案》的语词意义，同时忽略了国会明确禁止美国政府以任何秘密行为参与推翻尼加拉瓜政府。
麦克法兰准备另辟蹊径。他把目光转向美国的两个重要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以寻求资助。以色列人对此兴趣寥寥，但沙特人同意每月向他提供100万美元，日后资助金额还会翻倍。麦克法兰的助理海军陆战队中校奥立弗·诺斯设立了一个瑞士银行账户，只有沙特人才知道这个账户号码。若通过该账号向在迈阿密的反尼加拉瓜政府组织银行账户转账，账目将难以被追查。一旦这些安排完成，麦克法兰就会向总统递交一份沙特交易的说明。总统显然非常满意，在说明上画了表情以示满意。麦克法兰还就此事通知了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但他没有通知国会情报委员会没有履行会将白宫的任何情况上报委员会的承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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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和他的亲信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正使总统冒着被弹劾的风险。1984年6月25日，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与里根、麦克法兰，凯西、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总统委员会主席埃德温·米斯会晤时警告说，如果政府继续充当这种秘密资金的流通渠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将构成总统被弹劾的条件。里根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美国利用第三国为反恐怖主义国家提供资金的风声被走漏出去的话，“我们都会被倒挂在白宫前面”。 [17]
总统和国务卿6月25日发表的声明显示他们自己也知道用国外私自募集的基金来支持反尼加拉瓜政府的武装组织的举动违背国会指令，与宪法相冲突。国会和法院对“企业”并不赞同，因为这个计划意在援助反政府武装组织。“企业”的设立违反了宪法中的基本原则，即司法部门有责任作为法律的观察者并认真贯彻立法部门所作的立法。里根和他的手下在对反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组织的秘密资助行动中步步为营直到真相慢慢浮出水面。1985年8月的《纽约时报》中揭露了这样一条新闻：一名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身份不明的军事人员据传直接向反政府武装组织提供了军事建议，并指导人们如何向该组织提供资金援助。白宫立刻发布了否认声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违反现行美国援助尼加拉瓜法的行为”。但这样一个结论是由狭义解释法律文本所得出的。 [18]
直到1986年底，人们才开始意识到里根政府的行径已经到了对《博兰修正案》视若无睹的地步。此时，波因德克斯特已取代麦克法兰成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企业”的运作变得更加精密成熟。1986年10月5日，萨斯纳斯部队使用便携式俄制导弹发射装置击落了一架在尼加拉瓜低空飞行的C-123型货机，这架飞机当时处在距离哥斯达黎加边境内三十英里处的位置。机师尤金·哈桑芬在飞机坠毁时安全降落，但机上三名男子均遇难。哈桑芬被萨斯纳斯政府抓住，由此承认飞机上运载的弹药和武器均是用来资助反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组织的。从飞机残骸中找到的文件显示这架飞机隶属于著名的中央情报局前线公司，南方航空运输公司。萨斯纳斯政府向全世界公开了他们的惊人发现。
萨斯纳斯俘虏了哈桑芬并不是揭开美国暗中援助反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组织秘密的唯一线索。一个月后，11月3日，一家黎巴嫩杂志《帆船》报道说，美国一直秘密向伊朗运送武器。而这两个国家之间甚至都没有达成正式建交关系。该秘密被揭露后不但波及美国，还影响到伊朗的革命政府。他们竟然在与美国这样一个其领导人被称之为“大撒旦”的国家暗度陈仓。一天之内，一位伊朗外交使节告诉国会，美国已经发起了行动。麦克法兰暗中去了德黑兰，寻求伊朗帮助释放黎巴嫩人质，其还说期待伊朗以友好姿态作为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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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帆船》新闻报道后的两周内，里根政府反复斟酌该如何解决眼前的局面所带来的问题。一些高级官员极力去发掘在新闻曝光后所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而那些最深入参与美国国家安全局部署的伊朗和反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组织的人则集中精力掩盖他们所犯下罪行的痕迹。11月12日，里根本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所写的日记中写道：“媒体关于人质和伊朗的报道都是通篇胡说八道，现在已经失控了。他们看起来是想要让‘水门事件’重演。我在早上会议上制定了法律，我想亲自去公开并告诉人民真相。” [19] 但他所疏忽的是，即他在1月7日就在同一本日记里曾写过给予以色列导弹以交换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他总结道：“我们就安静地坐着，绝不向外透露我们是如何赎回人质的。” [20]
在第二天的电视讲话中，里根承认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尽管他并不承认他在1985年11月签署了一项报告，或者这一报告没有准确报告给国会情报委员会。“指控说美国已向伊朗运送武器，作为美国赎回在黎巴嫩的人质的赎金。并指责这是削弱其盟友的行为，秘密违反美国的反恐怖主义政策。这些指控完全是虚假的。” [21] 他坚持说。里根私下对于作为中间人的伊朗的态度和对持有美国人质在黎巴嫩的嫌犯的态度是泾渭分明的。他在11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引发了相当多的怀疑，特别是在白宫迅速对里根声称没有第三个国家参与武器转让的说法进行了修正。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证实了以色列也参与其中。 [22]
最后，随着国会和媒体的骚动不断，身为总统的知己和忠诚的朋友，美国总检察长米斯决定进行一次紧急调查。米斯后来解释说，他担心掩盖不当行为只会给政府带来更大的风险。如果确实如他所言，那么最后的调查结果要么是无效的，要么就是为了确保国会揭露总统罪行的证据不会被曝光。米斯采访了涉及此事的主要人员，却没有记录下他和总统的谈话；他调查的人员有：副总统乔治·W.布什、白宫参谋长唐纳德·里根、威廉·凯西、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虽然他全面记录下了对奥利弗·诺斯的调查内容，其中还不乏他个人对诺斯的不满。但他并没有努力去阻止诺斯日后对重要文件的破坏。后来参与国会调查的一些参与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米斯没有掩盖诺斯或彭德克斯特的不当行为，但却没有揭露出可以追查里根总统责任的线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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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的脑海中盘旋着一个幽灵，那就是因为“水门事件”走上被弹劾之路的尼克松，而现在里根很可能就会面对同样的情况。当他了解到向伊朗出售军火的利润已经被用于资助反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组织时，米斯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利益关系可能会导致里根的垮台。总检察长在1989年对诺斯的审判中表示弹劾总统正迫在眉睫。他曾不无担心地说，“政治对手很可能会尝试这种策略”。 [24] 他的调查副手查尔斯·J.库珀在同一审判中作证说：“我们认识到这种信息非常敏感，事实上这是总统和其他人不得不公布的信息，如果《华盛顿邮报》率先公布了这个事实，这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5] 为避免出现“水门事件”悲剧的重演成为白宫公关帕特里克·布坎南、新闻秘书拉里·斯皮克斯以及米斯的优先事项。尼克松的亲密助手布坎南和新闻秘书斯皮克斯都明白他们的总统很可能会被弹劾。 [26]
参谋长里根也有同样的担忧。他警告总统的妻子，里根的情况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情况相似，他的总统职位处于危险之中。南希·里根虽然忧心但也不得不同意参谋长的观点。在稍后回顾谈话时，里根说他没有使用“弹劾”这个词。他解释说：“这是一个不能被说出口的词……除了你自己会被弹劾才会提起这个字眼，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听到这个词语。但作为参谋长，我觉得至少不应该对这只野兽视而不见，因为我们很有可能步入另一个‘水门事件’。”对于这一切，里根本人也非常恐惧。 [27]
知识广博的新闻记者洛乌·坎农指出：“米斯对弹劾的可能性表示担忧是正确的。”“采取这种行动的想法似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对未知领域的一次激烈冒险。但是在1986年弹劾对于总统而言似乎不再是一种不可想象的补救办法。” [28] 通过迅速采取行动阻止其他调查并提醒有关人员将要发生的事情，米斯成功地采取了行动预防弹劾发生。这是尼克松时代的前任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和理查德·克莱恩邓斯特从未考虑过的。
11月25日，里根在接到米斯的初步报告后似乎不再坚定，他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并没有被告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因此他现在将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彻底审查这种情况。同时，总统说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已经辞职，他的助手奥利弗·诺斯已经被免职。在里根并不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声明之后，米斯登上他的领奖台，宣布了他的发现。米斯并没有试图去平息猜测，而是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样一个消息似乎与掩饰的作用相反。总检察长报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安排了向伊朗秘密出售TOW导弹，以换取伊朗协助释放美国人质在黎巴嫩的谈判。导弹已通过以色列，美国所做的似乎只是补充盟友的兵工厂。在从向伊朗出售的3000美元中扣除了用于取代以色列导弹的1200万美元成本之后，一笔超过1800万美元的利润被置于瑞士的一个银行账户中，这笔钱最终转给了反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组织。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秘密转移，美国纳税人所购买和支付的美国军事武器被转移，实际上是被交换。而交换对象就是国会明确禁止的反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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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明显违反了多项法律。向伊朗转让武器违反了1976年的《武器出口管制法》及其1980年的修正案，以及国会从1979年以来与前盟友但其实是敌人所进行的贸易禁运。向武装力量供应武器违反了《博兰修正案》的第一版和第二版。这些行为没有向国会通报，更不用说相关人员在被问及有关事件所提出的问题时说了谎，这代表了其实有更多的违法行为发生。企业作为完全在国会监督之外的总统控制的军事力量的创立，可能意味着其行径早已超越了宪法范围。问题核心很快直指“总统知道什么，他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些在“水门事件”中被反复问起的问题似乎又要被旧事重提，里根可能因自己的行为而被控犯有重罪和不当行为；或者如果其下属采取了行动则是违反了其要确保法律得到忠实执行的职务誓言。
米斯和里根内部圈子的其他成员用从“水门事件”中学到的策略来解释他们的领导者的情况。尽管针对伊朗和尼加拉瓜采取的行动可能与尼克松政府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一样都是非法的，但是重点在于秘密行动不能被泄露。一旦泄露，弹劾就会成为可能。于是先发制人的里根—米斯新闻发布会愿意承认不法行为确实发生了。他们要在真相被他人揭露前先发制人。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第二天调查小组就被任命来进一步进行调查证明尼克松式的掩盖活动并没有发生。同一天，米斯宣布他已命令助理总检察长威廉·韦尔德对伊朗军售资金转移给反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组织进行刑事调查。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敦促里根任命一人独立对此事进行追查。里根遵照12月19日的司法选举将劳伦斯·沃尔什任命为独立检察官。杰出的共和党人沃尔什曾担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律师协会主席，联邦法官和检察长。米斯最终承认：“采取行动是因为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恰当的，但其中一个担忧在于采取行动后会成为总统政策反对者的把柄。” [29] 换句话说，米斯将弹劾视为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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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知道他遇到了麻烦，但似乎仍不明缘由。他指责媒体披露的新闻重点放错了地方。他们只看到人质是用武器交易来的，资金转移给了反政府武装但却忽略了人质得以安全归来。总统在11月26日接受采访时告诉《时代周刊》记者休·赛迪说：“鲨鱼从来没有落入如此凄惨的地步，他们正和水中的血迹一起盘旋。”里根不但不愿意承认犯下严重的不当行为，还巧妙地找到了如何防守的方法。里根称诺斯为“民族英雄”，同时说：“我唯一对此事不满的是我没有被告知任何事情。” [30] 里根想借这番言论让公众对诺斯行为产生认同感以此抵消对他不当行为的关注，并坚决对外声称自己并不知情。回头看来这确实是总统能在当时所作出的最佳策略。
总检察长米斯的高招就是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将资金从一个秘密活动转移到另一个秘密活动，而非资助伊朗和反尼加拉瓜政府恐怖组织所产生的违法及违宪行为。总检察长米斯将公众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的活动上，绝口不提其他方面。这种焦点转移的方法虽然极其狡猾，甚至可以说是违反了法律和宪法的权威。行政机关没有依照法律及时向国会通报其行动。同时行政机关的政府官员三番五次地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向国会提供了虚假证词。最严重的是，他们直接违反了国会对于禁止军备转让和军事活动的规定。任何这些罪行都可以说是总统可以被弹劾的基础，但也可以被认为是不成立的；然而里根和其行政管理体系对于行使了不当行为的漠然已经将他们置身在了“水门事件”中法律学者拉乌尔·伯格和查尔斯·布莱克所定义的“重罪和不当行为”的范围中。 [31]
里根快速任命的特别审查委员会的举动迅速抵消了由米斯揭秘所引发的对总统像雪花般飘来的批评。鉴于该调查仅要求迅速而非必须对事实全部详尽调查，调查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揣测，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助总统一臂之力以逃脱弹劾。审查小组所做的是对总统被指控的罪名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而不是解释实际发生的事情。该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托尔、前民主党参议员兼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罗伦特·斯考克罗夫都是经验丰富和受人尊敬的人物。同时，他们都是长期从事军事和外交事务，谨慎和保守的人。事实上，托尔已经雇用麦克法兰为参议员将近三年了。委员会成员无疑希望尽可能地为政府止损。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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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委员会被要求在四十五天内完成他们的调查。整个委员会只有不到十几名工作人员，他们没有法律权力传唤证人，也无法迫使证人出庭，或者有权允许其免于起诉以换取证词。因此托尔委员并不可能比米斯挖出更深的内容。证据汇集显得非常困难。像奥利弗·诺斯这样的政府中央人员从最初的米斯调查中已经得到了预警，早就销毁了记录他们活动的关键文件。更糟糕的是找不到合适的证人。威廉·凯西在委员会任命前遭受了中风，罗伯特·麦克法兰在他第二次作证之前试图自杀。 [33] 此外，托尔、马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这几个特殊人物之间的合作反而使得调查更有难度。
里根总统宣称他希望事件的实情可以被委员会知晓，同意与托尔委员进行会面交谈。原本安排的面谈因为总统的前列腺手术而被推迟。1987年1月26日里根与托尔委员会的面谈才开始，并告诉他们他最初就同意了以色列1985年8月初次向伊朗转让武器以及美国补充以色列武器库存。这与白宫参谋长里根早先的证词相矛盾。在委员会成员离开后，参谋长里根向总统里根建议说，当麦克法兰报告说武器转让已经发生时，总统对此感到不安。过了一会儿，里根说：“是的，我想我很惊讶。”两周后，总统第二次与委员会会面时，里根读了一个声明：“如果在托尔委员会上被问及一些问题，你可以表示自己对此感到惊讶。”委员们惊讶地发现，总统对工作人员的备忘录毫不在意，好像这是他亲自记录的回忆录一样。然后，他在2月20日以书面形式拒绝了毫无说服力的忏悔，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提出了第三种不同的解释：“我害怕自己会受到别人回忆的影响，而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因此，我的回答和简单的事实是，我不记得。”托尔委员会对里根的有限记忆和明显的精神混乱感到震惊。 [34]
为了赶上截止日期以完成其工作，托尔委员会不到一周后发布了一份长达304页的报告。报告中有委员会对该事件的新发现，但对总统的评估仍然宽容。委员会承认，即使给予调查额外的两周时间，它也无法解开伊朗门事件的真相，因为接受采访的人不是没有给出就是提供了矛盾的答案。尽管如此，委员会认为白宫的决策过于“非正式”，而国家安全委员会“非常不专业”。里根宣称，其动机来自“对人质的强烈同情”，但并不知道他的下属如何处理。虽然他对结果“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但总统主要缺乏“管理风格”，这给他的员工带来了太多的权力。托尔报告对总统行为提供了最宽松的解释，慷慨地将里根视为一个因为不负责任和无纪律的工作人员而带来困惑和不适当行为的受害者，而不是以他的名义采取的行动的官方宪法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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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委员会一直容忍着里根行使其总统职务的方式，并免除他一直以来相信下属会依其愿望形式所产生的相应行为的责任。《纽约时报》社论中称托尔的报告是“公平，尊重和羞辱”的，《华盛顿邮报》则用了“毁灭性”一词。这些重量级媒体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和国会此后对里根的看法。 [35] 制宪者们，在考虑种种选择之后，将所有行政职责交给了一位官员，即总统。制宪者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一文中写道：“每位长官都应该为他在办公室的行为负责。”而托尔委员会不会揭露里根并未对他的行为负责的真相。 [36] 在发布报告的几周中，他认为总统并不为他的下属正在做的事负责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因为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里根曾亲自指挥了美国资助伊朗和反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组织中的不正当活动。尽管总统的公众地位遭到严重削弱，但对其弹劾的讨论下降了。
伊朗门事件被揭露之初，民调显示总统的公众地位从11月初的67％下降到月底的46％，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投票以来总统支持率走低最严重的一次。在最初的《新闻周刊》调查中，绝大多数（90％）受访者认为总统并没有说出他对伊朗事务的了解。《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11月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最令白宫担忧的结果是，有57％的受访者认为这件事情“至少与‘水门事件’一样严重”。 [37] 随着托尔报告的发布，总统的形象不再活跃而是一个被动的角色，里根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报告公布后的几天，另一次民意调查的受访者中只有42％认同了他的表现，而46％的人拒绝接受。一个月后，在许多报纸报道了总统对武器转移并不知情后，他的支持率略有提高达到45％，而不赞成率下降到43％。 [38] 似乎相比曾经那个故意疏忽的掌权者而言，公众更容忍这样一位曾经受欢迎但没有好好行使自己权力的总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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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报告一发布，里根就在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上重新安排了白宫工作人员。自总统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总参谋长唐纳德·里根被辞退。在他的位置上，里根安排了前田纳西州参议员霍华德·贝克。曾任参议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的贝克最为人所知的角色是欧文委员会调查“水门事件”的共和党人。在那个角色中，他似乎愿意探讨他本党总统的行为，对他被告知的事情持怀疑态度，并最终准备谴责总统的不当行为。这些特质使他的任命在国会内部和华盛顿以外得到广泛的两党赞扬。全国总督协会主席阿肯色州民主党议员比尔·克林顿在谈到总统时说：“很明显，他现在有了白宫的工作人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39]
贝克立即发起了另一次对伊朗门事件更为严格的内部调查。他的副手小阿瑟·B.卡尔瓦豪斯和比尔·莱顿聚集了六十多名工作人员，审查了一万两千份文件。他们和贝克一起对里根作了十多次和该事件有关的问询。虽然他们不能完全否定里根知道或参与将武器销售资金转用于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可能性，但他们确信没有任何证据存在——没有文件，没有录音带，没有任何类型的“吸烟枪”等能把总统与非法行为联系起来的证据。 [40]
在贝克任职后的三天内，里根自愿向公众提供了一个最新但不一定是最坦率的说明，以解释他的政府与伊朗的交易。贝克和托尔都向总统表明，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承认自己确实参与筹划了资助伊朗，他将会面临弹劾威胁。在对美国进行的13分钟的电视讲话中，里根说：“几个月前，我告诉美国人民，我没有用武器交换人质。这确实是我的想法和意图，但事实和证据告诉我不是这样。”其继续承认，“我们对伊朗的战略就是要弱化它的措施，用武器来交换人质”。里根避开了交易非法的问题和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组织的问题。相反，他声称他没有打算用武器直接交换人质，并指责他的工作人员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行事。里根在担任加州州长和总统的这八年以来一直都坚持他松散的管理方法，而这种方法在大部分情况下也确实有效。他将伊朗门事件视为一个例外，“违背了我自己的信仰、行政政策以及我们原先想到的最初战略”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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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将托尔报告视为伊朗丑闻的转折点。总统对于自己不会被弹劾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之所以没有被弹劾的理由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3月30日的一次高级政府官员聚会的演讲中，里根称前四个月的丑闻使局面“艰难”且“令人沮丧”，但他已经把这些报告扔在身后了并称托尔报告已经“清楚地说明发生了什么”。他忽视了关于他自己和他的助手的行为的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所有问题都已经被解决。此后，他宣布：“我们可以继续跟进我们手头上的项目，并将我们所做的改进制度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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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度选择性地解释了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行为，以阻止外界想要弹劾他的呼声。里根虽然保住了总统之位但也付出了代价。在4月中旬的全国民意调查中，三分之二参与调查的人认为，他并没有说出伊朗门事件的真相，尽管认为总统很诚实的人数达到了同一比例。 [43] 托尔委员会的结论是里根是一个不受尊重和被排挤的总统，允许不道德的下属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在任期的其余大部分时间里，参与民调的受访者中总还是有一小部分人表示认同里根身为总统所付出的努力。在他与苏联总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达成裁军协议之后，民众对他的支持率有所提高，但依然远远低于伊朗门和对抗违规披露之前的比例。虽然里根仍然很受欢迎，但他使得民众对政府首脑的信任被严重削弱了。与此同时，他从未像1974年夏天那样被大多数人不喜欢。无论如何，里根远不及尼克松所树立的被美国民众深恶痛绝的个人形象。当国会在力图合理解决伊朗门事件时，里根相对良好的公众形象成为了弹劾难以被实现的最大的问题。
1986年11月伊朗门事件开始被报纸揭露时，国会便开始了对该事件的调查。12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就已发现的情报举行了听证会。由于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听证会无法对公众开放。委员会成员对听证会备感沮丧，因为诺斯中校和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校拒绝作证，声称他们可以引用第五修正案，反对自证其罪。参议院委员会最终投票决定不发布不完整的工作人员报告。 [44] 而刚选出的民主多数中共和党人数量占了上风，这一变化也使得调查更为复杂化。共和党多数党领袖罗伯特·多尔和即将上任的民主党领袖罗伯特·C.伯德同意撤销情报委员会手中的调查，并成立专门的特别委员会来调查伊朗门事件。目前来看，这一切似乎都参照了当年欧文委员会成立以调查“水门事件”的经验。伯德选择丹尼尔·井上作为委员会的主席，使此职的公信力得到提升。丹尼尔·井上虽然是欧文委员会唯一的民主党成员，但也是为参议院工作的。此外，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另两名投票支持弹劾尼克松的马里兰州民主党人保罗·萨班斯和缅因州共和党人威廉·科恩也被提名参加十一人委员会。然而这些谨慎的参议员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同情里根的处境，其中三名民主党人和所有共和党成员都支持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组织。
参议员井上作为调查“水门事件”的成员之一，曾为欧文委员会工作的经历将影响此次他的调查路径。作为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他认为自己最主要的身份是爱国者。他深受“水门事件”的困扰，认为整件事不但对尼克松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总统之位也造成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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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最自豪的时刻……当我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时，很明显我们正在吸引着世界的关注。人们在解读我们，他们得到的信息不是积极的。这一切都是消极的。这听起来很老土，但是，你知道，我为这个国家感到自豪，我喜欢这个国家，但我在委员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参加一项贬低我们国家的活动……委员会通过开展工作—— 我说得很对，我认为我们没有做任何不正当的事情，事实上我们非常小心—— 但也于事无补，总统的形象在美国人眼中大打折扣。那些在国外发现我们有问题的人……我有点害怕。它正影响着我。 [45]
相比白宫的临时占领者，井上考虑更多的还是白宫内部的常设职位，只要能避免他就不愿意这一切对总统职位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这位来自夏威夷的参议员竭尽全力证明参议院的调查是两党合作的。他指定新罕布什尔州的高级共和党人沃伦·鲁德曼为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以往参议院不会做的慷慨的举措，通常而言这样的职位不会给少数党人。同样，井上选择并指导委员会工作人员以无党派的方式进行调查。 [46]
1987年1月6日是国会成立一百年纪念日也是参议院成立委员会调查秘密援助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组织的第一天，众议院距离创建自己的特别委员会进行平行调查只有一天的时间。第二次调查的必要性备受质疑。由两个单独的机构调查相同的证人会产生极大的复杂性，但众议院想要共同参与调查的愿望是可信的。因此，众议院打破了“水门事件”的先例，允许参议院承担调查一位显然颇受欢迎的总统的初始风险。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邀请了两位资深成员，即印第安纳州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和佛罗里达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丹蒂·法赛尔，分别担任由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的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罗伯特·米歇尔任命他的党鞭怀俄明州的代表理查德·切尼担任该委员会的高级共和党人。
参议员多尔和伯德很快同意议长吉姆·赖特和少数党领袖米歇尔将参议院和众议院委员会的调查合并。这为未来堪忧的前景埋下了伏笔。已经任命的十一位参议员和十五位代表中没有人愿意放弃当一个候补队员。合并后的委员会更难确保调查的彻底性，因为每个调查步骤和达成的结论都需要得到国会的两党支持。约翰·迪恩曾是众议院委员会调查阿贝·福塔斯和威廉·道格拉斯期间的共和党工作人员，他因为调查“水门事件”曾一度成为焦点。他嘲笑两党共同调查这一安排，“一个联合委员会是进行严肃调查的最无效的机制” [47] ，他总结道。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当年大多数众议院共和党人是坚决拒绝承认尼克松的重罪和不当行为，直到“吸烟枪”这一证据出现，他们才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国会进行的一项可能产生弹劾决议的调查中，两党合作势必需要多数意见，但这样的话会大大减缓和限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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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委员会召开听证会之前，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准备和谈判。确定工作人员和进行调查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纽约律师亚瑟·李曼担任首席检察官，他经验丰富和技术高超。听证程序要如何进行在两党中难以达成共识。参议员井上急切地希望通过派遣提前听取听证会，希望限制对四名委员会领导人的开场发言，并规定每位证人由两位指定的参议员进行讯问。众议院议员表示反对，希望他们减少暴露在国家的聚光灯下。该委员会最终决定允许其二十六位成员中的每一位发表五分钟的声明，这一安排使得电视听证会以一系列基本一致且重复的陈述开始。
随着听证会的临近，委员会的领导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来拒绝里根被弹劾的可能性。代表切尼是里根的忠诚者，他对此主张十分不屑。在听证会的开幕式上，他对犯下的罪行采取尽可能狭隘的看法，并宣称国会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因为他指控说，它没有制定明确的政策。 [48] 参议员鲁德曼更倾向于进行彻底的调查，但即使在听证会开庭之前也判定此次弹劾不适宜。在民主党方面，汉密尔顿代表总结说，
我们不能就这样任由里根仅因为我们找不到证据去证明他其实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这里面有太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但同时里根身边也充满了竭力保护他的人，诸如诺斯和其他人。倘若你要弹劾总统你必须握有非常直接的证据……而我们正缺少这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能置之不理。我们和检察官都在拼命工作，但何时找出证据依然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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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员会对此的分析中，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起诉个人，而是要道出整个故事的实情。里根总统似乎即将濒临崩溃，整个政府进程也会随之倒塌。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讲清伊朗门的前因后果。这是我个人想法的一部分，我不能代表整个委员会。但我是这样想的：伊朗门的主要参与者，像奥利弗· 诺斯、波因德克斯特、埃利奥特· 阿布拉姆斯律师和其他人，我从来没有把他们视为坏人或罪犯。我把他们看作是在里根政府下处境艰难的人。我认为他们做了很多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们是出于爱国和忠诚的目的而做的。
面对总统来说，我并不担心刑事起诉——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在委员会中——我们要的不是更多的流言蜚语，而是让政府再次运转。里根政府在伊朗门事件中几乎停滞不前。他们基本上此刻成了一个宪法危机而非一个运转正常的政府。 [49]
与此同时，参议员井上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观点，即在没有绝大多数个人渎职证据的情况下捍卫总统职位优先于惩罚一名总统。由于委员会领导人有这样的想法，听证会必须证明里根直接并且积极地参与了伊朗门事件，否则这件事将不知发展向何方。
正如众议院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样，特别联合委员会发现很难从伊朗门事件的参与者那里获得证词，因为他们一旦提供信息就会冒着被刑事诉讼的风险。国会要求对任何披露信息的个人赦免，使他们免于被起诉。但这样做会引起政治上的尴尬情况，即承认犯罪分子不会受到惩罚。独立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正在进行单独调查并可能提出起诉，这一事实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沃尔什只能利用在赦免令下达前收集的信息起诉，因此希望国会尽可能拖延采取行动。 [50] 赦免问题导致联合委员会听证会延期至5月中旬，主要证人的证词，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斯的证言将会进一步推迟。李曼最终解释说，由于国会只有两个选择：驱散白宫迷雾或弹劾总统，所以赦免被批准了。对诺斯和波因德克斯特的成功刑事起诉的重要性次于解决宪法危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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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委员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办公楼每周一次交替进行伊朗门事件听证会。媒体对参议员井上和他的委员会同事的想法并不了解，对他们而言此次事件就是“水门事件”的重演。广播网络最初不愿放弃广告收入来播放1973年的欧文委员会听证程序，现在急着赶紧宣布它们将提供对伊朗门事件的惊心动魄的报道。电视台同时还在寻找有过“水门事件”经历可以对此次伊朗门作出精彩点评的评论员，可以招募评论员。主持人汤姆·布罗考招募了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主要副手理查德·本-韦尼斯，与他录制了NBC上的广播节目。 [52] 即使是公共广播系统，相比商业网络而言它的预算总是更为严格的，但也能够请来“水门事件”的著名参与者丹尼尔·舒尔，这位CBS的著名记者在尼克松当时的死对头名单上榜上有名。 [53] 观看伊朗门听证会开审的电视观众毫无疑问会看到一系列对白宫内部运作的揭露，就像在十四年前的欧文听证会上发生的那样。然而他们从一开始听到的是一系列对秘密武器和资金转移错综复杂的详细描述。退役的空军将领理查德·塞科德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哈尔姆是企业核心的军火商，他们开始时以平淡无奇的方式描述他们的活动。罗伯特·麦克法兰在补充证明时提到了第二账户的细节，表明早期总统参与的重要秘密行动的情况，但主要描绘了诺斯独立行动的图景。一些委员哀叹道，听证会一开始的陈述会招致公众的仇恨情绪。因为证人所说的都是以武器交换人质的非法性和其对国家利益的损害，而没有人来说明行政责任究竟由谁来背负。但公众的怒火并没有立马燃烧起来，即使是听了在拉美的助理国务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后来被裁定为伪证罪）的傲慢和回避的证词以及两位初级白宫律师的无效盘问之后。这两位初级白宫律师显然无法揭示政府评估《博兰修正案》和最初米斯调查伊朗门事件中行动的不堪。 [54]
听证会继续沿着从调查里根到奥利弗·诺斯的路径前进。有证据显示，诺斯从各种与企业有关的交易中获益良多，而且他的秘书福恩·霍尔已经销毁了妥协文件。霍尔在为诺斯辩解说：“我相信有时你所做的必须超越成文法。”委员会的成员没有挑战这种非法性辩护。委员会二十六名成员因不断被要求在众议院或参议院进行投票而导致调查无法连贯，并且当他们在场询问时不得不将问题限制在几分钟之内时。真相好不容易才从支离破碎中理出线索转眼又灰飞烟灭了。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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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诺斯和波因德克斯特最终在7月作证时他们承认参与了伊朗武器售卖并给了反对派利益。在他们眼里这一切不单是合情合理的更是英勇的，也许严格来讲不合法但却是高尚的举措。诺斯在委员会面前表现得相当激进，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他可以发言的机会。他宣称自己的行为都是出于爱国而且还避免了一些国会身份带来的短板。他躲避开了资金私用的话题以对自己的妻儿声称自己身处危险。他承认向国会撒谎是因为“国会不能保守秘密，我必须在谎言和生命之间作出选择”。这个委员会不受诺斯大胆的影响，并没有质疑他的夸张断言是为非法行为辩解，还是用来引起人们关注并发现问题之所以会被引出不是因为国会，而是来自行政部门的纰漏，但至少诺斯自己肯定要为其中一次的不当行为负责。许多不熟悉事实的观众认为他是在说真话而非为自己辩解。诺斯并没有直言不讳，而来自公众的舆论浪潮也来不及被制造并对委员会形成影响。诺斯的证词声称，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来自总统的指示和批准。在诺斯成为焦点一周后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此后委员会成员才开始质疑他的发言。大家纷纷议论诺斯其人究竟是英雄还是恶棍，而里根是否应该监督他的行为的责任的讨论反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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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安全顾问和诺斯的上级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在委员会成立前就跟随他，并一再宣称自己无法记住有关伊朗与伊朗事务的细节。他回答了184个问题，每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都是“我不记得了”，对于这样一位在美国海军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在核物理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多次获得的优秀表彰已数不胜数。他所谓的记忆失误令委员会难以想象，但他们接受了他的主张，即他“作出了一个非常慎重的决定，不问总统“是否将资金挪作他用以保护他”，并为总统谋划了些一旦内容泄漏出去后轻易不能做的事。尽管波因德克斯特的说法会与诺斯产生冲突，但最终他们都没有提出该委员会认为是“吸烟枪”来记录里根想法知识或支持他们活动的说法。 [57]
下一个证人是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作证说，自从他于1985年12月第一次从波因德克斯特那里得知此事后，他就表示反对伊朗的军火交易。在多次场合当中舒尔茨反对总统或波因德克斯特等人在任何武器交换人质问题上达成协议。正如国务卿说的那样，显而易见，这些会议都是在里根签署调查结果允许武器转让进行之后的一两天内举行的。而舒尔茨对许多问题并不知情，在至少一些委员会成员的心中提出了总统否认参与这件事的真实性的问题。 [58] 支持舒尔茨的国防部长温伯格的证词证实了总统顽固不化并不愿意听取年长内阁官员反对行动的意见。 [59] 随着听证会即将结束，舒尔茨和温伯格的报告促进了对里根案的调查，但并没有产生无可辩驳的证据，即便是最为严厉的委员会成员也无法证明总统的故意行为势必要遭到弹劾。
听证会结束后，专门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对里根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评估。该委员会宣布：
伊朗门事件的最终责任必须由总统承担。如果总统连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究竟在干什么也是一笔糊涂账的话，那他必须下台。他有责任毫不含糊地和下属沟通，告知他们必须向他们通报其为政府采取的重要行动。宪法要求总统“注意法律如实执行”。这项指控包含总统有责任让其主管当局的成员毫无疑问地认为法治有效并遵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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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得出结论：
在拥有数十万雇员的现代政府中，总统显然不能亲自监督以他名义行事的所有人的行为。但是，如果“谨慎”条款具有任何活力，它就会使总统在意要让他和他手下的员工都知道要对宪法产生敬畏之心。当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每天与总统接触的人可以随意执行总统的授权的意愿和政策时；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认为官方文件是可以被破坏的，国会是可以欺骗的时候；当像《博兰修正案》这样的法律可以被视为不存在时，那么显然在领导和监督方面，“谨慎”条款已经失败了。 [61]
很难想象总统在没有直接要求其被弹劾的情况下遭到更严厉的谴责。尽管如此，批准报告的人，所有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和五名共和党参议员中的三人都不愿采取这进一步的措施。井上认为不应在体制上削弱总统职位，而汉密尔顿则坚持如果没有绝对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总统积极参与非法活动，他们就不愿意继续进行调查，这给他们的同事带来压力。尽管他们对总统的责任有所顾虑，认为法律得到了忠实执行，但他们不愿意在这失败的基础上向里根提出弹劾。大多数成员可能被里根的知名度所吓倒，或被公众对奥利弗·诺斯的热情所吓倒。其他人并不认为里根自己的行为已经越过了宪法界限。无论如何，多数报告因履行宪法责任而得到解决，但没有提到弹劾对这种行为的谴责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委员会成员认为，总统所犯罪行若用弹劾来惩罚实在是太过严厉了。他的外交政策虽然出了错但罪不至死。缅因州参议员民主党人乔治·米切尔和共和党人威廉·科恩随后这样宣称：“尽管美国人民不会容忍总统藐视法律的行为，但他们也不会接受让他承担超出范围的惩罚。”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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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谈到公众对于总统该如何被处罚的看法时，无疑反映了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国会总是遵从总统意见的倾向。他们讲话的隐含含义是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要对里根提起诉讼。他们拒绝将里根的罪行描述为灾难性的，也不认同总统没有负担起宪法规定他的责任因为他根本没有参与到这场行动中去。 [63] 《纽约时报》的编辑人员认为他们的立场过于宽容：“这些都是合理的考虑。但他们争论的是在不在意，而不是要不要他下台。” [64]
参议院委员会顾问阿瑟·李曼后来解释说，该委员会决定放弃任何弹劾是有必要的建议：“即使你断定总统做了不该做的事，弹劾流程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里根和苏联寻求和解时的代价显然太高。我们意识到这个国家会陷入瘫痪。”李曼的谨慎与十年后调查总统行为的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斯塔尔声称，在发现一些不法行为的证据后，他有义务提出一个弹劾动议供国会评估。
少数报告由切尼提交给他的众议院共和党同事威廉·布鲁姆菲尔德、亨利·海德特、吉姆·考特比尔·麦考利姆、迈克尔·德万、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麦克卢尔和奥林·哈奇以进一步遏制多数报告中的批评性言论。在整个听证会期间，切尼、海德特和哈奇特别捍卫了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并批评国会立场不坚定对援助反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组织的说法不一。鉴于他们的整体政治保守主义，他们尤其积极维护总统的外交自治。少数派报告依然承认里根及其工作人员犯了错误：
然而伊朗门事件的错误来自错误的判断而非其他。没有宪法危机，没有系统地不尊重“法治”，没有大阴谋，也没有政府范围的不诚实或掩盖。事实上，这些证据不会支持委员会报告试图达成的任何更歇斯底里的情绪异常的结论。 [65]
少数派报告指责大多数报告谋求在外交政策中扩大国会的权力是不合理的，巧妙地把矛头指向了里根政府在外交事宜上的独立权力问题。切尼和他的同事们说：“政府决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秘密行事，而不是展开一场长期情况下可能会更健康的公开的和有原则的对抗。”少数意见驳回了《博兰修正案》和多数报告的意见，他们认为1976年报告《武器出口管制法案》的内容不合宪同时也毫无管制效果。切尼的报告指控多数意见报告选择性地使用证据。少数派报告又称民主党的大多数党派并不客观，党派斗争严重。两份报告之间最鲜明的对比表现在他们的报告里缺乏指证里根确实做了不当行为的证据：大多数报告认为缺乏文件意味着指控无法被证明，而少数派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同样缺乏文件意味着它不能被反驳。无论少数派报告的逻辑如何不稳固，至少在当时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反驳。当日后更多的证据表明里根直接参与了伊朗门事件，弹劾的可能性却早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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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的影响依然在持续，体现在了伊朗门事件是否该被定性为应该被弹劾的案件。由于没有找到该事件中如同“吸烟枪”一般能证明里根违法且有相关联性的证据，以及政府在调查中明显拒绝被调查的态度，秘密行动始终没有完全浮出水面。“水门事件”中的一位关键性人物也帮助里根最终逃脱了被弹劾的命运。1987年9月，《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公布了他对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三年调查的结果。《面纱：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1981—1987）》，集中关注已故机构负责人的特殊权力。伍德沃德将凯西描述为独立的经营者，将他置于政府秘密行动的中心位置，而不是指向里根对行政部门活动宪法行为的最终责任。《面纱》一书后成为畅销书和每月预订俱乐部的主要选择，巩固了读者认为应是下属而不是总统对伊朗负责的看法。伍德沃德曾和卡尔·伯恩斯坦一起调查了“水门事件”，他们调查得很细致几乎追查到了尼克松家门口，但他现在并没有用同样的方法来调查里根。正如《纽约时报》书评人所总结的那样，尽管伍德沃德从来没有透露过他的消息来源，但他在“水门事件”中的调查结果使得他新书中的结论显得十分可信。 [66]
直到1987年11月18日国会的伊朗门报告发布时，美国公众对干预事件的关注才算告一段落，尽管人们对里根的怀疑依然存在。1987年秋季的三项重大事态发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明，尽管伊朗门事件已经逃脱了被弹劾的命运，但它还是削弱了里根的地位。最高法院的提名、股市暴跌，以及美国与苏联关系的转变所引发的公众回应都与伊朗门事件发生前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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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门事件听证会结束五周后，同一间国会会议室正在举行会议，会程过半提名罗伯特·H.博克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里根于7月1日提名此人以替代即将退休的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博克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巡回法院工作了五年，其工作的法院因办理许多涉及联邦政府的案件因而常常被视为第二重要的联邦法院。博克还是最为公众所熟知的美国检察长，他曾在1973年“星期六之夜大屠杀”事件中执行尼克松的命令辞退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而且就在检察总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副检察长威廉·鲁克尔斯豪斯拒绝辞退阿奇博尔德并自行辞职后。若只把他作为无良总统的执政工具，对博克而言可能并不公平。毕竟，他一直在司法部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要做好这两项工作都不容易。伊朗当年的事件再次提出了弹劾一个失控总统可能犯下可耻的罪行的可能性，于是里根想到给最高法院增加一名曾经协助尼克松抵抗弹劾的大法官。但博克并不受欢迎。他曾发表了多篇文章和声明谴责法庭对公民权利的裁决，而这些裁决正是被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可的少数群体和女性权利的进步。在自己的任职听证会上，他的态度也相当傲慢，这惹恼了不少在座的观察员。尽管坚定的保守派抱怨说在听证会上他的反对者对他并不公平，但即使在听证会之前博克在“星期六之夜大屠杀”的作为已经令他大失人心，令人觉得他不适合担任大法官之位。提名大法官的可能性看来越来越小了，博克似乎准备打退堂鼓了。然而最终他也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的儿子对他表示支持，并希望他表现出在“星期六之夜大屠杀”中的坚忍不拔。参议院随后在10月23日驳回了他在提名中58∶42的票数。 [67] 这次提名失败表明伊朗门事件使得人们再也难以尊重里根的判断和他的政治实力。
10月19日，在博克提名失败前的几天，美国股市也萎靡不振。多年来，经济增长一直是里根受大众欢迎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一天内道琼斯平均指数下跌了508点。这次股市暴跌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联邦储备银行迅速采取行动降低利率很快稳定了市场，但无论如何美国民众再也不会指望里根有能力去维持健康的商业投资环境了。他曾经的经济救世主的形象在一夜之间就蒸发了，这个形象曾一度有助于维护他在伊朗门事件发生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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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里根的命运改变了。1987年10月30日，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访问华盛顿，总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于12月抵达以便和里根签署可核实减少中程核武器的条约。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裁军谈判已于1985年开始，但在尤金·哈森福斯在尼加拉瓜被击毙一周后，他们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讨论进展似乎完全停滞不前。伊朗反政府武装的揭露使得美国与苏联关系不再受到关注，但2月份，托尔委员会在对白宫进行审查时，重新开始的谈判开始稳步前进。双方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让步。尤其是里根，这是他任职以来最不好斗的阶段。戈尔巴乔夫对降低苏联军备竞赛成本的兴趣与里根希望重新获得他因伊朗门事件而失去的民众赞同相匹配。中程导弹条约在减少国际摩擦方面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尽管它只涉及两国总核力量的约4％。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所到之处群众表现出的极大热情，显示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缓解。已经成为过去的伊朗门事件反复提醒在位的这位总统在执行外交时如何独立和不受限制。中程导弹条约提供了一些保证条款抑制已经学乖的里根不会推动美国与苏联发生对抗。
在国会发布了联合委员会对伊朗门事件的报告后，里根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坐在他的总统之位上直到退休，再没有人能对他造成弹劾威胁。他告诉自己多数意见报告是一份用来“诋毁我”的党派攻击，完全无视该报告从共和党人那里得到的大多数支持。相反，里根认为切尼的少数派报告才是一份“干净的健康法案”。 [68] 因为缺乏证明里根直接参与其中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国会和国家拒绝进一步追究里根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责任。相反，里根的下属被视为独立行事。尽管如此，人们难以再恢复对里根领导层的信心，公众再也不像过去那般支持他了。然而，在独立法律顾问沃尔什完成对他所能起诉的诺斯和其他人的诉讼之后，获得了一份新的证据，并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弹劾里根是值得考虑的方案。但此时国会早已错失了弹劾里根的最佳时机。
直到里根离职后，有关于伊朗门的更多信息才慢慢浮出水面。有关沃尔什调查的时间过长，费用不菲的投诉不绝于耳。尽管如此，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深信，他有义务追究的案件只能从下级被告入手，再慢慢收集有关其上司的证据，并继续寻找可能存在的遗漏文件。最终，由于长时间隐瞒的证据浮出水面，这位坚持不懈的独立检察官起诉了十四人，赢得了十一项认罪或陪审团判决，并令人信服这其中确实发生了什么。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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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罗伯特·麦克法兰的有罪辩护中，还是在奥利弗·诺斯和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的审判中，人们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三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总统愿望的投射。然而，尽管诺斯和波因德克斯特的判决最终因程序上的原因而被驳回，但他们在陪审团精心准备的盘问下所作的陈述都显示出总统确实对不当行为负有责任。1989年，在经过四个月的审判后，哥伦比亚特区陪审团认为有三项涉及个人行为的指控都指证诺斯有罪（口供中以错误时间记述来掩饰事件早已开始，破坏证据并非法受贿），但其中九项都被判无罪因诺斯辩称无论是他欺骗国会或是其他行为都只是履行总统的意愿。 [70]
第二年，波因德克斯特在审判中辩护说，里根批准了他的行为，而且他们双方都认为他们没有违法。里根本人代表前国家安全顾问作证。在一份冗长的录像资料中，里根坚持说他告诉助手：“我们不违反法律。”然后，他回到了原来的说法那就是他们不知道用武器交易人质的事，也不知道武器销售利润交给了反政府武装组织，而且他超过120次声称他不记得伊朗门的经过。 [71] 他这样的供词是否仅仅反映他一开始就没有接触伊朗门一事，还是显示他后来被诊断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早先迹象。前总统的做法并没有给他的助手带来任何帮助。波因德克斯特被裁定向国会提交了五项虚假证词。 [72]
沃尔什和他的工作人员最终找到证据表明，舒尔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温伯格没有完全坦白他们所了解的对伊朗的军售情况或者是公开所有证据。尤其是温伯格隐藏了大量白宫会议的私人笔记。这些自1987年首次提出要上交的笔记最终于1991年11月由沃尔什助手在国会图书馆中找到了，它们隐藏在温伯格家庭论文中。笔记显示，国防部长虽然不同意这项政策，但肯定知道里根明确提前批准1985年11月向伊朗运送武器。温伯格特别拒绝向托尔委员会、国会和独立检察官提供有关信息。这些笔记还揭示了温伯格在1986事态被揭露后参与正在进行的武器转让以此来保护总统。在温伯格笔记的发现将新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里根政府的最核心的圈子，包括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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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沃尔什认为温伯格一直在掩饰自己的罪行，通过扣留他的笔记获得证据起诉其阻挠国会调查。联邦法官托马斯·F.霍根于9月27日驳回了阻挠指控，因为该指控并不准确。沃尔什在总统大选前四天的星期五重新提出指控，修订后的起诉书引用了温伯格的笔记中的证据，称乔治·布什一直是伊朗门事件的知情者，但他一直对该事件持批判态度，并且在1986年1月7日的会议上他赞成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人质，而舒尔茨、温伯格却对此持反对意见。 [74]
由于沃尔什及其工作人员准备将矛头指向温伯格，布什因此失去了再度竞选总统的资格。对于他参与掩饰伊朗门事件的揭露置其于不好的境地。在结果出来后，布什指责温伯格对他的指控是他在投票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即将卸任的总统有理由担心，即将进行的温伯格审判将进一步揭露布什没有正如他一再声称的那样早已“脱离秘密行动”的事实，而是与伊朗门事件有很大关系。他写了超过两百页的关于他参加伊朗门会议的笔记，妥善地将它们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并且拒绝透露它们的存在。当时沃尔什在1987年要求相关人士提供任何可能与伊朗对话有关的记录。这些笔记都显示布什牵扯其中绝不清白。这件事在1992年大选前两个月引起了白宫法律顾问C.博伊登·格雷的注意，但直到1992年12月11日笔记才交给了沃尔什。 [75]
1992年圣诞节前夕的下午，每个人都在忙着过节，无人关心华盛顿。白宫却在那天发布了新闻稿，宣布布什总统已赦免了温伯格、罗伯特·麦克法兰以及埃利奥特·阿布拉姆斯等人已判定的伊朗门违法行为。布什不到一个月就要离任，他为了保证一切审判不会牵扯到自己的行为或歪曲事实才采取了这样的举措。布什声称伊朗门事件已经被彻底调查过，他确信它永远不会再导致任何恶劣结果。 [76] “实际上”，《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布什这样做是为了“赦免自己”。 [77]
观察家迅速将布什的行动与杰拉尔德·福特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赦免区分开来。不过，福特的赦免令人质疑，他竟然对一位彻头彻尾犯错的前总统表示怜悯。尽管当年尼克松尚未被起诉，但他的罪行已经完全暴露。此外，这发生在福特竞选之前，因此这绝不是个聪明的行为，因为福特的行为会受到选民的评估。相比之下，直到布什知道自己将面临最后一次选举结果时才采取行动。通过他的赦免，这位“跛脚鸭”总统阻止了一场可能揭露他自己隐瞒伊朗门事件证据的罪行。若不赫免布什，他也将难逃伊朗门事件的调查。他付出的代价是让他的副总统和他的总统任期永远受人质疑。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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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赦免一石激起千层浪。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担心任何行动会让人们误解以为一旦你为政府工作，你就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或者以为那些在宣誓之下向国会说的谎话在某种程度上相比对其他部门说谎更不用严肃对待。” [79] 劳伦斯·沃尔什愤怒而沮丧地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赦免表明具有强大盟友的拥有权力的人物可以在高级职位上犯下严重罪行，故意滥用公共信任，而且不用承担任何后果。”沃尔什宣称，强调布什选择宽恕的严重性，“温伯格早年故意隐瞒伊朗门的笔记彻底改变了官方的调查方向，并可能正由于此原因里根总统和其他官员才没有遭到及时弹劾” [80] 。沃尔什轻蔑地将“赦免”形容为“掩饰”，后来将他们与尼克松试图结束“水门事件”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 [81] 《纽约时报》的安东尼·刘易斯写道，“布什的行动更麻烦，因为其隐藏了政府所做的不法行为，如伊朗门所犯下的罪行是如此严重。这是对宪法权力平衡的有计划的打击，远比‘水门事件’对政治盗窃行为的掩饰更为糟糕” [82] 。独立法律顾问沃尔什的最终报告强调了同样的信息。
1993年8月4日提交的这份报告终于在1994年1月18日公布，经过律师为里根、诺斯和米斯的6个月的努力后予以终结。 [83] 沃尔什最终设法从不合作的布什口中撬出的信息证明，里根和布什直接参与非法行为以及随后的掩盖行为。麦克法兰、诺斯和波因德克斯特曾担任内阁上司的替罪羊，尤其是为里根掩饰罪行。沃尔什再次暗示说，他有理由向国会提交总统弹劾提案。他总结说：“伊朗门事件不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群‘狂热分子’进行的一个不合理的计划，正如国会特别委员会在其多数报告中得出结论。相反，它是由里根总统执行的两项外交政策指令的产物，这些指令游走在法律边界，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在中情局、国家和国防部门的高级官员的知识和支持下执行。” [84]
沃尔什的提议最终得到了众人的回应。记者们和政治家们最后这样总结道。在回顾历史时记者和政治家们认为里根是应该被弹劾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埃德温·约德尔还总结了他们的观点，并回顾了为什么弹劾没有成功。“里根”，约德尔写道，“即使在这件事上他是同谋，但他当时正在与苏联协商签订重要协议一事也不容忽视，同时他在当时已年岁渐长，思维混乱，任期将近；还有就是他此前在美国公众心里太受欢迎了。”但专栏作家急忙指出，这样的判断“是对宪法原则下的弹劾措施的错误认识”。约德尔解释了他为什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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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会似乎默认可以修改宪法以适应其行为舒适和政治上的便利。美国国会几乎普遍认为，总统要犯下刑事犯罪是绝不可能的……走弹劾程序也是绝不可能发生的。换句话说，在弹劾总统之前，你必须确信他很可能是理查德· 尼克松所声称的自己并不是那种“骗子”。 [85]
约德尔认为国会的判断在政治上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明智的，但他强调说，这不符合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宪者们规定弹劾犯下的是显而易见的疏忽或失职。此外，他写道：
最严重的疏忽和行政失当说的就是里根在伊朗反政府事件中看似最轻微的渎职行为，假如他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行为“分类”的话。托尔委员会礼貌地将这些渎职行为称为总统的“管理风格”，但这当中的失误远比称之为风格的东西来得更糟糕。里根以冷漠或无知的态度允许阴谋在他眼皮子底下诞生，篡夺外交政策的特权。这足以维持弹劾，因为这一切行动都来自他的本意。
然而，政治家是实际的。他们希望能宽恕里根，最好在他总统任期的晚些时候进行一场弹劾，以便保护自己。正如参议院委员会首席顾问亚瑟·李曼所说，核时代的弹劾 “代价不菲”。
“弹劾之犬”的持续沉默稀释了弹劾自身的力量，限制其行为的行使力只适用于严重犯罪行为，也带来了代价。国会必须越来越多地采取琐碎的立法措施来解决和总统之间的争端问题。除非总统被认为是一个公然的违法者，被他手中的“吸烟枪”所困，否则他就能免于任何真正的宪法问责标准。 [86]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琳达·格林豪斯强调了最高法院和约德尔的建议。“该伊朗门事件的核心是对政治体系的一种违法行为，”她反思道，“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刑事司法系统是否是最佳的解决目前所缺乏的整整六年未实现的：政治问责的方式。”她提醒读者，弹劾旨在对履行高位的职权问责判断，是一种要解决官方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政治决心的体系。若限制弹劾的执行而将目光聚焦在相对琐碎的事情上，会忽视弹劾更为关键的作用那就是要对总统所作的不恰当的非刑事的行为进行制裁。如果里根被弹劾了，格林豪斯总结说，他可能不会被定罪或被罢免，“但是这个过程本身至少可以对以他的名义进行的政治犯罪作出政治判决。相反，无论宪法是因为何种原因，如胆怯、意志失败还是缺乏证据致此结果，国会都允许了事件最后以此告终”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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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能够在夕阳之下绝尘而去，没有任何“弹劾之犬”在他身后咆哮，同样未被追究的还有他的忠实伙伴乔治·布什。他们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周围人在调查他们的事件时，歪曲对信息的请求，并且在履行交付文件的义务方面存在拖延，当里根可以由于外交事务中总统权力的严格限制被弹劾时众人却没有把握好这个时机。国会也把弹劾奇景的发生要建立在不削弱总统权力作为首要考虑。
在饶恕里根在总统之位所发生的种种失职时，国会对制宪者们授予的弹劾权力的理解是相当狭隘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国会忽视了容忍非法行政行为的后果。这样做的后果是未来上台的总统被鼓励相信他们不会因无视国会外交政策的束缚而面临弹劾。“弹劾之犬”在20世纪80年代失败，加强了总统的地位，削弱了制宪者们在立法和行政权力平衡方面的最初意图。
注释：
[1] This account of Reagan's life before the presidency draws on Garry Wills, Reagan's America: Innocents at Hom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7）； Haynes Johnson, Sleepwalking through History: America in the Reagan Year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and Jules Tygiel, Ronald Reagan and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New York： Pearson, 2005）.
[2] Quoted in Rick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New York： Hill & Wang, 2001）, 122.
[3] Ibid., 166, 350, 499—510.
[4]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January 29, 1981，”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1 , 55—62（Washington, D.C.： GPO, 1982）, 57.
[5]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June 18, 1985，”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5 , 1：778—785（Washington, D.C.： GPO, 1988）, 1：779.
[6] “Move for Impeachment Is Begun by 7 in House，”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1, 1983.
[7] James F. Clarity and William E. Farrell, “Briefing： Reagan Impeachment Drive，” Washington Post , December 29, 1983.
[8] A detailed account of U.S.—Central 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1980s can be found in Theodore Draper, A Very Thin Line: The Iran-Contra Affairs （New York： Hill & Wang, 1991）.
[9] Johnson, Sleepwalking through History , 275—276.
[10] Draper, A Very Thin Line , 17—19.
[11] Quoted in ibid., 22—23.
[12] Johnson, Sleepwalking through History , 280； Draper, A Very Thin Line , 25.
[13] “House Passes First Foreign Aid Bill since' 81，”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 1985.
[14] Jane Mayer and Doyle McManus, Landslide: The Un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84—1988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8）, 248—249.
[15] Quoted in Johnson, Sleepwalking through History , 281.
[16] Ibid., 281—283.
[17] Quoted in ibid, 283.
[18] Joel Brinkley, “Nicaraguan Rebels Getting Advice from White House on Operations，” New York Times , August 8, 1985； Gerald M. Boyd, “Role in Nicaragua Described by U.S.，” New York Times , August 9, 1985.
[19] Ronald Reagan, The Reagan Diaries , edited by Douglas Brinkley（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450.
[20] Ibid., 381.
[21]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Iran Arms and Contra Aid Controversy, November 13, 1986，”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6 , 2：1546—1548（Washington, D.C.： GPO, 1989）.
[22] Draper, A Very Thin Line , 482—484；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November 19, 1986，”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onald Reagan, 1986 , 2：1567—1575； “Statement on the Iran Arms and Contra Aid Controversy, November 19, 1986，”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onald Reagan, 1986 , 2：1575.
[23] William S. Cohen and George J. Mitchell, Men of Zeal: A Candid Inside Story of the IranContra Hearings （New York： Viking, 1988）, 221—229.
[24] David Johnston, “Meese Testifies That Impeachment Was a Worry，” New York Times , March 28, 1989. See also Lou Cannon, President Reagan: The Role of a Lifetim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704.
[25] Quoted in Draper, A Very Thin Line , 522.
[26] Michael Schudson,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How We Remember, Forget, and Reconstruct the Pas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168.
[27] Quoted in Lawrence E. Walsh, Firewall: The Iran-Contra Conspiracy and Cover-up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360.
[28] Cannon, President Reagan , 704.
[29] Quoted in Draper, A Very Thin Line , 552.
[30] Quoted in David Hoffman and Lou Cannon, “‘I'm Not Going to Back Off’； Reagan, Facing a Deepening Crisis, Expresses Defiance, Hits News Media，” Washington Post , December 1, 1986.
[31] See Raoul Berger, Impeachment: The Constitutional Problem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arles L. Black, Impeachment: A Handbook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46； Schudson,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 177.
[32] Draper, A Very Thin Line , 552.
[33] Susan F. Basky, “Inquiry into N.S.C. Uncovering Little about Iran Deal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8, 1987； Bob Woodward, “Iran Panel Presses to See Reagan，” Washington Post , January 19, 1987； Susan Okie and Chris Spolar, “McFarlane Takes Drug Overdose，”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10, 1987； David Hoffman, “McFarlane Struggled to Cope with Career Dip, Friends Say，”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11, 1987； Martin Tolchin, “Friends' Views of McFarlane： Failed Himself，”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11, 1987.
[34] Quoted in Walsh, Firewall , 369； Cannon, President Reagan , 708—712.
[35] “Fair, Respectful—and Humiliating，”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7, 1987； “The Tower Report，”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27, 1987.
[36] Anthony Lewis, “The Empty Chair，”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7, 1987.
[37] Washington Post , December 2, 1986.
[38] Richard J. Meislin, “Poll Shows a Slight Rise in Approval for Reagan since Iran Report，” New York Times , March 31, 1987.
[39]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8, 1987；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28, 1987.
[40] Bob Woodward,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y 20, 2005； Woodward, Shadow: Five Presidents and the Legacy of Watergat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151.
[41]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Iran Arms and Contra Aid Controversy, March 4, 1987，”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7 , 1：208—211（Washington, D.C.： GPO, 1989）； Cannon, President Reagan , 733—735； see also Jane Mayer and John Walcott, “President Reagan Admits Arms for Hostages Swap by His Administration and Says It Was ‘a Mistake，’” Wall Street Journal , March 5, 1987.
[42] Gerald M. Boyd, “Top Aides Cheer Reagan's Pep Talk，” New York Times , March 31, 1987.
[43] David Hoffman, “Poll Finds Growing Majority Disbelieves Reagan on Iran，” Washington Post , April 15, 1987.
[44] Bob Woodward, “Contra Aid Findings Withheld，” Washington Post , January 6, 1987.
[45] Daniel Inouye,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rch 8, 2005.
[46] Ibid.
[47] John Dean, interview with author, September 20, 2005.
[48] Cohen and Mitchell, Men of Zeal , 56—57.
[49] Lee Hamilton,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ne 28, 2005.
[50] David E. Rosenbaum, “Iran Panels to Start Immunity Process This Week，”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4, 1987.
[51] Arthur L. Liman and Mark A. Belnick, “Congress Had to Immunize North，” Washington Post , July 29, 1990.
[52] Richard Ben-Veniste,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rch 24, 2005.
[53] Daniel Schorr, interview with author, October 19, 2004.
[54] Cohen and Mitchell, Men of Zeal , 62—129.
[55] Ibid., 118—143.
[56] Ibid., 147—193.
[57] Ibid., 194—210.
[58] Ibid., 210—220.
[59] Ibid., 242—248.
[60] Daniel K. Inouye and Lee. H. Hamilton,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 abridged ed.（New York： Times Books, 1988）, 33.
[61] Ibid., 361.
[62] Cohen and Mitchell, Men of Zeal , 45.
[63] Ibid., 46—50.
[64] “Iran-Contra's Unfollowed Leads，” New York Times , May 2, 1990.
[65] Richard Cheney et al., “Minority Report，” in Inouye and Hamilton,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Investigating the Iran-Contra Affair , 375.
[66] Christopher Lehmann-Haupt, “Book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30, 1987.
[67] Ethan Bronner, Battle for Justice: How the Bork Nomination Shook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esp. 317.
[68] Reagan, The Reagan Diaries , 549.
[69] Lawrence Walsh's memoir, Firewall , provid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his struggles to pursue the case and the resistance he faced.
[70] Ibid., 206.
[71] Joe Pichirallo, “Reagan Says He Told Aides ‘We Don't Break the Law，’”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23, 1990
[72] Joe Pichirallo, “Poindexter Gets 6 Months in Prison，” Washington Post , June 12, 1990； Walsh, Firewall , 222—246.
[73] Walsh, Firewall , 317—354.
[74] Ibid., 437, 441—43； Woodward, Shadow , 200.
[75] Walsh, Firewall , 451—454, 488—489.
[76] Woodward, Shadow , 197—198； Walsh, Firewall , 490—494.
[77] “The Best Case for the Pardons，”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28, 1992.
[78] Ibid.； Walsh, Firewall , 507.
[79] Quoted in Walsh, Firewall , 493.
[80] Ibid., 493—494.
[81] Ibid., 501—503.
[82] Anthony Lewis, “George Milhous Bush，”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28, 1992.
[83] Walsh, Firewall , 515.
[84] Lawrence E. Walsh, Fin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for Iran/Contra Matters , vol. 1,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on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August 4, 1993）.
[85] Edwin Yoder, “Reagan Was Responsible，” Washington Post , May 7, 1990.
[86] Ibid.
[87] Linda Greenhouse, “Law Ill-Equipped for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28,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