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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的例外：厄尔·沃伦案
1961年4月，广告牌开始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出现，从奥兰治堡的乡村、南卡罗来纳州到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奥兰治县、加利福尼亚，带来了人们在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从未见过的信息。 [1] 随着美国人在20世纪早期逐渐适应汽车的使用，路边广告牌迅速变得随处可见。随着沥青路面道路和高速旅行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成为普遍景象，张贴在高速公路上的大大小小的广告对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进行了宣传，也传递了大量的政治和公共服务信息。在1960年之前，约有7400万辆机动车横越美国的巨大道路网。然而这些道路两侧没有任何与约翰·肯尼迪执政后第三月开始出现的广告牌相仿的广告：简单但要求明确的广告牌，通常使用红色粗体字母印刷着“拯救美国——弹劾厄尔·沃伦”。这些广告牌的设计各不相同，有些还包含“美国退出联合国”等请愿内容，但要求“弹劾厄尔·沃伦”的呼声遍地都是。广告牌制作商们明显感觉到，其无须将美国的首席大法官确定为人们不满的对象，也无须解释他应当被免职的原因。理由似乎不言而喻。最终，从纽约中心到南佛罗里达各地，以及从北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沿途的高速公路上分散的广告牌超过了1100个。 [2] 当沃伦在层层安保护送下抵达乔治亚理工学院和埃默里大学发表演讲之际，亚特兰大又出现了20个这样的广告牌。 [3]
随着这些广告牌在全国各地风靡开来，它们有时也会引起激烈的不同反应。康涅狄格州的天主教布里奇波特教区因为一位牧师在布道坛上拥护弹劾而对其进行了谴责。 [4] 弗吉尼亚州麦克利恩市的一名牙医因在一块“弹劾厄尔·沃伦”的标牌上喷涂了“加入疯子的队伍！”几个大字而遭到200美元的罚款。 [5] 在密歇根州格兰德港，一个因砍掉了一块此类标牌而被指控恶意毁坏财物的十八岁学生，被勒令就少数群体的权利写一篇文章，否则就要面临五日的监禁。 [6] 不论这些标牌是引起了看到它们的人的共鸣抑或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它们的确成功地树立起了几近被埋没的弹劾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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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个坚决反共的保守派组织——约翰·伯奇协会（JBS）的成员出资制作了弹劾标牌。当时仅成立两年多且鲜为人知的约翰·伯奇协会凭借其标牌吸引并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对于一些看到这些标牌的人而言，弹劾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想法是无比荒唐的。而对其他那些不满最高法院和新政府发展走向的人而言，这一举动却又是鼓舞人心的。然而，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缺乏对弹劾的理解，只觉得这一概念令人费解。
在1961年，人们对于弹劾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它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被遗忘的宪法工具。将近一半的美国人一生都没有使用过这一工具，而他们的大多数长辈在弹劾于1905年至1936年间被用于五位联邦法官时也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克林顿·罗西特是20世纪50年代最受尊敬的政治学家之一，他将弹劾视为“宪法的极端药物”，因其“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审判和总统相关的案件”。在回顾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的后果时，罗西特将弹劾这一机制比喻为“一把可能再也不会被拾起的锈迹斑斑的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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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宪法于1788年生效以来，众议院仅正式提起了十三次关于免除某一联邦官员职务的动议，且这些弹劾程序仅导致四位联邦地区法官被定罪，其他法官和一名战争部长均以辞职告终。在其最闻名的几次使用中，弹劾都未能实现将身处高位的联邦官员革职的目标。当塞缪尔·蔡斯法官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分别于1805年和1868年遭到弹劾时，参议院都没有选择对这两人定罪。自那以后，人们就对弹劾程序报以怀疑态度，该程序也很少得到采用，并在1936年后陷入了沉寂状态。那些曾关注过弹劾的少数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都将弹劾视为上个时代的产物。意料之中的是，大多数同时代的人都认为约翰·伯奇协会反厄尔·沃伦的运动是异想天开，而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20世纪40年代伊始，弹劾联邦官员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个意义重大的弹劾对象对于多数当代人而言是个意料之外的人选。在厄尔·沃伦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曾多次获得来自两党的广泛的政治支持。在加州阿拉米达县担任地方检察官13年后，在1938年大选中，他在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多数支持下当选加利福尼亚州的州检察长。1942年，沃伦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并在之后连任两届。沃伦在1948年曾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托马斯·杜威搭档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但以微弱之差败给了杜鲁门。在1963年9月27日获得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沃伦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休会任命后，参议院在1954年3月1日的口头表决中以两党压倒性多数票批准了此项任命。 [8]
从最高法院退休后，沃伦本人是如此描述自己被晋升为首席大法官的方式的：
至于我被任命一事，从我的立场来看这是非常简单的。1953年9月，当我还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首席大法官文森突然离世了。当时新闻报道中有不少关于谁来填补他离世带来的空缺的讨论，但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论过此事，尽管新闻中提及可能人选时也出现了我的名字。在9月的最后一周，总检察长布劳内尔飞到萨克拉门托来见我。他说总统正在考虑提名我加入最高法院，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接受这一差事。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我们并没有讨论总统或是我对于法律的态度，他在一个小时内就返回华盛顿了。其间也没有提到我到底是否会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或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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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周三，总统致电给我，称他将提名我为首席大法官。我向他表达了感谢，并告诉他我会按照他的意愿根据休会任命在下周一就职。在这个谈话中我们仍旧没有讨论各自对于法律的态度。
我在10月4日那个周日飞到了华盛顿，并在第二天正式就职。 [9]
沃伦的叙述中没有提到艾森豪威尔在对其进行休会任命后，承诺任命这个州长填补最高法院的首个职位空缺，谁都没想到弗雷德·文森这位年仅63岁的首席大法官会第一个去世。他也没有提到总统的犹豫或自己坚持向总检察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表示艾森豪威尔会遵守诺言一事。 [10]
尽管后来艾森豪威尔对任命沃伦一事深表后悔，但在总统提名之时，他轻而易举地作出了这个决定，也对沃伦的司法能力和判决十分满意。其他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对沃伦上任后的结果不满的人支持参议院对最高法院提名人选进行更严密的审查，这在沃伦退休时已经成为了例行公事。
至1961年4月，沃伦已经担任首席大法官长达七年半，而他在一个月前才度过了自己的七十岁生日。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好，而且由于他获得的是国家最高法院首要位置的终身任命，他很可能会继续在法官席位上待上数年。矛盾的是，沃伦在最高法院所处的稳定位置刺激着约翰·伯奇协会对其进行弹劾的呼吁。宪法程序提供了免除他职务的唯一授权手段。当时看来无比古怪的沃伦事件，现在回想起来却成为了打响之后四十年一系列弹劾活动的第一枪。因此，这也是探索美国弹劾时代的一个合适的起点。
在1961年之前，厄尔·沃伦一直是最高法院的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而那时的最高法院也在以一个意义深远的，某些人也称之为前所未有的方式维护着它的宪法地位。尽管沃伦法院在转型中的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在20世纪60年代还会有所发展，但它已经在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领域，尤其是种族关系和政治极端者的处理方面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沃伦法院带来的这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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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沃伦抵达华盛顿时，最高法院正全力斟酌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地方教育委员会一案，布朗案最初于1952年被诉上法庭，是对经特拉华州、哥伦比亚特区、堪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地方法院判决的五个案子的合并上诉，上述五个法院均赞成当地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沃伦即将加入的八名大法官阵容均或多或少对种族隔离感到不满，但一些人坚定地认为应通过遵循先前的司法判决以确保维护法律稳定性的遵循先例原则。他们不愿推翻联邦最高法院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所作出的判决，即种族隔离制度与宪法第十四条并不冲突，这是一种“隔离但平等”的制度。也有法官对于联邦政府是否拥有介入学校相关事项的权力表示怀疑，因为长久以来这都是州和地方的职责。最终，几名大法官认为应由政府的立法部门而非司法部门决定种族政策。
所有这些由法官间的个人竞争在某些案件中凸显出来的顾虑抵消或至少复杂化了人们对种族隔离不公正的普遍印象。四名大法官分别是：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哈罗德·伯顿（Harold Burton）和谢尔曼·明顿（Sherman Minton），都做好了下令禁止种族隔离的准备。而首席大法官文森则认为应遵循普莱西案的先例，他的同僚汤姆·克拉克（Tom Clark）、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和斯坦利·里德（Stanley Reed）似乎也打算这么做。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对种族隔离持反对态度，但他也担心有分歧的判决会对整个国家造成不利，因此他似乎无法决定该案件该如何继续。作为一种拖延战术，弗兰克福特通过在1953年12月举行的第二轮口头辩论中反对教育委员会，进而提出了待解决的问题。同年9月文森去世，这并没有改变或解决一位观察力敏锐的法学者所称的“史上最分崩离析的最高法院”的问题。直到沃伦在1953年秋天加入大法官阵营，这一僵局才被打破。 [11]
沃伦对最高法院的影响是迅速且深远的。在充分回顾了种族歧视在监禁具有日本血统的美国人时扮演的战时角色以及总结出无理由的种族偏见已经导致了明显的不公后，沃伦成为了种族歧视的坚决反对者以及宪法保障法律的平等保护的忠实捍卫者。他欣然接受对布朗案进行第二轮口头辩护，这使他有时间和新同事交流。随后，他采用有效的法律推理和对于执行判决的方式进行巧妙让步相结合的方法，成功说服了克拉克、弗兰克福特和杰克逊。最后一位反对者，来自肯塔基州的斯坦利·里德最终也加入了他的阵营。最高法院在沃伦的推动下，以9票对0票的判决宣布，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对于各州及联邦政府均有约束力，并要求各大学校在20世纪50年代结束种族隔离。尤其是因为得到了一致同意的判决，1954年5月17日宣布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的判决标志着黑白分校的时代必须终结，也暗示着所有其他不合法的种族隔离都将面临相同的命运。布朗案的判决至今仍被广泛视为联邦最高法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判决，而这个经典判决也打上了其关键缔造者厄尔·沃伦的烙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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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布朗案的第二个判决反映了沃伦为赢得其多数同僚支持所作的让步。第二个布朗案判决强调了最高法院的意见，即在种族隔离根深蒂固的十七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中逐步废除教育制度中的种族隔离是需要时间的。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人对改变种族安排的抵制心理十分严重，也对联邦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必须生效的判决表示愤怒。在布朗案第二个判决中，最高法院指令被告“稳步全速地”实施公立学校的非种族隔离化。这次依旧是最高法院的全体一致的判决，而沃伦在取得该结果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是显而易见的。
布朗案的判决使得美国社会面临全面且根本的变革。基于两个多世纪的奴隶制的不平等种族地位以及随后一个世纪的种族歧视和隔离而形成的文化被最高法院要求在种族平等的基础上进行重建。难怪那些曾经的特权位置面临威胁的群体中间很快就出现了对于布朗案判决以及作出该判决的九位大法官的批评之声。
南方的白人政客，尽管有少数例外，都对布朗案判决进行了强烈声讨。在之后为人熟知的南方宣言中，九十六名南方参议员和众议员谴责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对于司法权力的明显滥用”，法官们在这些案件中“不具备作出此种决定的法律基础，承诺行使其赤裸裸的司法权却取而代之以个人对于既有法律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南方宣言的签署者起誓要“运用一切合法手段推翻这个和宪法相悖的判决”。 [13] 尽管签署者们并没有明确这些手段到底包含什么，但他们明确指出每个作出布朗案判决的大法官的行为都是违宪的。乔治亚州立法机关提出了一个执行该宣言的方法，即通过一项支持对最高法院全体法官进行弹劾的决议并号召南方六州加入进来。由乔治亚州的众议员议长和这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政党领袖提交的决议将布朗案的原告——有色人种联合会全国协会——描述为一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组织”。 [14]
南方的众多讲道坛和报纸社论版面也涌现出大量对于改变这已成惯例的社会秩序的指令的激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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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最高法院被来自普通公民们的批判信件所淹没。到1956年6月，在布朗案第二个判决宣布一年后，《纽约时报》如是报道：“我们的老读者们称他们从未见过像南方人寄给最高法院法官的这般满怀怨恨且粗俗不堪的信件，就因为最高法院判决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非法。 [15] ”受影响的地区对于抵制布朗案判决的呼声此起彼伏。意料之中的是，多数人都将怒火集中在种族改革的提倡人身上，也就是最高法院的领头人和这一棘手判决的作者——首席大法官沃伦身上。
尽管从布朗案的初步推理开始，最高法院的判决就不允许其他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继续存在，在这位新上任的首席大法官的领导下，最高法院也对其他有争议的事项作出了判决。在那些被视为美国人敌人的人是否拥有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这一问题上，沃伦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了风暴中心。美国对于共产主义渗透的恐惧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就有所彰显，而20世纪40年代末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大大加深了这种恐惧。这种所谓的红色恐惧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多次指控共产党人已经渗入了多个政府机构后达到了顶峰。人们试图揭发国内共产党人的行为持续引发各类法律案件，这些案件最终都来到了沃伦法院。
沃伦在最高法院的第一个开庭期就遇到了第五修正案中对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保护是否适用于证人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前的证词这一问题。由于庭上意见分歧较大，法院对此进行了第二次庭审，奎因诉美国案和埃姆斯帕克诉美国案最终都各自以7比2和6比3的法院判决意见，推翻了下级法院否定证人权利的判决。沃伦的多数意见以广阔的视角看待能够主张第五修正案中权利的程序。 [16] 在奎因案和埃姆斯帕克案的判决作出六个月后，参议院对麦卡锡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法院也首次坚定地表明了其将进一步约束国会内部寻找共产党人的行为的决心。
在1955年至1956年间，最高法院在宾夕法尼亚州诉尼尔森案（Pennsylvania v. Nelson） 中解决了一个问题，即根据《宾夕法尼亚州反煽动叛乱法》对一名公认的共产党人进行的定罪是否应让步于根据1940年宣布共产党非法的《史密斯法》提起的联邦起诉。 [17] 当沃伦给出的6比3多数意见书支持联邦权威的宪法至上原则，扰乱了一个更广泛的州法律时，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及《史密斯法》的作者霍华德·史密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O. Eastland）和参议员麦卡锡均谴责该判决削弱了反共产党人的努力。 [18] 宾夕法尼亚州诉尼尔森案激起了最大的火花，但这并不是在该开庭期间最高法院采取措施抑制反共运动作出的唯一判决。在斯洛科沃诉纽约市高等教育局（Slochower v. 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 of New York City ）一案中，最高法院禁止布鲁克林大学因其一名教授拒绝就1942年前的共产党员身份作证而解雇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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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至1957年末，法院更加广泛而有力地表明了其认为即便是被指称的共产党员也应享受宪法保护的观点。首先，法院不准许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禁止被指称的甚至已承认的前共产党人从事法律职业。施瓦尔诉新墨西哥州律师审查委员会会案（Schware v. Board of Bar Examiners of New Mexico ）解决了鲁道夫·施瓦尔案（Rudolph Schware），鲁道夫·史瓦兹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名退伍老兵，他寻求加入州律师公会，却因其在1932年至1940年间曾是共产党员并曾被逮捕但从未以“刑事工团主义”之罪名受审而被拒之门外。哥尼斯堡诉加州律师协会案（Konigsberg v. State Bar of California ）解决了拉斐尔·哥尼斯堡（Raphael Konigsberg）一案，拉斐尔·哥尼斯堡在申请加入州律师公会时拒绝回答关于共产党员的问题。 [20] 在1957年5月6日，最高法院基于在其成为共产党员之时，加入共产党这一行为并不违法的事实，一致同意裁定史瓦兹胜诉。 [21] 大法官们同样也支持了哥尼斯堡，尽管是以5比3的微弱差距胜出，因为部分法官对于其拒绝回答主考官的问题存在疑义。四周之后，在詹克斯诉美国（Jencks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克林顿·詹克斯（Clinton Jencks）作为国际矿工、磨坊工、冶炼工工会地方主席，因拒绝承认自己的共产主义关系，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递交虚假报告而被定罪，最终法院以8比1的结果判定其以非正当理由被剥夺了获得由受雇于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提供的报告，以至于对他不利的证人都受到有效的交叉询问。 [22]
詹克斯案的正当程序判决立刻激起了强烈反对。总统艾森豪威尔、总检察长布劳内尔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均在判决要求的联邦调查局文件开头表达了对这一判决的愤慨。克拉克法官在对本案的反对意见中引用了胡佛的警告，即詹克斯案的判决可能会给犯罪分子“一个翻找机密信息和重要国家机密的罗马假日”。在判决宣布后，这名位高权重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声称其将支持不起诉，而非打开机密文件。他立即开始游说国会采取行动阻止詹克斯案。三个月后，国会通过了加强关于刑事被告人要求查阅的文件的规则的立法。这一立法被视为对法院的谴责，这个法案事实上并未推翻詹克斯案的判决，但其呼吁打击一个证人的证词而非在未能出具相关文件时宣布审判无效。 [23] 尽管对该判决的反对呼声高涨，詹克斯案并没有引发可能伴随两周后在1957年6月17日那个周一作出的四个判决而产生的反应，这几个判决解决了所谓共产党人的权利问题。
所谓的“红色星期一”案件共同标志着沃伦法院支持据称的共产党人的公民权利的最有力声明。这四个单独宣告的判决一起，借用一位法学家的话来说，代表了“划时代的一天”。 [24] 其中一个案件是谢伟思诉杜勒斯（Service v. Dulles ）案，此案涉及一位名叫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的中国通高级外事专家，他被指控支持共产党并有危害国家的风险，国务院忠诚检验委员会和助理次卿均对其进行了调查并确认其无罪，然而他却遭到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解雇。法院一致裁定认为，这一解雇行为违反了保护国务院雇员不受未查明的不忠诚指控的程序新规则。当法院宣布解雇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的决定无效时引起了一众支持者的愤慨，他们认为中国在1949年转向共产主义是因为美国国务院中对于共产主义的支持，而非蒋介石和中国爱国主义者行动的结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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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各种反对起诉共产党人的判决让强硬的反共产主义者更为不安。沃金斯诉美国案（Watkins v. United States ）和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Sweezy v. New Hampshire ）挑战了联邦和州对共产主义的立法调查。约翰·T.沃金斯（John T. Watkins）是美国汽车公会的副主席，他坦率地讲述了他本人在过去和共产党人合作的经历，但却拒绝回答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公会中其他人的共产主义关系的问题。保罗·M.斯威齐（Paul M. Sweezy）是一所州大学的教授，在接受新罕布什尔州的州检察长路易斯·怀曼（Louis Wyman）经州立法委员会授权对其进行的调查时，他同样回答了路易斯·怀曼向他抛出的多数问题。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却拒绝回答与据称的新罕布什尔的共产主义进步党或其成员（据联邦调查局统计共有43人）相关的问题。沃金斯和斯威齐都主张这些问题不属于委员会的调查权限范围，并且因拒绝回答此类问题而发出的蔑视法庭的传票是无效的。最高法院在极大程度上同意此种主张。 [26] 叶茨诉美国（Yates v. United States ）一案的判决或许是“红色星期一”判决中最具戏剧性的一个，在该案中，法院推翻了根据《史密斯法》对于十四名共产党领导人的定罪，当场驳回了五个判决并要求重审另外九个案件。在查明单纯的党员身份并不构成组织阴谋以暴力方式推翻政权后，法院在审判叶茨案时推翻了其在1951年审判丹尼斯诉美国（Dennis v. United States ）一案时作出的党员身份是构成共谋罪的证据且可据此处刑的判决。 [27]
尽管“红色星期一”判决有其推崇者（《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评价最高法院“勇气可嘉”）， [28] 但直言不讳的反共产主义者也对其提出了强烈指责。在1957年于伦敦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ABA）大会期间，其共产主义特别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谴责最高法院借由判决协助共产主义事业。一年半以后，美国律师协会代表大会呼吁国会推翻法院的判决。沃伦当时也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大会，他以从律师协会辞职作为回应。 [29] 就参议院来看，詹姆斯·伊斯特兰和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对红色星期一判决嗤之以鼻，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更是号召对最高法院全体法官进行弹劾。据报道，众议院曾考虑过对部分议员作出弹劾决议，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30] 尽管这些努力都未造成任何后果，却确实是之后更为猛烈的攻击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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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最高法院开庭期内，沃伦和其同事继续贯彻他们在布朗案和“红色星期一”案件中明确的民权原则。他们确认了联邦废除种族隔离的权力 [31] 、改革刑事司法程序 [32] 、放宽对淫秽作品的限制 [33] 、禁止在公立学校祷告和诵读《圣经》 [34] 、坚持以“一人一票”原则重新划分选区并因此削减乡村保守党人的政治权利， [35] 并找到了一个政府无权入侵的与性相关的个人隐私区，这些举措都会进一步激怒保守党人。 [36] 尽管上述立场和法院的其他立场可能引起保守党人持续一个世纪的攻击，布朗案以后，尤其是“红色星期一”案件引发了那个年代对于司法弹劾的初步努力。民主党派对于最高法院判决的不满广泛发散，并迅速引发了采取行动阻挠法院的呼声。举例而言，1958年初波士顿的一位妇女在对其州的参议员的信中写道，“我强烈建议你努力去弹劾厄尔·沃伦和其他需要对通过‘詹克斯’和‘沃金斯’案的判决以及在‘废除种族隔离’判决中侵犯州权利而影响国家安全负责的联席大法官”。同时，她还要求废除“由共产党人挑起的联邦所得税”。 [37] 这封信的作者也许并不完全理解弹劾程序，因为参议院无权发起弹劾，但显然她已经准备好采取极端的方式。她对共产党人高度警惕，也视沃伦法院为其教唆者。该参议员迅速作出了冷漠但同样对弹劾缺乏了解的回复，他在信中指出，“弹劾程序违反了三权分立制度的基本完整性”。 [38] 然而，这一次信件交流确实预示着越来越多人呼吁对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进行弹劾，也预示着这些呼吁之声可能面临的政治阻力。
在“红色星期一”判决作出后不到一年，罗莎莉·戈登（Rosalie M. Gordon）在《和美国对立的九个男人：最高法院及其对美国自由的攻击》（Nine Men against America: The Supreme Court and Its Attack on American Liberties ）一书中猛烈抨击了沃伦和其同事。 [39] 戈登是“为美国的未来”这一保守党组织的稳定笔者，她对“红色星期一”判决进行了简单的阐释，警告世人最高法院正在保护共产党人在公立学校中教学，允许他们在不讨论具体计划的情况下谈论推翻美国政权的话题，允许他们加入律师公会，并庇护他们免于回答国会的问题。 [40] 她声称最高法院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支持者”富兰克林·罗斯福重新塑造，而任命的法官已由“淡粉色……转向了深红色”。 [41] 不仅如此，布朗案的判决忽视了由州控制教育的这一传统，并形成了一个确保“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此后将为州学校招生设立标准”的命令。 [42] 最后，沃伦法院在“红色星期一”判决中还进一步“彻底摧毁了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共产主义阴谋的防卫”。 [43] 戈登提议应通过弹劾现任大法官、对其继任者加以任期限制和多项约束，并且凭借通过一个宣告1937年后的所有最高法院判决无效的宪法修正案完全消除新政后法院的影响来扭转这一局面。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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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一家糖果公司的高管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H. W. Welch, Jr.）将戈登的观点纳入了他为自己准备组建的反共产主义组织所撰写的计划之中。在一个后来成为军事情报人员的传教士在中国遇害之后，他打算将这个组织命名为“约翰·伯奇协会”。韦尔奇声称约翰·伯奇是第一位在冷战期间遇难的美国人。戈登对于最高法院的描述和韦尔奇的观点恰好吻合，他认为一个迅速壮大的共产主义阴谋集团正在获得对美国政府的控制权。他采纳了戈登阻挠这一情况发生的计划。在之后的几年内，他采纳了戈登提出的首要任务作为辨别和招募约翰·伯奇协会成员的有效方式，即弹劾最高法院的全体成员，至少要弹劾首席大法官。
韦尔奇将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对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关注体现得淋漓尽致。和许许多多美国人一样，韦尔奇顽固地相信共产主义是准备改变美国人舒适的生活方式的狡猾敌人。他往往将蓄意阴谋视为每个令他难以接受的发展的唯一解释，他也因此反复将许多事情归咎于美国领导人拥有亲共产主义的倾向。有大量证据证明共产党在美国的力量非常微小、薄弱且时刻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韦尔奇不厌其烦地将其所有的精力、资源和在美国商业界的丰富人脉通通用于对抗他眼中已经发展完备，且即将接管美国的共产党。
许多美国人都对共产主义威胁产生了危机感，同样感到不安的还有诸如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理查德·尼克松、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等政客，比利·葛培理（Billy Graham）等基督教福音传教士以及一群发现反共产主义言论正在推动其议程的商界和文化界人物。 [45] 不少直言不讳的反共产主义者都声称，红色恐怖已经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在美国立稳脚跟。在他们眼里，任何拥护扩大新政社会福利或企业监管项目的人都是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联合国将扩展新政的影响，以建立一个集体主义的世界秩序。
韦尔奇成为了那个世纪最执着且热忱的反共产主义者之一，尽管这些特质在当时并不少见。他在19世纪最后一个月生于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农场。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后，他在美国海军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分别待了两年，最后定居波士顿。他在哥哥的詹姆斯·韦尔奇糖果制造公司工作了数年，担任销售和宣传部副总一职。他加入了激进的反新政全国制造商协会，并接连七年担任理事会成员，其中三年是区域副会长，两年作为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会长。通过教育咨询委员会，全国制造商协会花费了数百万的资金用于报纸广告和电台节目，以宣扬自由资本主义的真谛。韦尔奇还是经济教育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这个强硬的自由主义者群体成立于1946年，通过宣传手册、商人研讨会、向资金短缺的中学免费提供的保守党教材，以及一本企业家在订阅后可免费发放给其雇员、供应商和客户的名为《自由人》的杂志，以宣传自己的主张。 [46]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韦尔奇开始创办自己的刊物，包括两本反共产主义册子 [47] 和一本名为《美国舆论》的月刊杂志。同时，他也参与支持了其他保守派的行动，在1955年出资1000美金帮助威廉·F.小巴克利将其《国民评论》传播到大街小巷。作为罗伯特·塔夫（Robert Taft）竞选总统和麦卡锡对共产党人颠覆政权活动进行调查的殷切支持者，在这两个活动均告失败后，韦尔奇倍感失望。1957年1月，在“红色星期一”出现的五个月前，他辞去了在公司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反共产主义事业中。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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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用1957年和1958年两年时间进一步阐述和完善他的想法与计划。当最高法院宣布判决以及参议员麦卡锡在几个月之后去世，他愈发感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正在加剧。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一本供内部传阅的如书一般厚的手稿，有人将其称之为《黑皮书》（The Black Book ），这份手稿在几年后经过修订以《政客》（The Politician ）之名出版。他在原著中提到，“我坚定地相信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位忠诚且有意识的代理人，我收集了广泛且确凿的详细证据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我对此毫不怀疑”。 [49] 若总统当真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那么可想而知他任命的首席大法官也必定如此。
1958年12月9日，罗伯特·韦尔奇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集了十一位主要来自中西部的且和他有共鸣的人，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想法并组建了约翰·伯奇协会。在两天的时间内，他对于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进行了详尽的评估。韦尔奇在一开始就宣称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内已经根深蒂固，共产主义的扩张远远超过大众的认知。他谴责艾森豪威尔政权削弱了国家的防卫，也“大规模且有组织地打击了我们的官员和士兵的士气”。 [50] 有人宣称，自最高法院阻挠麦卡锡曝光共产主义行动的努力以来，在不受约束的美国“至少有三十起重大的共产主义间谍活动拉响警报”，韦尔奇将这归咎于未具名的当局。他也重复了罗莎莉·戈登的看法，声称“凭借最高法院的判决，许多已知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又重新恢复了他们在我们联邦政府内的职位”， [51] 这种说法严重夸大了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恢复职位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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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认为破坏美国的阴谋在进一步扩大。他断言，共产主义者长久以来都在鼓吹黑人民权以寻求在美国挑起内战。“这都在他们的计划之内”，他说，“长期小心翼翼地采用狡猾计谋逐步开展行动，激起南方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仇恨，这些内乱的小火苗将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后果。之后他们可以煽动并将这些小火苗汇聚到一起，形成内战这一场大型火灾。”他认为民权只不过是共产主义者在南方制造麻烦的口号。 [52] 以此可以明显看到韦尔奇自身对于美国种族关系革命缺乏同情。
韦尔奇最关心的是他口中的“集体主义毒瘤”，这是共产主义固有的一种态度，但又远不止如此，集体主义支持政府为人们做他们应当为自己做的事。 [53] 若不是因为他是约翰·伯奇协会的权威领导人，我们很容易就能给韦尔奇打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这种领导风格的自我辩护让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主义。但自相矛盾的是，韦尔奇认为只有中央集权控制才能使一个社会有效应对集体主义带来的挑战。他坚持认为“所谓的民主进程”在约翰·伯奇协会的事务中一无是处，他也准备好行使权威以防共产主义渗透者们破坏这一成果。 [54] 1958年12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当在场的诸位同意担任协会的理事时，韦尔奇和他的同伴们就接受了这一方法。因此，可以说约翰·伯奇协会是一个反映韦尔奇个人信仰并扩大其自身影响力的组织。
为了在美国发动反共产主义的战争，摧毁“目前称之为联合国的共产国际”、将政府权力缩至最小并促进个人责任感，韦尔奇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约翰·伯奇协会应从最初创建时的10—20人的地方分会最终扩大至拥有100万名成员的全国性组织。 [55] 每4—8个分会的领导人、区长和全国理事会最终都须向韦尔奇本人，或按照他更喜欢的说法，“创始人”汇报。他认为，地区分会在赢得公众舆论支持方面至关重要。
韦尔奇对其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同僚们说，他欣赏共产主义者招募广泛支持者、建立各种主题的前线组织的策略。他提议采用相同的方法：有了请愿“弹劾厄尔·沃伦”这样的前线组织后（并且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可以在信笺上端列出上百个来自南方和北方的杰出领导人的名字）……有了这些和以后将会出现的新前线组织，我们在攻击共产主义者时——或个人、或机构、或为共产主义者提供援助和方便的运动——可以防止整个前线运动开展地像过去那样片面。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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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8年12月，韦尔奇心中已经形成了弹劾沃伦的清晰计划，这不仅有其自身的价值，还是推进韦尔奇更大宏图的一个工具。不论弹劾这位首席大法官是否为一个现实的政治目标，它都将成为招募和韦尔奇拥有相同基本信念的成员的方式。除此之外，韦尔奇也认为这项运动能够让社会上的基层人民都参与进来。尤其是，为弹劾请愿书收集签名能够以更有利的方式利用当地工人们的时间和精力。 [57]
即使对首席大法官的弹劾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对沃伦的这项运动也的确激励了约翰·伯奇协会的发展。韦尔奇最初的那个印第安纳波利斯团体以及不久之后聘任的一名实地协调人不断地在全国各地的小型集会上传播韦尔奇的言论。这些成员们的热情邀约吸引了一帮新会员的加入，他们都心甘情愿地向协会支付月费，男人每月2美元，女人1美元。该协会宣称自己在四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共计招募了4万名缴纳会费的会员，尽管由于其坚持要保持成员名单的机密性，并无从考证这一数字是否真实。约翰·伯奇协会最终雇用了220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75名实地协调人员，每年的运营预算为500万美元。下级组织的发展均受到严格的管理。当一个分会的会员数达到20人后，其又会被分割为几个小分会，这样才能保证每个成员具有强烈的个人参与感。南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成员数量最多。 [58]
加入约翰·伯奇协会的到底是哪些人呢？经对协会非领导层的五十名加利福尼亚的会员进行随机采访后发现，这一群体竟然以青年人为主。多数人都介于30至6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4岁。这些受访者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四分之一的人拥有高中学历，另外四分之一的人在大学待了一或两年，30%的人具有文学学士或理学学士学位，且16%的人正在接受研究生学习或已经获得硕士学位。大多数女性都为家庭妇女，而多数男性则是白领。家庭收入相对较高。几乎90%的人声称已有宗教信仰，其中半数人是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中少有人加入其他的非宗教组织。在进行这一调查的政治学家看来，约翰·伯奇协会的会员基本上是那些富裕的、不关心政治的人，他们感受到了国内外动荡的威胁、反对政府的扩张且接受了韦尔奇的共产主义阴谋论，尤其是将联合国和美国最高法院视为集体主义代理人的观点。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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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被招募入会，协会会员们每月都会收到一份《韦尔奇简报》（Welch's Bulletin ）。许多人还会参加每月的分会会议，在会上，讲演者以及电影屏幕都会大力宣扬韦尔奇的言论，鼓励与会者采取个人行动推进这一事业。1960年9月，韦尔奇号召推翻当地的家长教师联合会。 [60] 1961年1月的简报中建议读者向其国会议员写信，敦促他们弹劾厄尔·沃伦，韦尔奇还在简报中宣称，只要大家坚持不懈地要求，这项运动就可以在本次国会会议上获得成功，他还指出这“会对所有可能破坏我们宪法的人发出强有力的警告”。 [61] 随之而来的大量信件引起了国会的关注，并首次将约翰·伯奇协会带入了大规模媒体的视野。 [62]
加州奥兰治县为约翰·伯奇协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最为肥沃的土壤。这个位于洛杉矶南部的地区和该协会蓬勃发展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得州达拉斯和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有诸多共同点。奥兰治县曾是人烟稀少的牧场和农场区，在二战期间及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经济在军事基地、国防工程承包商以及在因迅速到来的大量白人、新教徒、中西部人和新中产阶级而出现的建造业和服务业的基础上得到蓬勃发展。迅猛强劲的发展超出了当时社会领袖的控制，于是控制权落入了为商业利益和军事利益新来到这里的人手中。奥兰治县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了日渐富裕、迎来战后“婴儿潮”的乡村文化的典范，这一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单户住宅大量出现，社区生活以学校和保守新教教堂为中心展开。 [63]
坚定的个人主义、对新教的虔诚信仰以及对远方的华盛顿特区和其集权的“集体主义”的憎恨，全都深深植根于奥兰治县的文化中。受传教士和当地报纸所载报道的影响，人们开始普遍担心国内共产主义。反共产主义者在1961年运动的成功中找到了一条出路，这项运动使人们想起了三位曾经批判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阿纳海姆市学校董事会成员。在这一大环境下，约翰·伯奇协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因为其使那些关心此事的男人女人，其中很多是经朋友和家人介绍加入协会的医生、工程师、经理和小企业主，在他们自己家里、社区里和与其背景相似的人相识，感觉他们正在共同和共产主义战斗。到1962年底，约翰·伯奇协会在圣塔安娜市、阿纳海姆市、科斯塔梅萨市、加登格罗夫和新港海滩分别拥有8个、5个、5个、3个和5个分会。整个奥兰治县共计有38个分会，会员人数预计超过800人。尽管约翰·伯奇协会仅代表奥兰治县7万人口中的最极端的一部分，但其组织和言论却为除会员外更广泛的人群所知晓。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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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夏天，约翰·伯奇协会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芝加哥、密尔沃基和波士顿的大型城市日报都对这个在其发行区域内设立了分会的协会进行了长篇报道。这些报道不仅根据俯拾皆是的《蓝皮书》——韦尔奇于1958年12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所作演讲的印刷版本中的内容对该协会进行了介绍，还重点提到了韦尔奇在私下传阅的手稿，人们通常称这份手稿为《政客》或《黑皮书》，该报道还强调了这本书中对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其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其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均为共产主义代理人的指控。相较而言，很少有报道关注约翰·伯奇协会的议程，尽管弹劾沃伦被赫然列在目标之中。 [65]
1961年1月，韦尔奇在当月的会员简报中用所有篇幅推出了一个反对首席大法官沃伦的公开声讨活动。这位约翰·伯奇协会的领导人指出，根据联邦法官“在职期间应当保持品行良好”这一宪法条款，有正当理由对沃伦进行弹劾。按照韦尔奇的主张，沃伦违背了其要支持并维护宪法的誓言，因此没有践行良好品行。他敦促会员们致信国会议员，强烈要求弹劾沃伦。 [66] 至此，这位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突然变得众所周知。
国会办公室开始上报一大批要求对首席大法官采取行动的信件。比如，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议员就收到了大量反对沃伦的信件，它们由不同的人撰写而成，且通常为手写，寄信人来自加州、伊利诺伊、密西西比和得州各地，但没有一封是来自其自己州的选民的。这些写信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约翰·伯奇协会的一员，但却在信中使用了韦尔奇曾经鼓励会员向国会施加压力的论据。这些信件通常都采用巧妙的语言和坚定的语气反复宣称，由于沃伦作出了有利于共产主义原则和共产党员的判决，他违反了宪法中要求司法人员“品行良好”的规定。得克萨斯的一名妇女则关注“红色星期一”和废除种族隔离的判决，声称这些判决“为破坏我国、为共产主义阴谋征服和奴役我国人民扫除了障碍”。还有一个人在信中强调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沃伦的弹劾“不仅可取，而且势在必行”。 [67]
短短几周内，关于约翰·伯奇协会的负面报道接踵而至。《洛杉矶时报》在1961年3月初刊登了由调查记者金·布莱克（Gene Blake）撰写的关于该协会的系列文章，这篇系列文章由五部分组成，最后以一篇出自该报刊保守派出版人奥蒂斯·钱德勒（Otis Chandler）之手的言辞犀利的谴责性社论总结收尾。钱德勒称该协会的阴谋论和诽谤战术“会激起不信任并且激化矛盾，还［可能］削弱强大的保守主义判例”。 [68] 《时代周刊》在3月10日发表了一篇高度批判的文章，《国家杂志》紧随其后，在3月11日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并在日后又刊登了几篇。 [69] 《芝加哥论坛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沃尔特·特洛汉（Walter Trohan）试图进行辩驳，却引起了人们对于韦尔奇一些最极端的想法的关注。 [70] 4月1日，一向严肃的《纽约时报》在其头版刊登了一则关于约翰·伯奇协会的报道，证明该组织确实已经崭露头角。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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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10日出版的《新共和》杂志对该协会表示了鄙视，但它也总结道，“尽管约翰·伯奇协会令人厌恶（你也可以称它为愚蠢的），但还是不免会有鲁莽之徒宣称它会危及共和国”。《新共和》反对开展国会调查的提议，认为探讨一个民间组织的想法和行动并无意义。该杂志主张应由报刊和公众舆论来对该协会进行评判。 [72] 该杂志在后一个月通过刊登两篇贬低该协会的文章阐释了自己的看法。持续不断的批评声还在继续。
约翰·伯奇协会关于废除联邦收入税和“美国退出联合国”的运动也得到了一些关注，但关注度远不如弹劾厄尔·沃伦的行动高。呼吁人们关注弹劾运动使得媒体和政治伙伴以及敌人了解到该协会的核心理念，即一个共产主义阴谋正在美国政府中酝酿，必须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阴谋的发生。支持者和批判者们均无法对首席大法官的大头照和“要求弹劾厄尔·沃伦”这一标题视而不见。 [73] 下方的文字包含了韦尔奇对沃伦的一连串谴责，他将沃伦描述为“一个危险的颠覆分子，一个显而易见的共产党拥护者以及……强制性种族混合的疯狂鼓动人……希望出力将他绳之以法的人应该联系国会议员，敦促议员们以叛国罪为名弹劾他”。 [74]
在1961年的沃伦弹劾运动进行了两个月之后，韦尔奇在约翰·伯奇协会的会员们面前承认，“将沃伦逐出华盛顿可能跟把赫鲁晓夫赶出克里姆林宫一样困难”。 [75] 然而，即便是协会领导人这番清醒的评价也没有让他那群深受鼓舞的信徒们气馁。弗吉尼亚的实地协调人布立登·巴伦（Bryton Barron）是一位从国务院退休的历史学家，他在一个月后宣称，一项要求弹劾沃伦的大规模写信运动正在继续，因为首席大法官“自加入最高法院后，将92%的时间都用于支持共产主义者和颠覆政府的活动”。 [76]
约翰·伯奇协会的会员们继续写信，散布批判言论、散发请愿书并树立支持弹劾首席大法官的告示牌。然而，上述这些并不是他们采用的唯一策略。1961年7月，当沃伦为发表餐后演说抵达洛杉矶时，他在机场遭到了四十五名手持“沃伦：社会名流还是社会主义者”和“弹劾厄尔·沃伦”标牌的约翰·伯奇协会抗议者的围堵。 [77] 8月，当他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发表演说期间，韦尔奇在基督教十字军[其领袖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师是该协会理事会的一员]的一个大会上宣布，约翰·伯奇协会将面向全国所有大学生举办一个作文竞赛。写出弹劾首席大法官的理由的最佳文章的获胜者将赢得1000美金，后八名参赛选手将获得100至500美元的奖励。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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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写了那么多文章和信件，也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弹劾大法官的请愿书，众议院依旧没有作出任何弹劾决议。由于各大媒体对于该协会的关注和重视，加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罗斯洛特（John Rousselot）和埃德加·W.希斯顿（Edgar W. Hiestand）承认自己也是协会的会员。这两人近期刚当选成为国会议员，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基于其公开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尽管韦尔奇的弹劾运动可能要持续好几年，但实际上对这场运动的丧钟已经鸣响，因为就连罗斯洛特和希斯顿也不愿意朝众议院的议案箱里递交一份弹劾议案以反抗消极应对弹劾运动的趋势。
会员们在和韦尔奇通信时表示，他们为在推进弹劾沃伦运动中所面临的困难倍感困扰。一些人抱怨罗莎莉·戈登的书太过冗长且昂贵，不适合用来吸引信徒，他们试图寻找一个小册子来言简意赅地阐明约翰·伯奇协会的弹劾观点，但是失败了。一些人倾向于其他目标，例如，弹劾整个最高法院、美国脱离联合国或弹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肯尼迪总统。但仍有一部分人为这一弹劾运动引起的负面影响感到苦恼，他们不悦地表示，只要他们一提到弹劾沃伦，就会被认为是约翰·伯奇协会的一员，人们就会对其产生戒备心理。对于弹劾沃伦的重要性的怀疑，更不要提解释和证明的问题，逐渐磨灭了每个忠诚会员的热忱。 [79] 这个协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尽管它还在继续收集人们在弹劾沃伦的请愿书上的签名，但他们留在韦尔奇设立在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市的大本营，不再继续向国会要求采取行动了。 [80] 约翰·伯奇协会在弹劾厄尔·沃伦的运动中花费的努力和资源并没有达到韦尔奇期待的效果。从大众角度看，弹劾首席大法官的要求对于大多数知情的美国人而言似乎是荒诞可笑的。这个协会发起弹劾运动的理由仅仅基于沃伦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分子这一站不住脚的主张。对布朗案和“红色星期一”判决提出质疑的观点可能还会引起更多的共鸣，尽管这些判决还远远谈不上是重罪或轻罪。几乎没有一家主流媒体曾接触过弹劾，也因此无法就事论事地评价该协会发起的弹劾号召。新闻报道很快就将弹劾及其支持者打上了“极端分子”的标签。约翰·伯奇协会也被冠上了“狂热主义者”的名号。然而，最终证明对该协会和其弹劾运动至关重要的却是那些对该协会敬而远之的、政治上活跃的保守派人士所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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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伯奇协会只不过是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展起来的新保守激进主义的表现之一。在参议员塔夫去世以及参议员麦卡锡爆出丑闻后，诞生了一代新的保守派人士。其中一些人致力于激进的反共产主义行动，而另一些人则更为关注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议程，即限制政府的经济监管、福利项目和社会改革。这一群体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或许不可避免。 [81]
当时出现的一位最具影响力的年轻保守派是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他是一位坐拥百万资产的石油大亨的大儿子，在26岁时出版了《耶鲁的上帝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 ）一书，他在书中对自由主义和其母校对宗教漠不关心的态度进行了攻击。在中情局驻墨西哥情报站工作了一年后，巴克利撰写了一本为麦卡锡辩护的书，同时开始在《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 ）杂志担任编辑一职。1955年，时年30岁的巴克利创办了他自己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在他的编辑下，该杂志很快成为了表达保守派政治观点的一个重要平台。巴克利在1957年聘任威廉·拉什（William Rusher）为《国家评论》的发行人，他是一名毕业于哈佛的律师，同时担任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的顾问， [82] 还是一位年轻的共和党领袖。此二人共事超过三十年，一起推进保守派运动。 [83]
巴克利和拉什致力于发起一项政治运动，旨在让保守派首先控制共和党，其次再控制整个美国政府。和许多其他保守派人士一样，他们也对艾森豪威尔支持新政项目和联邦权威表示不满，而且他们不信任他的准接班人理查德·尼克松，他们认为他贪图私利、不值得信赖。巴克利和拉什也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是替代尼克松的一个不错的保守派人选。在前圣母大学法学院院长克拉伦斯·马尼恩（Clarence Manion）的带领下，隶属共和党的约翰·伯奇协会的一群人发起了提名戈德华特为196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尝试，但是没有成功。 [84] 当尼克松在之后的大选中落败后，拉什首先站出来开始严密策划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总统提名。 [85] 巴克利和拉什很快就产生了相同的顾虑，担心共和党温和派和美国的选民们可能无法分辨戈德华特的保守主义与约翰·伯奇协会极端的观点和阴谋论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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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巴克利和拉什都十分支持彼此的努力。二人在1954年经他们共同的出版商亨利·勒涅里（Henry Regnery）介绍而相识。韦尔奇在1955年和1957年相继向《国家评论》提供了1000美金的资助，而巴克利在波士顿和他会面后，于1958年6月致信韦尔奇，“我始终确信我们在本质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如今我已经明确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之间的区别不过在于侧重点不同”。 [86] 然而，当韦尔奇交给巴克利一份其中宣称艾森豪威尔是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者的《政客》的早期手稿后，巴克利在一个月后将其寄还给韦尔奇，且未予置评。 [87] 巴克利在之后与韦尔奇的交流中称，他认为韦尔奇“对于美国面临的难题的根源做出的设想是错误且具有误导性的”。 [88] 尽管如此，两人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也吸收了一些相同的资助人。 [89] 然而，到了1961年，巴克利却开始将韦尔奇视为保守派政治运动发展的一个阻碍。
当约翰·伯奇协会在1961年3月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时，巴克利试图让自己和自己的杂志与之保持距离。尽管之前巴克利和韦尔奇在私下有过分歧，要说公开之举，他最多也只是在1959年刊登了一篇尤金·莱昂斯写的文章，那篇文章对韦尔奇认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 ）是实实在在的亲共产主义阴谋这一论断进行了讽刺。（巴克利本人告诉韦尔奇，他认为韦尔奇对于《日瓦戈医生》的解读是“荒唐”的。） [90] 《国家评论》的编委会，尤其是拉什，担心巴克利可能会疏远那些属于约翰·伯奇协会但并不完全支持韦尔奇观点的订阅人和其他保守派人士。 [91] 然而，巴克利在1961年4月带着他对韦尔奇的批判作品对其进行了公开谴责。
在放弃了先前写的言辞更为犀利的草稿后，巴克利最终用了两页半的篇幅在《国家评论》社论版讨论了约翰·伯奇协会，对读者提出的关于该协会近期在新闻界引起轰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解答。在回答其中一条试图对约翰·伯奇协会会员区别对待的问题时，巴克利明确表示自己不赞同韦尔奇关于“美国政府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阴谋的有效控制之下”的理念。巴克利对约翰·伯奇协会的会员们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善意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们甚至都不知道韦尔奇私下对艾森豪威尔和对他本人的看法，韦尔奇对于阴谋论的推理是遭到巴克利鄙视的。与此同时，巴克利也缓和了对约翰·伯奇协会领导人的直接批判，他总结道，“有部分媒体正在利用罗伯特·韦尔奇的错误结论谴责美国整个右翼群体”。 [92] 几天后，这位《国家评论》的编辑在对圣约翰大学的听众发表演讲时指出，他希望约翰·伯奇协会可以由韦尔奇之外的人掌管。 [93]
五个月后，巴克利在他的杂志头版中发起了首个约翰·伯奇协会倡议。这篇文章名为《我们该弹劾厄尔·沃伦吗？》，作者是律师兼巴克利的妹夫L.布伦特·博泽尔（L. Brent Bozell），他以“从公正的角度看，厄尔·沃伦是一个糟糕的首席大法官”一句开篇。然而博泽尔在下文中却指出弹劾既不可行，也不合适。他指出，沃伦从未犯下任何刑事罪行，蔡斯案和约翰逊案的判决已经证明因政治观点而弹劾是行不通的，而且真正的问题在于最高法院多数派，而非沃伦一个人。博泽尔建议国会采取行动限制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并且对需要处理的法官予以谴责。该文代表那些对沃伦法院不满的保守派对司法机关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同时它也发现韦尔奇的推断存在缺陷，会进一步影响该协会的弹劾运动。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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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运动持续受到一种印象的影响，那就是这位候选人和罗伯特·韦尔奇的关系不一般，这种印象并非完全错误。在约翰·伯奇协会成立大会上强烈谴责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之后，韦尔奇宣称“我非常了解巴里”，并且承认自己资助了他近期重新竞选参议员的活动。韦尔奇评价戈德华特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韦尔奇还继续指出：“我很乐意看到他成为美国总统，也许将来会有这么一天的。” [95]
当约翰·伯奇协会在1961年初获得媒体高度关注的时候，戈德华特本人拒绝公开声讨韦尔奇。他在私下似乎十分关心此事，但态度谨慎，他向巴克利暗示说他们“决定先静观其变” [96] 。八个月后，戈德华特愿意在全国广播公司的“面对媒体”（Meet the Press ）节目上告诉大家，比起偏右的极端主义，他更担心偏左的极端主义。他试图撇清和约翰·伯奇协会的关系，但似乎取得了相反的效果，这位参议员说道：“我已经说了很多次，我只为伯奇协会的一个组织发言，这个团体也是我在家乡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时候偶然知道的。” [97] 在全国媒体的关注下，戈德华特给人留下了一个他对约翰·伯奇协会表示同情的印象，即使他事实上并没有加入这个协会。
1962年1月，巴克利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花了两天时间鼓励戈德华特去竞选总统。这位编辑试图说服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相信韦尔奇会对保守派的事业构成威胁。 [98] 戈德华特坚持他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尽管韦尔奇本人可能带来麻烦，但仍应该欢迎约翰·伯奇协会的会员们加入保守派事业。他衷心地希望避免公开的对抗。 [99] 然而，巴克利很快就不再采取温和态度，在他下一篇谴责韦尔奇的文章中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对他的蔑视。他觉得约翰·伯奇协会持续的高曝光度为其他保守派人士蒙上了阴影，把他们包围在其极端的形象之中。因此1962年2月，巴克利在《国家评论》上用了超过五页纸的篇幅声讨了韦尔奇，并呼吁大家“出于对真理和国家的热爱抵制他的错误建议”。 [100]
巴克利在1962年2月的社论中指出，韦尔奇本人预计约翰·伯奇协会需要一百万会员来制造有效的政治压力。然而，“即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力宣传后，这种宣传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韦尔奇先生的无节制发言，［它才招募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会员，和弹劾厄尔·沃伦的运动一样进展缓慢，从韦尔奇先生一开始发起那项错误的运动到现在，沃伦还没有遭到弹劾。韦尔奇先生很可能会带领激进的保守派行动偏离轨道，最终一无所获”。 [101] 没过多久《时代周刊》就注意到了巴克利对于约翰·伯奇协会创始人的胡乱推理和阴谋论的谴责，并将其报道至更广泛的读者群，其以自己特有的犀利风格将韦尔奇称之为“退休的太妃糖拉伸器（Taffy-Puller）”。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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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应《国家评论》上刊登的一封信函时，戈德华特应和了巴克利对韦尔奇的批判之词，并且要求约翰·伯奇协会领导人辞职。 [103] 然而，他拒绝进一步撇清自己和约翰·伯奇协会的关系。这一立场和尼克松在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长初选中发表的对该协会全面谴责的言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场州长初选中，尼克松的对手是约翰·伯奇协会的会员乔·希尔（Joe Shell）。尼克松在初选中胜出，但未能赢得随后的大选，这使得戈德华特确信疏远这一协会并无益处。 [104] 联合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在1963年11月推出了一个名为“戈德华特和他伯奇协会的朋友”的专栏，在其中强调了戈德华特与约翰·伯奇协会持续进展的关系。皮尔森呼吁人们关注韦尔奇资助戈德华特1958年竞选活动一事，通过指出戈德华特1959年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发表演说时将厄尔·沃伦称之为“一个无资格领导最高法院的社会主义者”，他进一步展示了两人之间的联系。 [105] 戈德华特和巴克利试图区分韦尔奇和约翰·伯奇协会会员的努力并没有打动皮尔森。
约翰·伯奇协会势力最强的加州在提名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中成为了一个关键战场。尽管他的自由共和党对手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以戈德华特拒绝否定约翰·伯奇协会而对其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戈德华特还是以微弱之差赢得了竞争，获得了来自协会会员聚集且活跃的该州南部的大力支持。 [106] 戈德华特在选举中获胜无疑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关于约翰·伯奇协会是其保守派同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想法。一个月后，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在旧金山接受了共和党的提名，当时他说了一句日后成为其整个总统竞选活动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话，“我想提醒在座各位的是，在捍卫自由的过程中出现的极端主义绝不是恶行！”这个声明使公众更加肯定了戈德华特与约翰·伯奇协会会员及其计划的联系。
民主党在1964年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党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领导下愈来愈受欢迎，但同时也暗示着大部分选民对戈德华特的戒备之心。这位共和党候选人与约翰·伯奇协会的关系是巨大的隐患，尤其是他还试图在其保守派基础之外赢得选民支持。这一行为导致1964年大选结果的民意调查显示许多心灰意冷的保守派人士很快就对韦尔奇、约翰·伯奇协会和他们的荒诞计划中最明显的部分一起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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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巴克利在《国家评论》上开辟了一个名为“约翰·伯奇协会及其保守派运动”的专题版块。这一版块列出了韦尔奇自撰写《政客》以来的一系列极端言论，巴克利本人也对约翰·伯奇协会会员继续为韦尔奇辩解表达了失望。他总结说，除非这些会员否认韦尔奇，否则就认为他们支持他的观点。巴克利作出了以下三个论断：
首先，韦尔奇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反，他的这些观点变得更加激进。其次，这个协会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来压制韦尔奇发声，也没有免除他的协会领导人身份。第三个论断是，韦尔奇成功地影响了他的会员们，使其对他最初在《政客》中提出的那些超现实言论深信不疑，而且随着会员们越来越相信韦尔奇的分析，这就不再是有效的反共产主义行动了。 [107]
在《国家评论》的另外两名编辑加入到批判韦尔奇的“阴谋论”队伍中之后，巴克利称，“以罗伯特·韦尔奇为首的约翰·伯奇协会是保守派和反共产主义事业的巨大妨碍”。 [108]
虽然现在为时已晚，无法为其政治生涯助益，但戈德华特还是加入了《国家评论》，在作为专题版块一部分出版的一份声明中对约翰·伯奇协会进行了谴责。他写道，韦尔奇加剧了这个组织的问题，“因为其领导人的言论基本上是错误的、欠考虑的而且他会时不时发脾气”。 [109] 20世纪60年代保守派运动毋庸置疑的领军人对约翰·伯奇协会领导人的这番贬低大大动摇了这一协会的地位，尽管还没有将其彻底摧毁。
疯狂的韦尔奇一度没有放弃他弹劾沃伦的执念。1965年末，他宣布约翰·伯奇协会将分发一套文件材料，其中包括戈登的《和美国对立的九个男人》一书、密西西比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约翰·伯奇协会领导人及前美国国税局长官T.科尔曼·安德烈斯（T. Coleman Andres）和韦尔奇本人的演讲稿。韦尔奇将这套“弹劾沃伦学习包”定价为1美元。 [110] 一年多后，他声称和他目前设想的弹劾运动相比，弹劾沃伦运动在之前成为了一个相对低调的“教育”活动，现在他打算聘用80名实地协调人来推进这项运动。考虑到保守派在1966年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他预计弹劾运动在1968年前成功的胜算“或许为1∶2或者1∶3，但绝非没有可能”。 [111] 然而，韦尔奇在九个月后承认，弹劾请愿行动获得的公民支持寥寥无几，因此这项反对沃伦的运动正在被放弃。 [112]
随着弹劾运动濒临结束，约翰·伯奇协会也开始逐渐衰亡。韦尔奇打赌巴克利是一位“错误的保守派领导人，受到了虚荣心、野心和贪婪本性的驱动，试图在他自称反对的组织中谋求一席之地”，但这都无济于事。 [113] 在保守主义于1968年后蓬勃发展时，韦尔奇已经遭到了边缘化。回想起来，由巴克利带头、最终戈德华特也一并加入的将韦尔奇驱逐至保守派运动之外的行动给了弹劾沃伦运动以致命的打击。随着韦尔奇被越来越多的人描述为极端组织的一个代表，由他发动的弹劾运动以及事实上对弹劾这一武器本身的运动也被打上了疯狂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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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厄尔·沃伦受到对其发起的弹劾运动的任何影响。大多数时候，他都用冷幽默回应此事。当加利福尼亚的一位议员写信给他诉说他看到的“弹劾厄尔·沃伦”的标牌一事时，这位首席大法官如是回复道：
再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标牌上，让我感觉自己又重回了政坛。不过我本人并不在意这些，因为正如你所知，在加利福尼亚一直都有类似约翰· 伯奇协会的组织，这些年我早已习惯他们的各项行动。若是不以这种方式发泄怨气，他们就会采用其他的方式。因此，每个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陷入困境的人都必须接受马克· 吐温的理论，那就是“身上有几只跳蚤对狗来说是好事”。 [114]
不过，这位首席大法官也对律师协会和那些谴责约翰·伯奇协会并对其表示支持的撰稿人表达了感谢。但他拒绝对这个协会本身作进一步的评价。 [115]
沃伦一直拿这个试图把他从最高法院赶下台的运动提醒自己。在他的首席大法官正式委任状正上方，他挂上了镶在相框里的1964年出版的《纽约客》里的一幅讽刺画。该讽刺画仿效经典的《惠斯勒的母亲》，展现了一个背靠摇椅的老妇人正在完成一幅刺绣作品，上面赫然写着“弹劾厄尔·沃伦”几个大字。一位传记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沃伦认为这幅漫画很有趣，但也可以想见这位冷静而又严肃的法官用它时刻提醒自己肩上的责任。 [116]
约翰·伯奇协会的弹劾运动对沃伦本人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一点可以从他在该运动开始后作出的司法判决中找到证明。这位大法官因他在20世纪50年代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作出的进步的宪法解释而名声大噪，在20世纪60年代备受攻击的时候，他依然坚定不移地捍卫并稳步扩大这一法理的影响。沃伦在审判一大批案件时继续采用布朗案的倡议，以保障少数族裔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从“红色星期一”判决中被指称的共产主义者到被指控犯下刑事罪行的个人，他基于无理搜查、无法律代理人或警方的不当讯问等理由，帮助扩大被告人的权利，使其获得公平的司法待遇。通过按照“一人一票”原则重新划分选区，沃伦又朝着他认为的法律的平等保护的目标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些案件中判决禁止在校园里祷告和诵读《圣经》，主张对宗教信仰和无信仰的平等保护，尽管这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他支持个人保留自己的个人隐私区，包括但不限于和性行为相关的事项。所有上述这些判决以及沃伦在其最高法院剩下的任期内所作的其他判决均没有表现出弹劾运动对他的判决主旨有丝毫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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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约翰·伯奇协会的弹劾运动没有改变最高法院在20世纪60年代的裁判方向，但其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要求弹劾沃伦的广告标牌、大字报、请愿书、信件和演说使公众重新意识到这个可以开除不尽人意的联邦官员的宪法工具的存在。一个几近被人遗忘的宪法条款又再一次成为了公开讨论的对象。“弹劾”一词再次被纳入政治词汇之中，它也将不可避免地和那些除了无懈可击的首席大法官之外的名字联系到一起。
最高法院的其他几名法官也感受到了弹劾沃伦运动引起的反响。在1973年11月举行的庆祝其打破史蒂芬·菲尔德大法官的记录，成为最高法院任职最久的成员的午餐会上，威廉·道格拉斯法官回忆了在对一本书进行调研时走访得克萨斯州的心酸经历。“我亲眼看到那些赫然写着‘弹劾厄尔·沃伦’字样的标牌，我当时心情非常难过，希望它们都能倒下，”道格拉斯说，随后，他沮丧地补充道，“当首席大法官沃伦退休的时候，它们终于倒下了——我立刻就后悔了。因为其他名字取代了他的位置，危机仍在继续。”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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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开始感到不适的同时，韦尔奇发起的运动的性质也促使弹劾在公众心中仅仅成为了一个用于政治攻击的荒诞而无效的形式，一个古怪、极端且难以实现的宪法程序。首席大法官的批评者们不止一次地表示其对这种宪法程序的不信任，“厄尔·沃伦不该被弹劾，他应该被处以绞刑”。 [118] 把“弹劾”一词重新带回公众话语是一个小成就。恢复弹劾作为实用的宪法工具的这一身份需要和约翰·伯奇协会发起的弹劾首席大法官的运动截然不同的环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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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ohn Herbers, “Races Far Apart in Carolina City，”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20, 1963； “Two Kinds of Publicity，” Washington Post , March 18, 1963.
[2] Bill Gold, “The District Line，” Washington Post , March 2, 1962； Richard L. Strout, “Supreme Court Pictur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June 21, 1963； Russell Baker, “Observer，” New York Times , July 9, 1964.
[3] Claude Sitton, “Warren Asks Modern View of Law，”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February 13, 1963； Joseph H. Baird, “South Greets Warre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February 14, 1963.
[4] “Connecticut Priest Backs Warren Foes，”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4, 1963； “Priest Is Censured for Warren Action，”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9, 1963； “Diocese Tells Priest to End Warren Feud，” Chicago Tribune , November 9, 1963.
[5] “County Democrats Give Dentist $100，” Washington Post , May 11, 1965.
[6] “Essay Decreed for Birch Foe，” Washington Post , November 5, 1965.
[7] Clinton Rossiter,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6）, 53.
[8] Good summaries of Earl Warren's life before joining the Supreme Court can be found in Bernard Schwartz, Super Chief: Earl Warren and His Supreme Court—A Judicial Biograph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1, and in greater detail in G. Edward White, Earl Warren: A Public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9—155.
[9] Earl Warren to Daniel S. McHargue, May 17, 1973, Earl Warren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0] Schwartz, Super Chief , 1—7. See also White, Earl Warren , 144—153.
[11] Schwartz, Super Chief , 72—77.
[12]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Brown case remains Richard Kluger, Simple Justice: The History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d Black America's Struggle for Equality （New York: Knopf, 1976）. Detail and perspective are added by more-recent studies: James Patterson,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 Civil Rights Milestone and Its Troubled Leg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bert J. Cottrell, Raymond T. Diamond, and Leland B. Ware,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Caste, Culture, and the Constitu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3）； and Michael J. Klarman, From Jim Crow to Civil Rights: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Struggle for Racial Eq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 Congressional Record , 84th Cong., 2nd sess., vol. 102（March 12, 1956）: 4459—4460.
[14] “Georgia Chiefs Seek to Impeach Six Justices for ‘High Crimes，’”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14, 1957； “‘Impeachment Pushed’: Georgia House Adopts Measure Aimed at Supreme Court，”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19, 1957； “Vinson Disapproves Impeachment Plan，”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2, 1957.
[15] New York Times , June 25, 1956.
[16] Quinn v. United States , 349 U.S. 155（1955）, and Emspak v. United States , 349 U.S. 190（1955）. See Arthur J. Sabin, In Calmer Times: The Supreme Court and Red Monda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 124—125.
[17] Pennsylvania v. Nelson , 350 U.S. 497（1956）.
[18] Schwartz, Super Chief , 183.
[19] Slochower v. 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 of New York City , 350 U.S. 551（1956）.
[20] Schware v. Board of Bar Examiners of New Mexico , 253 U.S. 232（1957）.
[21] Konigsberg v. State Bar of California , 353 U.S. 253（1957）.
[22] Jencks v. United States , 353 U.S. 657（1957）.
[23] Alexander Charns, Cloak and Gavel: FBI Wiretaps, Bugs, Informers, and the Supreme Cour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8； Sabin, In Calmer Times, 228.
[24] Lucas A. Powe, Jr., The Warren Court and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93. Powe provides a useful, if generally skeptical, review of the Red Monday and related cases in chapter 4.
[25] Service v. Dulles, 354 U.S. 363（1957）； Sabin, In Calmer Times , 151—153.
[26] Watkins v. United States , 354 U.S. 178（1957）； Sweezy v. New Hampshire , 354 U.S. 234（1957）； Sabin, In Calmer Times , 153—159.
[27] Yates v. United States , 354 U.S. 298（1957）； Sabin, In Calmer Times , 160—170.
[28] “A Day for Freedom，” New York Times , June 18, 1957.
[29] Schwartz, Super Chief , 283—285.
[30] Ibid., 250.
[31] Cooper v. Aaron , 358 U.S. 1（1958）.
[32] Mapp v. Ohio , 367 U.S. 643（1961）. Also Gideon v. Wainwright , 372 U.S. 335（1963）； Escobedo v. Illinois , 378 U.S. 478（1964）； and Miranda v. Arizona , 384 U.S. 436（1966）.
[33] Jacobellis v. Ohio , 378 U.S. 184（1964）.
[34] Engel v. Vitale , 370 U.S. 421（1962）, and Abington v. Schempp , 374 U.S. 201（1963）.
[35] Baker v. Carr , 369 U.S. 186（1962）； Wesberry v. Sanders , 376 U.S. 1（1964）； and Reynolds v. Sims , 377 U.S. 533（1964）.
[36] Griswold v. Connecticut , 381 U.S. 479（1965）.
[37] Hope Grey to John F. Kennedy, February 2, 1958, Prepresidential files, John F. Kennedy Papers,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Boston, Massachusetts.
[38] John F. Kennedy to Hope Gray, February 7, 1958, Prepresidential files, Kennedy Papers.
[39] Rosalie M. Gordon, Nine Men against America: The Supreme Court and Its Attack on American Liberties （New York: Devin-Adair, 1958）.
[40] Ibid., 3—7.
[41] Ibid., 24, 63.
[42] Ibid., 79—82.
[43] Ibid., 131.
[44] Ibid., 147—159.
[45] Stephen J. Whitfield,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 2nd ed.（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See also Gilbert Abcarian and Sherman M. Stanage, “Alienation and the Radical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s 27（1965）: 776—796.
[46] Rick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New York: Hill & Wang, 2001）, 113—114.
[47] Robert H. W. Welch, Jr., May God Forgive Us （Washington, D.C.: Regnery, 1952）, and Welch, The Life of John Birch （Washington, D.C.: Regnery, 1954）.
[48] Robert H. W. Welch, Jr., The Blue Book of the John Birch Society （Privately printed, 1959）, 181—182.
[49] Robert H. W. Welch, Jr., The Politician （privately printed, 1963）, 267.
[50] Welch, Blue Book of the John Birch Society , 6.
[51] Ibid., 24.
[52] Ibid., 28—29.
[53] Ibid., 53, 54.
[54] Ibid., 159.
[55] Ibid., 163—174.
[56] Ibid., 91.
[57] Ibid., 92.
[58] David Bennett, The Party of Fear: The American Far Right from Nativism to the Militia Movement, rev. ed.（New York: Vintage, 1995）, 315—319.
[59] Barbara S. Stone, “The John Birch Society: A Profile，” Journal of Politics 36（February 1974）：184—197. This essay drew on research for Barbara Shell Stone, “The John Birch Society of California”（Ph.D.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68）. See also Fred W. Grupp, Jr., “Personal Satisfaction Derived from Membership in the John Birch Societ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4（March 1971）: 79—83, and Fred J. Cook, “The Ultras，” Nation 194（June 30, 1962）, 585—589.
[60] Los Angeles Times , March 8, 1961.
[61] Robert Welch, cover letter to Bulletin, January 5, 1961, William F. Buckley, Jr., Paper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62]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 118.
[63] Lisa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ovides a detailed picture of the postwar development of Orange County.
[64] Ibid., 54—79.
[65] Chicago Daily News, July 25 and 26, 1960； Milwaukee Journal , July 31, 1960； Boston Herald, August 28, 29, and 30, 1960.
[66] John Birch Society, Bulletin, January 1961, Buckley Papers. See also Gene Grove, Inside the John Birch Society （Greenwich, Conn.: Gold Medal, 1961）, 108—111.
[67] Various correspondents to Perkins Bass, February—August 1961, Perkins Bass Papers, John Hay Library, 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68] Los Angeles Times , March 5—12, 1961.
[69] “Organization: The Americanists，” Time , March 10, 1961, 21—22； Hans Engh, “The John Birch Society，” Nation , March 11, 1961, 209—211. See also “The Eastland Imprimatur，” Nation, April 1, 1961, 274—275； “The Nation Dissents，” Nation , April 8, 1961, 294—295； “If Hopes Were Dupes，” Nation, April 15, 1961, 314； Richard Armour, “The Ivan Birchkov Society，” Nation , April 29, 1961, 370.
[70] Walter Trohan, “Story behind Anti-Red John Birch Society，” Chicago Tribune , March 30, 1961.
[71] “Birch Unit Pushes Drive on Warren，” New York Times , April 1, 1961.
[72] “John Birch Society，” New Republic 144（April 10, 1961）: 8.
[73] Gerald W. Johnson, “Scalpel, Please，” New Republic 144（April 17, 1961）: 12； Cushing Strout, “Fantasy on the Right，” New Republic 144 （May 1, 1961）: 13—115.
[74] The broadside was found in the personal files of FBI director J. Edgar Hoover, who was always on the alert for possible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 Quoted in Charns, Cloak and Gavel , 11.
[75] John Birch Society, Bulletin , March 1, 1961, Buckley Papers.
[76] “Birch Unit Pushes Drive on Warren”, New York Times , April 1, 1961.
[77] Los Angeles Times , July 5, 1961.
[78] John Wicklein, “Birch Society Will Offer $2，300 for Impeach-Warren Essay”, New York Times , August 5, 1961； “An Essay Contest for the American Undergraduate”, Buckley Papers.
[79] Summarized letters to Robert Welch, undated, John Birch Society Papers, John Hay Library, 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80] J. Allen Broyles, The John Birch Society: Anatomy of a Protest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116.
[81] The literature on the new conservatism of the 1950s and 1960s is extensive. John P. Diggins, Up from Communism: Conservative Odysseys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and 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were pioneering efforts to examine conservative thought of the period. Among the most focused and useful works since are John A. Andrew III, The Other Side of the Sixties: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ve Polit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y C. Brennan, Turning Right in the Sixties: The Conservative Capture of the GOP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Jerome L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 Jonathan M. Schoenwald, A Time for Choosing: The Rise of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d the collection of essays edited by David Farber and Jeff Roche, The Conservative Sixti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3）.
[82] Brennan, Turning Right in the Sixties , esp. chap.1.
[83] John B. Judis, William F. Buckley, Jr.: Patron Saint of the Conservativ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and William Rusher, The Rise of the Right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4）.
[84] Robert Alan Goldberg, Barry Goldwat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2—144.
[85] Rusher, Rise of the Right , 99—112.
[86] William F. Buckley, Jr., to Robert Welch, June 9, 1958, Buckley Papers.
[87] Robert Welch to William F. Buckley, Jr., November 24, 1958, and Buckley to Welch, December 23, 1958, Buckley Papers.
[88] Buckley to Welch, October 21, 1960, Buckley Papers.
[89] William F. Buckley, Jr., to Robert Welch, April 14 and October 21, 1960, and Welch to Buckley, October 24, 1960, Buckley Papers.
[90] Buckley to Welch, July 21, 1959, Buckley Papers.
[91] Frank S. Meyer to William F. Buckley, March 28, 1961, Buckley Papers； Andrew, The Other Side of the Sixties , 102—103.
[92] William F. Buckley, Jr., “The Uproar，” National Review 10（April 22, 1961）: 241—243. For earlier drafts of the editorial, see National Review, March—April 1961 internal correspondence , Buckley Papers. See also, Judis, William F. Buckley, Jr.， 196.
[93] New York World Telegram , April 15, 1961, clipping in Buckley Papers.
[94] L. Brent Bozell, “Should We Impeach Earl Warren？” National Review 11（September 9, 1961）: 153—155.
[95] Welch, Blue Book of the John Birch Society , 119—120.
[96] Barry Goldwater to William F. Buckley, Jr., March 21, 1961, Buckley Papers.
[97] Transcript, Meet the Press , November 19, 1961, Lawrence P. Spivak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quoted in Schoenwald, A Time for Choosing , 137.
[98] Judis, William F. Buckley, Jr. , 198.
[99] Goldberg, Barry Goldwater , 159.
[100] William F. Buckley, Jr., “The Question of Robert Welch，” National Review 12（February 13, 1962）: 83—88.
[101] Ibid.
[102] “Thunder on the Right，” Time , February 16, 1962, 47—49.
[103] Goldberg, Barry Goldwater , 159—160.
[104]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 120.
[105] Drew Pearson, “Goldwater and His Birch Friends，” Washington Post , November 14, 1963.
[106]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 111—146.
[107] William F. Buckley, Jr., “The John Birch Society and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National Review 17（October 19, 1965）: 916.
[108] Ibid.
[109] Barry Goldwater, “Commentary”, National Review 17（October 19, 1965）: 928—929.
[110] Ward Just, “Birch vs. Warren”, Washington Post , November 28, 1965.
[111] “Birchers Chart Warren Attack，”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2, 1967.
[112]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October 31, 1967.
[113] Robert Welch and Medford Evans, “False Leadership: Wm. F. Buckley, J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ohn Birch Society Papers.
[114] Earl Warren to Ralph M. Brown, March 26, 1963, Earl Warren Papers.
[115] For examples, see Earl Warren to Robert Beresford, Santa Clara County Bar Association, April 2, 1963； Warren to M. Claiborne Mabel, January 6, 1964； Warren to Robert B. McConnell, June 16, 1965； and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Chief Justice to Jill Alexander, February 12, 1968, Warren Papers.
[116] Schwartz, Super Chief , 281.
[117] William O. Douglas, remarks at November 3, 1973, luncheon, William O. Douglas file, Harry A. Blackmun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18] “Notes and Asides，” National Review 20（July 2, 1968）: 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