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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不可挽回,但也不至于一败涂地:艾尔西·黑斯廷斯案
如果对导致哈里·克莱本和沃尔特·尼克松法官被弹劾的情况产生疑问,那么与佛罗里达州艾尔西·黑斯廷斯法官的情况相比,这些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尽管克莱本和尼克松有理由抱怨过分积极的起诉,但陪审团却判定他们两人都犯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多个严重罪行。相比之下,黑斯廷斯因减轻他所审判被告人的刑期而被控犯有串谋受贿罪,但被迈阿密陪审团宣告无罪。尽管如此,关于重罪行为的指控并未能说服陪审团,却挑起了随后的司法弹劾、众议院调查、参议院审判和罢免黑斯廷斯的司法要求。
黑斯廷斯案的独特情况引发了许多棘手的问题。黑斯廷斯法官被宣判无罪后是否违反了宪法所禁止的双重危险的规定?在完全以间接证据为依据的案件中,他的弹劾和罢免是否合理?在这个时期,甚至在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对黑人联邦官员的唯一一次弹劾是否表明种族主义正在发挥作用,正如黑斯廷斯在整个原始审判中被指控的那样。一直以来的问题都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充分的弹劾理由?
黑斯廷斯案特别鲜明地展示了刑事起诉与弹劾程序之间的区别。该案突出了法庭诉讼和弹劾政治实践中使用的不同证明标准。这进一步说明了国会两院在20世纪80年代处理弹劾时越来越自信。黑斯廷斯案的结果似乎影响了其他联邦法官的想法,他们在考虑如果面临刑事起诉而逃避弹劾的可能性。最后,黑斯廷斯在寻求和赢得联邦职位选举中获得成功,该案凸显了公众对弹劾不断演变的态度。
艾尔西·黑斯廷斯是在佛罗里达州有史以来担任联邦法官的第一位黑人。他基本上是由他的祖母带大的,而他的父母作为家庭佣人在州外为一个富裕的白人家庭工作,他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种族隔离学校上学。后来,黑斯廷斯进入了主要是黑人学生的菲斯克和霍华德(Fisk and Howard)大学就读,之后在1963年在佛罗里达州全是黑人学生的A&M大学法学院完成了学业。此后,他在劳德代尔堡从事他所谓的“你们来”的一般法律业务。除了稀松平常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外,他还从事无偿的民事权利诉讼。这位年轻的律师也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当地的民主党中活跃起来。连续竞选公职失败后,他参与了1976年吉米·卡特的总统竞选工作。在1977年州长鲁宾·艾斯丘(Reubin Askew)任命他为州巡回法庭法官之后,卡特将他提拔到联邦法院,从而提高联邦法院少数族裔的地位。1979年,总统任命42岁的黑斯廷斯为美国佛罗里达南区地方法院的法官。在背景和证书审查后,参议院在同年10月份确认了这一任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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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斯廷斯担任联邦法官两年后,他阻止联邦政府驱逐寻求政治庇护的海地船民,首次获得全国关注。仅仅几天后,联邦检察官指控他受贿以减少被告人的刑罚。威廉·德里奇(William Dredge)是一个拥有将近四十年犯罪历史的迈阿密古董商,曾经联系过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告诉他们一位腐败法官的事,以换取他在马里兰州面临的毒品指控降格定罪。德里奇叙述了通过威廉·博德斯(William Borders)(一位颇具政治背景的华盛顿律师)向黑斯廷斯法官提供回扣的事情。博德斯曾是黑人国家律师协会的前主席,也是哥伦比亚特区司法提名委员会中由卡特任命的人选。在联邦调查局特工根据德里奇所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动后,他们监视了博德斯与臭名昭著的有组织犯罪嫌疑人桑托·特拉菲坎特(Santos Trafficante)之间的会面,美国检察官决定追究他们线人提出的指控。 [2]
德里奇声称博德斯曾与其接触并声称给他150000美元,他就可以搞定弗兰克·罗马诺(Frank Romano)和托马斯·罗马诺(Thomas Romano)案,这两人已经被黑斯廷斯法官判定为敲诈勒索,但根据《反敲诈和腐败组织法案》(RICO)仍然面临着最终处分和财产没收。据德里奇说,博德斯说他不认识罗马诺兄弟并且希望德里奇作为一个中间人牵线搭桥。有趣的是,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同意了德里奇的条件。退休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保罗·里科(Paul Rico)扮演弗兰克·罗马诺的角色,并连接到录音设备记录谈话,德里奇与博德斯见了面,他们提出了付款安排,并表示黑斯廷斯将于四天后的晚上8点出现在迈阿密的枫丹白露酒店的餐厅。
黑斯廷斯如期出现在枫丹白露与女朋友共进晚餐。里科随后向博德斯交付25000美元作为他们贿赂计划的第一笔给付。此时,博德斯表示,黑斯廷斯将在十天内对罗马诺作出有利裁决。近三周后,根据最近就《反敲诈和腐败组织法案》中对财产没收发布的更为严格的上诉法院指导原则,黑斯廷斯法官作出裁定,撤销了他的初步判决令,并将依据《反敲诈和腐败组织法案》没收的80万美元重新还给罗马诺兄弟。然后,里科在华盛顿把贿赂余额交给了博德斯。博德斯律师一接受这笔钱,联邦调查局就逮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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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斯廷斯赴华盛顿参加一场计划已久的全国律师协会纪念博德斯的聚会,但他很快就获悉了这项逮捕行动。黑斯廷斯法官立即以非常规的方式离开首都,从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乘坐1个小时的出租车回家,而不是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坐飞机离开,机场距离酒店只有10分钟路程。在机场时,他用各种付费电话打了一些可疑的电话。检察官后来指控法官逃避联邦调查局而逃跑。
两个月后,联邦大陪审团就贿赂和相关指控起诉了博德斯和黑斯廷斯。黑斯廷斯的律师提出了一个成功的动议,将这两人的案件分开审理。但是,克莱本和沃尔特·尼克松的律师虽都主张弹劾必须在公诉之前进行,但都没能因此为他们的客户驳回起诉。与此同时,博德斯于1982年3月在亚特兰大受审,他被指控索取贿赂和破坏司法程序,并通过州际旅行来实施这些罪行。检察官认为,如果没有黑斯廷斯的配合,他不可能给里科提供信息。陪审团认定博德斯有罪,法官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
博德斯被定罪10个月后,黑斯廷斯在迈阿密出庭受审。他声称,他此前前往枫丹白露是应博德斯的邀请(博德斯那时并没有出现,当天却在拉斯维加斯观看拳击比赛)。黑斯廷斯认为,他所谓向博德斯传递的有关签署罗马诺法庭文件的信息仅仅是看上去如此,事实恰恰相反,这实际上是他告诉博德斯他代表法学院的室友,也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倒霉落魄的亨菲尔·普赖德(Hemphill Pride)签署信件。黑斯廷斯法官声称,在博德斯被捕当天,他从华盛顿突然奇怪地离开,只是要回到佛罗里达州来安抚他歇斯底里半病残的母亲,而且当晚到达那里后,他也自愿地参加了联邦调查局的访谈。最后,黑斯廷斯断言说,他在罗马诺案中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他就是根据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前不久修订的指导原则而对罗马诺的判决作出修改。
联邦检察官里德·温加滕几乎在每一点上都对黑斯廷斯提出异议。接下来一年成功起诉了沃尔特·尼克松的温加滕利用保罗·里科对自己与博德斯交易的证词以及博德斯和黑斯廷斯之间有关会议和信息的复杂间接证据网络,建立了一个详细的阴谋活动图景。陪审团花费十七个小时对双方的证据和论据进行权衡后,作出了无罪判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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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黑斯廷斯法官为自己的判决结果雀跃不已,但他还面临着更多困难。在该案判决后第二个月的第十一巡回法庭司法委员会会议上,亚拉巴马州首席法官约翰·戈德博尔德(John Godbold)报告说,由于没有对黑斯廷斯的行为提出有效申诉,他将继续履行职责。为回应戈德博尔德的暗示,当天晚上两名议员在晚餐时决定提出申诉。佛罗里达州的特雷尔·霍奇斯(Terrell Hodges)法官和佐治亚州的安东尼·阿莱莫(Anthony Alaimo)法官都不了解黑斯廷斯案,但是他们相信亚拉巴马州弗兰克·约翰逊(Frank Johnson)上诉法官对博德斯案的定罪审查,因为这是他们都尊重的法官。约翰逊驳回了博德斯的上诉,驳斥了他不能独自被判共谋罪的论点,并指出检方提出了黑斯廷斯参与共谋的证据。阿莱莫和霍奇斯推断说,无论陪审团的判决如何,黑斯廷斯都一定与博德斯勾结。此外,黑斯廷斯公开声明说他是种族和政治仇恨的受害者,他们反对这一说法。他们也在黑斯廷斯作证时被其司法行为所冒犯,最后他们也不赞成黑斯廷斯利用自己的职位来为他那不受欢迎的朋友亨菲尔·普赖德筹款。他们认为,黑斯廷斯屡屡违反司法行为准则。 [4]
根据1980年《司法委员会改革及司法行为、司法人员不适格法》的规定,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建议调查霍奇斯和阿莱莫的申诉。首席法官戈德博尔德任命了一个五人法官委员会,包括他自己、弗兰克·约翰逊和三名地区法官。委员会又聘请水门事件的约翰·多尔进行委员会调查。1983年4月15日在戈德博尔德决定向众议院建议弹劾之前,他无视了对整个过程的保密要求,发表了一份新闻稿,概述了他所采取的措施。向新闻界发出的这一通知后,戈德博尔德拒绝黑斯廷斯公开此案其他细节的请求,那些细节对黑斯廷斯更有利,因此黑斯廷斯法官抱怨上诉庭保守的白人法官对他存有敌视,这是具有合理性的。 [5]
戈德博尔德显然不知道,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亚拉巴马州地区法官山姆·普安特(Sam Pointer)之前曾与黑斯廷斯有过接触。根据黑斯廷斯的说法,他和母亲在第一次司法会议上乘坐电梯时,普安特也上了电梯,并向另一位法官抱怨卡特总统当天任命了“黑奴”担任亚拉巴马州联邦法官。黑斯廷斯心烦意乱地指责普安特:“如果你再在我面前发表这样的评论,我就踩在你的屁股上!”多年后,他是否认为种族因素影响了对他的处理,黑斯廷斯惊呼:“毫无疑问,我确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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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对黑斯廷斯的调查花了3年多的时间,耗资200万美元。约翰·多尔有条不紊地整理和检查每一项证据上花费了更长的时间,而没有在“水门事件”调查中那样的压力。黑斯廷斯对调查及其开展方式提出的反对意见也大大减慢了这一进度。当多尔要求查看起诉博德斯和黑斯廷斯法官的大陪审团记录时,黑斯廷斯认为这违背了大陪审团的秘密性,反对这一做法。一个非巡回法院法官允许使用大陪审团的资料,前提是“在为防止不公正而需要披露的罕见情况下”以及在“司法系统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公共利益”超越了对禁止双重危险的考虑的情况下,可以违反秘密性要求。后来,黑斯廷斯反对称,法官助理和工作人员发出的传票违反司法办公室的保密规定,但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非巡回法院审判小组裁定《司法行为法》明确授权这种传票。确保司法系统完整性的决心超过了正当程序遭到侵犯的任何申诉。 [7]
第十一巡回法院的五人调查委员会从1985年夏季开始一直到1986年夏季的二十七天里不定期地听取证词。调查委员会追溯的主题远超出了对黑斯廷斯原先的起诉范围。博德斯拒绝作证,而德里奇对委员会说起话来很轻蔑。他指出:“无论黑斯廷斯做了什么,你们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指控他。你们将他带上法庭。他被认定无罪。” [8] 然而,委员会最终还是听取了一百多名证人的意见。五名法官在1986年8月结束调查后,实际上推翻了陪审团对黑斯廷斯的判决。尽管他们否决了阿莱莫和霍奇斯六项指控中的五项,但委员会支持了黑斯廷斯与博德斯合谋收受贿赂的这一核心指控。此后,黑斯廷斯被控在审判中撒谎否认参与其中。 [9]
调查委员会在提出最后建议之前,考虑对黑斯廷斯采取进一步行动是否会构成双重危险。委员会的结论是,如果陪审团认定黑斯廷斯有罪,那么按顺序进行的弹劾就没有问题了。因此,他的无罪判决应该不是审议弹劾的障碍。这主张本身似乎值得怀疑,但委员会继续区分弹劾和刑事起诉。“弹劾是一种补救措施,旨在保护政府机构免受腐败行为的侵害:这种行为颠覆政府机构赖以存在的基础,即人民对美国政府受宪法约束的官员诚信的信任。”委员会继续说,“一旦刑事诉讼程序结束,继续调查就不应受任何阻碍。” [10]
调查委员会接着宣布,他们的调查表明,黑斯廷斯没有如实作证。全部证据构建了令他们满意的事实,证明他和博德斯曾经共谋贿赂,然后撒谎隐瞒。五名法官建议,第十一巡回法院司法委员会向其全国同僚证明黑斯廷斯法官的行为应被弹劾。这个委员会立即积极地提出了这一建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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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会议在收到第十一巡回法院报告后,决定不进行独自调查。在1987年3月17日的例会上,会议要求众议院审议弹劾黑斯廷斯。 [12] 6天后,司法委员会的两位共和党议员詹姆斯·森森布伦纳和亨利·海德在众议院独立提出弹劾决议。随着案件移交司法委员会,黑斯廷斯提交了更多的法庭动议来阻挠相关程序,特别是阻止委员会从最初的博德斯和黑斯廷斯审判获得大陪审团记录。然而,黑斯廷斯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案件进展顺利。 [13]
黑斯廷斯呼吁公众同情,使该案成为全国瞩目的案件。他自称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他声称保守的白人南方法官正试图把佛罗里达州的一位黑人联邦法官赶下台。他进一步指控说,在被陪审团宣告无罪后,他现在正受到不屈不挠的敌人施加的双重威胁。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种族动荡仅仅过去二十年之后潜在的爆炸性指控,尤其是在对种族看法依然紧张的地区。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彼得·罗迪诺将黑斯廷斯问题提交给由密歇根州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主持的刑事司法子委员会,而不是提交给克莱本案件的民事和宪法权利子委员会,沃尔特·尼克松的案件很快就会交给后者处理。罗迪诺的决定似乎是因为国会黑人同盟创始人科尼尔斯对涉及黑斯廷斯的指控包含种族主义十分敏感,而且肯定会给黑斯廷斯法官充分和公正的审理。科尼尔斯是来自底特律担任了十二届的众议员,也参与了理查德·尼克松的弹劾审判,如果发现这些指控完全是由种族主义造成的,他具备终止程序的声望和经验。同样,如果他认为指控有充分的根据,他也会继续推进。大多数的众议员会尊重科尼尔斯的判断,毫无疑问,他会影响他们投票支持或反对黑人法官。
科尼尔斯的子委员会和工作人员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黑斯廷斯案件的大量记录进行了彻底的审查。调查涉及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大陪审团诉讼、博德斯和黑斯廷斯的审判以及黑斯廷斯法官主持的美国诉罗马诺案。子委员会还审查了黑斯廷斯提交的材料和由多尔为第十一巡回法院进行的调查。除书面记录之外,子委员会还自行采访了六十多名证人。其后于1988年5月18日至6月9日期间进行了七天审讯。黑斯廷斯和博德斯都受邀作证,但都拒绝作证。黑斯廷斯决定不以任何方式配合委员会的调查,因此他未能以自己的名义发言,这似乎对委员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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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子委员会在7月7日决定,建议对黑斯廷斯法官提出十七项弹劾指控。第一项指控黑斯廷斯与博德斯共谋从罗马诺兄弟那里获得贿赂。接下来的十四项指控黑斯廷斯在1983年的审判中作出一系列虚假陈述。第十六项涉及一项无关的指控,1985年黑斯廷斯违反了他的司法义务,向迈阿密市市长斯特芬·克拉克(Stephen Clark)披露了一份有关联邦调查局窃听的机密信息,警告他正被人监视,阻挠了对其活动进行的调查。最后一项指控是上述所有指控的一般综合汇编。司法委员会几乎没有异议,于7月26日批准子委员会的建议。 [15]
1988年8月3日,众议员科尼尔斯在众议院发表了司法委员会的报告。在一次情绪激动的演讲中,他解释说,他本来十分怀疑第十一巡回法院控告黑斯廷斯的罪名,黑斯廷斯是一个由陪审团宣告无罪的开明黑人法官。他曾经怀疑对法官的申诉是出于种族动机。但在子委员会调查过程中,他越来越确信黑斯廷斯是有罪的。科尼尔斯承认,要对他这个国家的一小部分黑人法官中的一员,特别是像他自己,一个民权活跃分子和一个直言不讳的自由主义者吹毛求疵,他感到特别困难。不过,他继续说,
我们进行这种公民权利斗争,不是为了替代另一种形式的司法腐败。与我们所反对的法官意见相比,我们不能再对那些构成重罪和轻罪的行为视而不见,而这些行为正是经我们批准的法官的做法……平等的原则要求对黑人公职人员的标准与对其他公职人员的标准相同。降低标准将会助长更严重的种族主义。正如种族问题永远不应该使一个人失去职位一样,同样,种族问题也决不应该使一个人免于承担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 [16]
科尼尔斯结束时,众议院沉默了,使人想起司法委员会黑斯廷斯和沃尔特·尼克松弹劾案的特别顾问艾伦·巴伦(Alan Baron)。然后,备受尊重的众议院高级成员,50年前加入参议院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缓缓起身,转头盯着科尼尔斯。过了一会儿他开始鼓掌。在场的其他成员迅速站起来,以罕见的起立鼓掌的姿态加入佩珀,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原则和政治勇气。科尼尔斯令人信服的讲话看似几乎解决了每一个疑问,埋葬了种族主义问题。在一小时之内,众议院投票413∶3决定弹劾黑斯廷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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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现在同时有两个弹劾案,这是历史上首次。众议院三个月前才公布了针对沃尔特·尼克松的弹劾书,为该案指定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在准备9月份的听审。同时应对这两起案件给国会两院带来了压力。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必须招募两套议员代表班子向参议院提交案件。事实证明,每一个班子都有三名议员曾参与过“水门事件”。尼克松案五人团队成员包括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杰克·布鲁克斯(Jack Brooks)、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的唐·爱德华兹、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威廉·E.丹内迈耶(William E. Dannemeyer)以及更年轻的马里兰州民主党人本杰明·卡丁和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詹姆斯·森森布伦纳。作为司法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布鲁克斯也被分派到黑斯廷斯案中,尽管他几乎没有参与其中。黑斯廷斯案中的其他议员代表包括科尼尔斯,纽约共和党人汉密尔顿·菲什,还有两名共和党成员,分别是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布赖恩特(John Bryant)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乔治·格卡斯(George Gekas)。他们太年轻了因而没参与“水门事件”,由特别顾问艾伦·巴伦领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出手准备并支持两个案件的议员代表。 [18] 参议院也焦头烂额。它要求两个由十二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进行证据听证会,参议院近四分之一的议员需要为此空出时间。
这两起案件经过不同的途径,以不同的速度从初审法庭来到国会的初步审议,这再次表明弹劾的开展没有既定的时间表。沃尔特于1986年在刑事审判中被定罪,两年之后1988年6月,一个众议院司法子委员会审理了沃尔特·尼克松案,但直到1989年3月,该案才得到全体委员会审议。众议院投票决定弹劾沃尔特,并于5月初将他的案件送交参议院。在1983年的刑事审判中被判无罪后,黑斯廷斯经历了长达四年的进一步司法调查和审查,1987年3月他的案件提交至国会,比尼克松早了一年多。科尼尔斯领导的子委员会的调查推迟了该案进程,黑斯廷斯正式的听审直到1988年5月才开始。该子委员会在6月9日投票建议弹劾之后,全体委员会同样在下月进行表决,而众议院也于1988年8月3日表决通过。此后,黑斯廷斯的弹劾程序再次拖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国会选举,另外是因为黑斯廷斯法官提出的各种动议。除此之外,黑斯廷斯重申了他的说法,即现在针对他的一些指控(但不是全部指控)具有双重危险。但是,一旦参议院开始推进,在这两起案件中采取措施的时间很接近。1989年7月10日至8月3日,参议院证据委员会对黑斯廷斯进行了十八天的听审,而对沃尔特的听审也是在四天之后的9月7日至9月13日。最后的参议院辩论和对黑斯廷斯的判决发生在10月18日至20日,这仅仅是沃尔特·尼克松案在11月1日至1月3日终结前的两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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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黑斯廷斯案到达参议院弹劾审判委员会之前,它通过规则委员会绕了远路,参议院审议了黑斯廷斯法官一再声称他受到双重危险的说法。他的主张不仅对解决他的案件非常重要,而且也对弹劾的全面限制这个更大的问题至关重要。1989年5月15日,参议院听取了两个小时的辩论。参议院首先听取了黑斯廷斯自己的意见,他在被宣判无罪之后指出,陪审团的评论“甚至还没有接近”,“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任何人有任何罪行”。他接着指出,政府以无限制的资源追查了五年,却没有拿出原审没有的证据。 [20]
然后,黑斯廷斯的律师特伦斯·安德森(Terence Anderson)将检察机关描绘成无情苛刻,既没有任何初步证据,也没有后继证据表明黑斯廷斯法官有过错。安德森把允许对宪法设立的公职人员的起诉和审判的决定,与这种做法对弹劾的约束力联系在一起。他提醒参议员,黑斯廷斯最初在刑事审判之前曾试图要求对弹劾进行审议,但众议院将其交由法庭审理。因此,应该尊重陪审团的裁决,就像众议院认为应该在克莱本案中所做的那样。他认为,忽视黑斯廷斯的无罪释放是不公平和不一致的做法。 [21]
众议院议员代表贬损了双重危险的主张。众议院议员代表领袖约翰·布赖恩特首先将双重危险搁置一边,再次通过间接证据对黑斯廷斯进行审查,他认为出于公平和公共利益要求对其定罪。然后他才解释宪法的论点。他提醒参议员宪法区分可被惩罚的司法行为和旨在保护政府罢免行为不当官员的弹劾。提起弹劾的独立和不受限的权力授予众议院,弹劾审判的唯一权力授予参议院。布赖恩特直言不讳地认为,接受黑斯廷斯的主张会严重破坏宪法制衡,削弱权力分立。在克莱本的案件中,他有点虚伪地辩称,国会并没有依靠司法裁决,而是对内华达州法官的罪行达成了自己的结论;在本案中,他说,国会也应该这样做。最后,布赖恩特警告说,如果遵循黑斯廷斯的立场,结果意味着没有任何被起诉的联邦官员可以被弹劾。 [22]
第二天,参议院花费两个半小时闭门审议了黑斯廷斯的动议。一天后,参议院以92∶1票否决了他的要求。 [23] 唯一的异议者是俄亥俄州民主党人霍华德·梅岑鲍姆(Howard Metzenbaum)在众议院议员代表的公开提问中表示担忧,在黑斯廷斯被无罪释放之后,继续对其进行伪证调查会产生可怕的影响。布赖恩特的回答是,是的,无罪宣判后可以作出伪证指控,梅岑鲍姆显然对此不满意。 [24] 然而,双重危险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参议院可以对此案进行实质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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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斯廷斯案由参议院弹劾审判委员会审理,新墨西哥州民主党人杰夫·宾加曼(Jeff Bingaman)担任主席,历经了在第十一巡回法院和众议院同样的坎坷。众议院议员代表领袖约翰·布赖恩特在审理开始时,叙述了有关德里奇、特拉菲坎特、博德斯和罗马诺兄弟和黑斯廷斯出现在枫丹白露,他与博德斯的对话以及他突然离开华盛顿等熟悉的事实,声称这些加起来等于贿赂共谋。黑斯廷斯法官和他的律师特伦斯·安德森强有力地回应了他们所谓的选择性信息排列。他们对间接证据的主要部分提供了替代解释,并且都坚持认为黑斯廷斯没有做任何错事。 [25]
在开幕词后,参议院委员会花费十八天的时间听取众议院议员代表、安德森和黑斯廷斯等人的论述,对威廉·德里奇和另外五十四名证人进行了审查。一个在此前案件中没有作证的人到达国会,但对众议院子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便是乔治敦大学语言学教授罗伯特·W.肖(Robert W. Shuy),也是一位有经验的对话解释专家证人。肖说得很详细,然后就他检查的发生在1981年10月5日,在博德斯和黑斯廷斯之间的一个半分钟窃听电话谈话回答了一些问题。肖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个人用预先安排的密码发言,以隐瞒黑斯廷斯告诉他提交了减少对罗马诺兄弟处罚的文件,而博德斯正在因此收到贿赂。安德森在交叉质询中对肖的方法表示十分怀疑,并指出另一位语言学家把他的判断描述为“巧言令色的猜测”。 [26]
在整个听审期间,黑斯廷斯坚持认为,10月5日他与博德斯的谈话就是看上去的那样:两个朋友之间就帮助第三人进行了简短的口头谈话。黑斯廷斯法官只是让博德斯知道他已经写了信支持赫姆斯·普莱德,试图恢复他被暂时吊销的法律执照。他在一个黄色的信笺簿上提供了信件的草稿,声称这是他在任听审时写的。众议院的议员代表们回应称,这些草稿具有欺诈性,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或更正的书面文字,而且是在写完多年之后才由辩方出示。此外,议员代表们指出,这些信件从未被黑斯廷斯的秘书打印成定稿,也没有寄出。对黑斯廷斯的说法更致命的是,普赖德的证词称他既没有要求看这些信件,也没有与黑斯廷斯和博德斯讨论这些信件,尽管他们曾谈到他的复职。普赖德还说,直到1983年,他才有资格寻求恢复他的法律执照。因此,在黑斯廷斯所称书写信件的时候他们这样做没有意义。普赖德作为一个老朋友而不是专家证人,他的证词比肖的对黑斯廷斯的辩护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打击。 [27] 当议员代表们向全体参议员提交他们的案子时,普赖德的证词成为他们定罪论证的核心点。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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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委员会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听取了最新针对黑斯廷斯的指控,指控其已经暗中通知了迈阿密市长克拉克,说他的电话被监听了,而这是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一部分。黑斯廷斯的律师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即在黑斯廷斯的一次讲话后,克拉克宣称发生了所谓的对话,而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任何其他时候,这一对话都是无足轻重的。当众议院对第十六项指控陈述完毕后,委员会的一位参议员华盛顿斯雷德·戈登(Slade Gorton)直截了当地说,即使这些指控是真实的,也没有达到可被弹劾的罪行水平。司法部拒绝就这些指控提出起诉,第十一巡回法院司法委员会拒绝将指控列入批准弹劾的罪名清单,但他抱怨说,众议院已将其加入到对黑斯廷斯法官的弹劾书中。戈登暗示,第十六项指控的唯一影响是破坏了他对其他更严重指控的支持。 [29]
几位参议员认为威廉·博德斯是除黑斯廷斯法官之外的,唯一明确知道两人是否在罗马诺案中共谋的人。参议院委员会一再试图让博德斯作证,但正如在黑斯廷斯原审、第十一巡回法院和众议院听审上的情况一样,他拒绝作证,主张宪法第五修正案禁止自证其罪的权利。参议员试图解释说,弹劾调查施加了一项特殊的义务,就是把政府的完整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然而,提供豁免或是藐视法庭罪的威胁都没能让博德斯改变主意。因此,在没有听取可以解决不确定性的证词的情况下,参议员不得不作出判决。 [30]
博德斯本可以证明黑斯廷斯是无辜的,他可以自己就从罗马诺兄弟那里收受贿赂的计划承担全部责任,而黑斯廷斯本可合法地作出这一裁决。但博德斯没有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当然,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事实上并不是独自行事。他在华盛顿有许多熟人,还有其他司法和法律熟人,也熟识黑斯廷斯,他可以合理地将他所搜集的信息与自己精明的法律猜测结合在一起,他可以预测到这一结果,他可以告诉罗马诺兄弟这结果是基于他的影响力和熟人。黑斯廷斯的捍卫者提出了这样的情况,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黑斯廷斯法官收到任何钱。然而,第十一巡回法院的调查人员、众议院子委员会和参议员都不相信博德斯会在不能兑现承诺的情况下冒险获得有组织的犯罪报酬。在每一个阶段,坐在法庭上的人都更倾向于认为黑斯廷斯参与其中而非置身其外。在缺乏博德斯相反的证词时,针对黑斯廷斯的间接证据尽管可能不牢靠,但也不能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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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弹劾审判委员会于8月22日休会时,编制了3283页的证据听审记录供参议员审议,此外还有一份更长的涵盖了众议院调查、第十一巡回法院调查和原来的1983年黑斯廷斯地区法庭审判的记录。尽管参议院的规定把其委员会提交的所有资料作为整个参议院的审判证词和证据,但无疑大多数参议员将其注意力集中在了10月2日提交的审判委员会最终报告以及10月20日弹劾审判中众议院议员代表和黑斯廷斯辩护团队各两个小时的陈述。
众议院议员代表约翰·布赖恩特和乔治·格卡斯详细地阐述了针对黑斯廷斯法官的论据,颇具说服力。约翰·科尼尔斯随后发表的演讲让众议院每个人都站起来为之鼓掌。这三位众议院的议员代表都强调,仔细审查这个案件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黑斯廷斯是有罪的,他不在犯罪现场的主张不能令人信服,而其他证词破坏了他的辩护。在黑斯廷斯的反驳中,他对自己的背景、海地船民的裁决、最初陪审团对他的无罪判决以及他之后所经历过的双重危险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他并没有直接和议员代表所得出的结论针锋相对。他的协理律师帕特里夏·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ms)专注于向迈阿密市长泄露联邦调查局窃听的外围指控。她强有力地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暗示对黑斯廷斯的其他指控也同样可疑。黑斯廷斯法官的首席律师安德森驳斥了一些议员代表的主要观点,认为博德斯的定罪不能用来推断黑斯廷斯有罪,并且即使黑斯廷斯没有无罪判决,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参与犯罪,黑斯廷斯则有权享有无罪推定。安德森最后呼吁参议院有义务保护公职人员免于履行职责时可能成为诬告和遗留的间接证据的受害者。 [31]
10月19日,参议院用了7个小时审理了黑斯廷斯案。审判委员会主席杰夫·宾加曼开始讨论,宣布他打算对所有十七项指控投反对票。他解释说:“尽管证据提供了调查和审判的依据,但这些证据并不能成为我投赞成票的坚实基础。”参议院宾加曼接着说,他发现所出示的证据是间接证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强调,没有能证明所称共谋的任何证人证言或实际证据。他自己并没有被加密电话谈话的主张所说服,并认为其他许多证据是模棱两可的。宾加曼主持了为期18天的质证、双方律师的交叉质询、参议员提问,他的声明严重打击了众议院的议员代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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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委员会的副主席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此前也是一名检察官,随后宣称他也会投反对票。他非常尊重最初的陪审团宣判黑斯廷斯法官无罪的判决。然后他指出,从来没有出示黑斯廷斯收到贿赂的证据。鉴于无罪判决,他强调可被弹劾罪行的证明标准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尽管他没有使用以前的弹劾案件中熟悉的术语,但是斯佩克特建议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冒烟的枪”(确凿证据)。最后,他指出,对罗马诺案的没收裁决对黑斯廷斯而言是强制性的。正如宾加曼,斯佩克特发现了许多间接证据,例如枫丹白露的晚餐、博德斯被捕后突然从华盛顿出发以及大量使用付费电话等方式,有另一种无罪的解释。 [33]
很少有其他参议员谈论起来有像宾加曼和斯佩克特那样的确信。艾奥瓦州的查尔斯·葛雷斯利承认,许多证据都是模棱两可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大量集中起来的信息以及他对博德斯本可以单独行动的怀疑,导致他认定黑斯廷斯有罪。 [34] 密歇根州民主党人卡尔·列文赞同共和党人葛雷斯利,而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人斯雷德·戈登和戴维·达伦伯杰,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赫伯特·科尔都是弹劾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仔细研究了这些指控,认定黑斯廷斯犯有与博德斯的共谋罪,但是否决了许多其他指控。 [35] 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堪萨斯州的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和怀俄明州的艾伦·辛普森是对有罪判决表示明确支持的少数人之一。 [36]
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特里·桑福德是一位准备投无罪票的参议员,他称联邦调查局未能证明其主张的案件事实。在开展乔装逮捕行动以贿赂博德斯之后,将钱交给黑斯廷斯之前,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他,从而证明了他的参与。此后,联邦调查局花了很大的力气建立一个针对黑斯廷斯的基于间接证据的案子。然而,桑福德总结说:“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证据。”他建议联邦调查局说:“如果你们要进行一次乔装逮捕行动,你们最好让乔装之人也成为受害者。” [37]
犹他州的奥林·哈奇解释说,他发现针对黑斯廷斯案件事实是间接推测的,而黑斯廷斯法官的另一种解释似乎也是合理的。众议院出示的证据并没有达到他认定为有罪所需的标准。 [38] 共和党人哈奇的怀疑态度得到了华盛顿州民主党人布罗克·亚当斯(Brock Adams)和两名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和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的赞同。 [39] 后者是弹劾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他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他发现证据毫无说服力。然而,他说,他与意见相左的参议员没有争执,认为这是他在参议院里的第一年最深思熟虑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他总结说:“简单地说,在本案中,理智的男人和女人会有所不同,也的确如此。” [40] 特拉华州的参议员约瑟夫·拜登像前州总检察长利伯曼一样,也说他发现证据不足。拜登宣布,自从陪审团投票宣布黑斯廷斯法官无罪后,他没有发现任何实质性证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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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议员发言完毕后,众议院的议员代表们认为他们取得定罪和罢免的票数不足。意识到他们未能说服弹劾审判委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相信案件的是非曲直,更不用说其他几个成员了,议员代表及其工作人员深感担忧。他们根据发言内容算出了他们能获得多数票,但将黑斯廷斯法官罢免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然而,有谣言说两名备受尊敬的审判委员会成员: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人鲍勃·克里(Bob Kerrey)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人沃伦·鲁德曼(Warren Rudman)卖力游说定罪。第三位参议员,马里兰州的保罗·萨班斯在1974年参加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理查德·尼克松的审议,也呼吁对黑斯廷斯定罪。萨班斯向同事解释说,弹劾涉及刑事审判以外的问题和标准。由于许多参议员还没有公开表示意图,结果仍然不确定。 [42]
第二天,参议院临时议长罗伯特·伯德召集参议院就黑斯廷斯案进行投票。在上届大会期间曾经担任过众议员的四名新参议员曾投票弹劾黑斯廷斯法官,被要求不准参加参议院审判,以确保诉讼的公正性。 [43] 在投票开始时,结果仍然不确定。直到最初的唱票快结束时,结果才初见端倪。重要的第一项指控声称黑斯廷斯和博德斯之间共谋从罗马诺兄弟那里获得了15万美元贿赂,参议院投票决定69∶26票判其有罪,比必须出席并投票的65人多出4票。接下来的八项指控中有七项涉及在黑斯廷斯的刑事审判中作虚假的陈述,均以类似的投票方式获得通过,另外一项指控以48∶47票未获通过,该指控称黑斯廷斯说他没有想到博德斯有一次会在他的旅馆出现。然后参议院决定不对其他六项虚假陈述指控投票。它以95∶0票否决了涉及向迈阿密市长披露窃听信息的可疑无关指控。最后的综合性指控以60∶35票被否决,定罪要求多数,但少于弹劾所要求的三分之二。黑斯廷斯就十七项弹劾指控中的八项指控被认定为有罪,其中任何一项指控都足以罢免其法官职务。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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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在最后一项投票上的票数分配在支持定罪和支持无罪的人当中显然是无党派倾向。在关键的第一项指控和随后的大多数指控中,马萨诸塞州的自由派民主党人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和约翰·克里(John Kerry),与保守的共和党人,如得克萨斯州的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以及来自两党的温和派都投票判其有罪。那些反对黑斯廷斯被罢免的人总体来说自由主义者占多,但仍然有多样化的背景。这些反对派的大部分是东北民主党人,但还有许多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如纽约的阿方斯·达马托(Alfonse D'Amato),亚拉巴马州的奥林·哈奇和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缅因州民主党人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和共和党人罗伯特·多尔两位党派领袖都投票罢免法官,但却没有主动采取党派纪律措施。
参议院明确将对黑斯廷斯法官的弹劾投票视为个人良知。参议员不是按照党派或意识形态划分,而是按照陪审员划分。他们似乎是根据最初陪审团判决、多尔的第十一巡回法院调查,科尼尔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子委员会的判决以及参议院弹劾审判委员会的证词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既不符合众议院议员代表的预测,也没遵循以前对案件的审查模式。
众议院几乎都遵循其调查子委员会的意见。在科尼尔斯子委员会对弹劾提出一致建议后,司法委员会也这样做了,众议院只有三票是反对这一建议的。众议院内几乎没有辩论,准备接受对其提出的建议。然而参议院的表现却不一样。它没有如此紧密地遵循调查委员会的领导。“规则十一”要求审判委员会提交调查记录,不得作出结论,这可能解释了随后发生的事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后投票时,审判委员会十二名成员中,有五人(包括主席和副主席)宣称黑斯廷斯无罪。如果委员会的边际情况反映在全体参议院中,那么投票罢免黑斯廷斯的人还要少九人,超过三分之二人数的要求将不会得到满足。参议院未能遵循其委员会的领导并未能满足众议院议员代表们的迫切期望,理由难以确定,特别是因为大多数参议员从未解释过他们记录在案的投票。但是也许参议员艾伦·辛普森的意见提供了一些指引,就是那个表明了身份,在第一项指控的字母表唱票时保证黑斯廷斯被撤职的参议员。辛普森在承认自己没有耐心参加审判委员会之后,将问题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说谎问题。因其讽刺的幽默感而在参议院出名的辛普森开始说:“让我们唯一有资格决定这个案子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知道什么时候有人直接命中或试图兜售一揽子货物。”辛普森声称自己是一个测谎仪,然后继续断言:“根本不需要什么基本常识就知道这个人在干什么。当你读到他是如何离开华盛顿去迈阿密的时候,他使用付费电话、使用代码的行为,以及他的行为与罗马诺案的关键时刻之间的关系,显然他是一个聪明和狡猾的人。没有质疑或确认,辛普森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众议院对黑斯廷斯的判决。很快就检察官、第十一巡回法院和众议院构建的基于间接证据的案件事实证实了他的想法,他的结论是,黑斯廷斯的另一种解释是不真实的。” [45] 在参议院,这么想的并非他一人。参议院投票判黑斯廷斯有罪,连同三年前判哈里·克莱本有罪和两星期后判沃尔特·尼克松有罪,必然给众议院议员代表留下了印象。参议院的克莱本和沃尔特·尼克松的判决是可预测的,因为这两位法官曾被判重罪和监禁。黑斯廷斯案较不确定的结果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议员代表们不可避免地告诉他们的司法委员会的同事,他们认为在证明达成之前,失败正在逼近。毫无疑问,参议员对他们弹劾书的支持再次让他们放心,即使是主要指控的罪名产生的附属指控,也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期望。众议院发言人克服了参议院的正常怀疑,能够争取足够多举棋不定的参议员来达到宪法规定的绝对多数。参议员已经接受了众议院同事对汇编证据的判断,对大部分证据没有任何疑问。当众议院向参议院提出弹劾,众议院得到了表示敬意的听审和有利的超党派决议。作为对国会历史中为数不多的弹劾审判,这些看法无疑将在众议院下一次考虑弹劾时形成强有力的鼓励。1993年5月19日,詹姆斯·森森布伦纳再次表示愿意提起对违规法官的弹劾程序,提出要求弹劾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罗伯特·F.科林斯(Robert F. Collins)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罗伯特·P.阿圭勒(Robert P. Aguilar)这两名美国地区法官的决议。 [46] 第五巡回法院审判委员会完成科林斯案审查并建议弹劾后六天,森森布伦纳提交了他的决议。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似乎要重演。森森布伦纳再次站在指控者的前列,这两起案件与克莱本、沃尔特和黑斯廷斯的案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如此,虽然森森布伦纳等少数代表热切期待案件推进,但国会再次推迟采取行动,直至完成所有常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上诉),美国司法会议审议了这些案件。在所有其他措施完成并且国会绝对有必要介入之前,国会并不认为这种干预是适当的。结果,两名法官继续领取法官工资,而他们的案件的解决则极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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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科林斯就像黑斯廷斯一样,是一个黑人法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卡特总统提名成为联邦法官。与沃尔特·尼克松一样,科林斯曾服刑十几年,当时他被指控以10万美元的贿赂给一名被判从伯利兹走私2500磅大麻到路易斯安那的人判处有利的判决。已经两次被判走私毒品并面临长期徒刑和大额罚款的加里·扬(Gary Young)声称,科林斯的好朋友约翰·罗斯(John Ross)曾接近他,说如果支付10万美元,法官会将他的刑期由缓刑监督官建议的8年降至3年半。扬同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并向罗斯交付标记过的纸币。随后联邦调查局在科林斯的房间里找到了现金。当他和罗斯一起被起诉时,科林斯法官谴责说,“两次被判有罪的毒品经销商在政府代理人的协助和教唆下公然企图诬陷黑人联邦法官”,一些民权领袖的声明也呼应了这一说法,他们指控联邦政府瞄准全国各地的黑人官员,企图诋毁他们。 [47]
科林斯法官的辩护律师抱怨说,在起诉他的当事人时存在“种族选择性”,但对所出示的证据无法提供合理的替代解释。在其审判中,科林斯拒绝以自己的名义作证。辩护理由只是提供了罗斯的说法,即科林斯拥有的钱是他向法官购买财产的首付。陪审团显然不以为然。科林斯和罗斯就其公诉书中的所有指控都被判有罪。两个月后,科林斯被判处近7年监禁,但在其上诉期间人身依然是自由的并能获得联邦工资。 [48]
上诉被驳回后,科林斯于1991年入狱。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立即辞去法官职务,继续领取联邦工资。1993年7月,美国司法会议在完成对案件的自行审查后,建议众议院对法官进行了弹劾诉讼。最后,随着国会即将采取行动,科林斯法官脱离了克莱本和沃尔特·尼克松的模式。1993年8月,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职位,而不是通过国会进程来获得这个看似不可避免的结局。 [49]
森森布伦纳在1993年提出的另一名要弹劾的法官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的罗伯特·阿圭勒,他表现得更好。他也是卡特任命的少数派。阿圭勒是墨西哥移民的儿子,1980年担任联邦法官时,有不到一年的州法院司法经验,对司法争议并不陌生。他在圣何塞主持了涉及该地区计算机和软件行业的多起案件。起初,尽管他儿子是惠普公司的长期雇员,但仍顽固地拒绝回避参与惠普公司的案件。但最终,苹果公司正式投诉后,他重新安排了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对抗惠普公司的大案。他将其行为归因于要处理的案件异常之多,一个月后,联邦调查人员从一个被判银行欺诈的前赌场经营者向法官提供的12000美元贷款展开调查。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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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阿圭勒法官因涉嫌与一名被判贪污的卡车驾驶员工会官员有牵涉而被起诉犯有徇私舞弊罪和组织敲诈勒索罪。此外,阿圭勒法官被指控非法披露窃听器的存在,从而犯有妨碍司法罪。针对阿圭勒的指控主要依靠对其手机窃听18个月中收集的证据。
1990年3月,阿圭勒因八个重罪指控而受审。一个陪审团就其中一项指控判其有罪,而在其他指控上无法达成一致。阿圭勒8月份被重审,因涉嫌披露窃听和妨碍司法罪的指控被定罪。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最终推翻了这些有罪判决。政府对这一判决提出了上诉,1995年最高法院恢复了对披露窃听的判决,将案件送回第九巡回法院开展进一步程序。 [51] 司法部对阿圭勒的追究一直持续到1996年6月,双方终于达成了辩诉交易。司法部允许阿圭勒立即从联邦法官位子上退休,领取全额退休金。作为交换,阿圭勒法官承认,他在1987年曾不当地泄露了窃听器的存在。司法部方面则撤销了仍然悬而未决的唯一重罪指控。 [52]
由于他们的司法上诉救济用尽,弹劾预期迫近,科林斯和阿圭勒都选择离职。被判重罪的科林斯别无选择,只能辞职,而阿圭勒,在应对手足无措的检察官方面更为成功,能够通过谈判获得舒适的退休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会涉及法官的行动中,国会明确表示不会容忍司法系统形象存在的污点,无论是否证明是排除了合理怀疑。克莱本和沃尔特·尼克松的判决后的弹劾预示着科林斯的命运,而黑斯廷案件的结果表明,阿圭勒协商取得有利条件离职是明智之举。被弹劾和定罪的前景导致两人选择拉下司法职业的帷幕。
与此同时,五名法官的案件都花了数年的时间才得以解决。他们案件进展缓慢是由于起诉旷日持久、辩护经常涉及程序上诉、美国司法会议审慎地采取行动以及最后一点——除非绝对必要,否则国会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罢免法官的漫长过程确实使弹劾仅仅成为处理司法不当行为中情节最恶劣案件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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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参议院就第一项弹劾指控完成投票时,艾尔西·黑斯廷斯拍了拍他的律师特伦斯·安德森的手臂,而后流泪。 [53]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提议允许黑斯廷斯和安德森离开参议院议会大厅。这两个人立刻离开了。看起来,黑斯廷斯的公职生涯实际上已经不光彩地结束了。但是当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写下,“美国人的生命中没有第二幕”时并没有预料到一个被弹劾的法官会迎来事业的第二春。当黑斯廷斯走出大楼,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跟记者谈话的时候,他恢复了镇定。他宣称他的审判是不公平的,但他“积极乐观”,并将返回佛罗里达州竞选州长。 [54]
20世纪80年代,国会并没有禁止任何被弹劾和定罪的法官继续担任职务。国会没有采取这种行动既不寻常,也不令人惊讶。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1862年同情邦联的韦斯特·汉弗莱斯(West Humphreys)法官,第二次是1913年权力寻租的罗伯特·W.阿奇博尔德(Robert W. Archbald)法官,国会强行禁止他们继续担任公职,这是宪法中规定弹劾指控被定罪后的结果。参议院一直把宪法中提到的取消任职资格视为自由裁量的范畴。如果大多数参议员都希望这样做,那么这一禁令就可以在定罪后实施,但这不是强制性的。实践中,参议员似乎觉得被解职的耻辱已经足够了,因此甚至很少提出额外的惩罚。无论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一旦作出决定,如果再次审议这一决定,将构成双重危险,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是阻碍重重。
在20世纪80年代,既定模式继续运行。如同被定罪的重罪犯一样,克莱本和沃尔特·尼克松法官如果倾向于继续任职,也会在求职路上遇到其他障碍。另外,黑斯廷斯在刑事审判中被宣告无罪,因此没有受到这种阻碍。
黑斯廷斯争取当选公职而得到澄清机会,在此之前他没有浪费时间。他于1990年立即申请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民主党初选,不过后来他转而竞选国务卿,显然他的州长竞选活动正走向失败。他在国务卿竞选中也没有做得更好。 [55]
黑斯廷斯在1992年遇到了一个更有希望的机会。继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之后,佛罗里达又增加了一个国会议席,州立法机构决定在迈阿密北部开辟出一个新的黑人多数地区,这正是被弹劾的黑斯廷斯法官的根据地。黑斯廷斯头一次发现弹劾经历对他很有帮助。他相信,“这肯定会提升我的形象”。过去十年间,南佛罗里达州的人们十分关注对他案件的广泛报道。他回忆起最初对他的审判时说:“当我被判定无罪时,兴高采烈的喇叭鸣响在95号州际公路上。”在他竞选众议员的过程中,联邦地方法院以程序为由驳回了参议院的判决,即使一年后在沃尔特·尼克松诉美国案中被推翻,也加深了当地人对他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看法。民主党竞争对手利用弹劾对付他的努力适得其反。一个电话竞选运动称黑斯廷斯是一个骗子,一个未表态的选民回应说:“他是我的骗子。你有你的,我有我的!”随后,她成为黑斯廷斯的铁杆粉丝。 [56] 弹劾作为这位前任法官的显著特征,使他勉强赢得了一场多候选人的民主党初选,随后他在大选中轻松胜出,成为佛罗里达州自重建时期以来的第一位黑人议员。黑斯廷斯在弹劾他的议会中获得席位,这一讽刺之事并没有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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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会议员发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他们曾经投票要弹劾的人,这让他们有种不安的预感。 [57] 其他人则表示,要与被弹劾的人一起服务大众不会有任何疑虑。他们指出,是那些知道他弹劾经历的民众选举了他。布赖恩特是黑斯廷斯参议院审判的议员代表领袖,他在宣誓就职的那天对这位新任国会议员说:“人民选择了你。我尊重人民的选择。如果你能从零开始,我也可以。”不久之后,布赖恩特和黑斯廷斯共同发起了一项立法。布鲁克斯询问黑斯廷斯是否愿意担任司法委员会成员,当前任法官拒绝的时候,布鲁克斯哈哈大笑,说他认为黑斯廷斯已经到了司法生涯的顶峰。 [58] 当黑斯廷斯开始为人熟知,两党的国会议员、无论是老人还是新人,都认为黑斯廷斯是一个勤劳、亲切和令人满意的同事。 [59]
艾尔西·黑斯廷斯的事业继续稳定地复苏。他选择关注国际关系,成为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到2006年,他是该常设委员会恐怖主义和国土安全子委员会最资深的少数派成员,也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国会代表。也许更能体现他被同事所接纳的是,他当选为民主党督导员以及当选为有影响力的众议院规则委员会成员。国会众议院中1989年曾经弹劾过他的同事越来越少,黑斯廷斯似乎已经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国会职业地位日益巩固后,他所承受的最大的负担也许是他对弹劾辩护失败的财政成本。根据他的年度国会财务披露,至2005年,黑斯廷斯仍负有210万美元的律师费用债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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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黑斯廷斯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约翰·科尼尔斯在1997年公开表示对黑斯廷斯的弹劾表示怀疑。这个资深众议员在众议院结识黑斯廷斯,最近了解到联邦调查局犯罪实验室屡屡失误的迹象,包括对黑斯廷斯案件一个证据的误导性证词。 [61] 结果,科尼尔斯再次开始考虑他对黑斯廷斯最初的判决。后来,当黑斯廷斯被提名获得两人所属协会的一项荣誉,他写了一封名誉推荐信。 [62]
尽管如此,黑斯廷斯却无法完全摆脱弹劾的耻辱。当他的党派在2006年重新获得众议院的控制权时,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他似乎准备成为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民主党人在竞选中曾把不道德行为当作核心,将共和党人从众议院领导层赶下台。在一位有影响的同事警告说,选择黑斯廷斯会为共和党人提供太多可攻击对方的信息之后,新任议长南茜·佩洛希(Nancy Pelosi)避免将黑斯廷斯提拔到一个特别敏感的职位。黑斯廷斯对此表示失望,但很具个性地预言他的职业生涯复兴将持续下去,他说:“对不起,厌恶我的人,上帝还没和我决裂。” [63] 议长似乎要强调这一点,在十多年来第一个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开工的第二个工作日,她邀请黑斯廷斯拿起木槌,主持曾经弹劾过他的众议院会议。 [64]
艾尔西·黑斯廷斯将弹劾的概念视为终极的政治耻辱,但他当然没有把它完全粉碎。作为公开的羞辱仪式,弹劾的这一功能似乎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与生俱来的。制宪者们对固定的立法和行政条款以及对法官终身任用的偏好均涉及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即脱离英国议会的模式,英国政府是一个受多数人监督的政府,一旦多数人解散,官员就会失去权力。相反,制宪者认为,共和党的政府将是拥有固定任期的最稳定和负责任的政府。在完成任期之前被罢免,不仅仅是对政治命运总体转变的承认,制宪者认为这是对个人行为严厉的否定,是来自大多数表示反对的民选代表以及国会绝对多数的最严厉谴责,也被认为是反映了国家成熟的政治智慧。弹劾和有罪判决,除免职外没有施加任何强制性的惩罚,这一事实本身反映了制宪者们认为这种公众羞耻感的严重程度。他们认为没有能够完成委任的任期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公民巨大的屈辱。
直到20世纪90年代,没有任何被弹劾和被定罪的联邦官员恢复公职。免于定罪的被弹劾之人完成了他们的任期,例如,塞缪尔·蔡斯大法官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都是如此。约翰逊甚至再次求职,并被田纳西州立法机关选为美国参议员,任期一届。然而,在黑斯廷斯之前,没有任何因弹劾而免职的官员在此后被选民选举再担任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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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斯廷斯个性充满活力,继续保持自己的无辜,同时声称对投票反对他的人毫无怨恨。他说:“我很早以前就知道,成功是最好的复仇,这是我的座右铭和口头禅,也是我的思维模式。复仇没有任何益处,痛苦使你本可以专注自己事业的时候追随他人,消耗自己的时间。我有一段非常好的职业生涯,但是因为这些事件而毁了。” [65] 1998年,有几位同事就他的弹劾经历向他咨询,他还借众议院会议为遭弹劾的比尔·克林顿总统辩驳。他的讲话可能没有改变任何投票,但就讲话本身而言提醒了国会,在弹劾后仍可能有政治生涯。
黑斯廷斯自1992年以来的政治生涯,即使受到被罢免的不利影响,也证明了一个人克服羞辱的能力和公众对弹劾态度转变的迹象。他一再当选为众议员,标志着他的选民们对他的弹劾经历并不在乎,也许是因为他们一直怀疑这是出于种族动机不合理的弹劾。黑斯廷斯的事件对此后的弹劾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表明弹劾文化继续发展,正如国会制定了发起弹劾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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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Mary L. Volcansek, Judicial Impeachment: None Called for Justi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69—70; Alan J. Baron, “The Curious Case of Alcee Hastings,” Nova Law Review 18(1994—1995): 873.
[2]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 case appear in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Criminal Justice, In the Matter of the Impeachment Inquiry Concerning U.S. District Judge Alcee L. Hastings: Hearings , 100th Cong., 1st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87), and U.S. Congress, Senate, Impeachment Trial Committee, Report on the Articles against Judge Alcee L. Hastings , 101st Cong., 1st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89). A summary can be found in Volcansek, Judicial Impeachment , 70—75.
[3] Volcansek, Judicial Impeachment , 70—83.
[4] Ibid., 83—85.
[5] Ibid., 84—85, 87—88.
[6] Alcee L. Hastings,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18, 2005.
[7] Volcansek, Judicial Impeachment , 85—87.
[8] Quoted in ibid, 88.
[9] Investigating Committee of the Judicial Council of the Eleventh Circuit, “In the Matter of Certain Complaints against United States District Judge Alcee L. Hastings,” in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Criminal Justice, In the Matter of the Impeachment Inquiry Concerning U.S. District Judge Alcee L. Hastings: Hearings , Appendix 1, 1—346.
[10] Ibid., Appendix 1, 347—348.
[11] Ibid., Appendix 1, 1—358.
[12]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Judicial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 March 17, 1987(Washington, D.C. 1987), 41—42.
[13] Volcansek, Judicial Impeachment , 103.
[14] Ibid., 106.
[15]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mpeachment of Judge Alcee L. Hastings: Report to Accompany H. Res. 499 , 100th Cong., 2nd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88), 1—12.
[16] Congressional Record , 100th Cong., 2nd sess., vol. 134(August 3, 1988): 20213—20214.
[17] Baron, “The Curious Case of Alcee Hastings,” 875.
[18] Alan I. Baron, interview with author, October 5, 2005.
[19] A reliable guide to the entire chronology is Volcansek, Judicial Impeachment.
[20] U.S. Congress, Senate , Proceedings in the Impeachment Trial of Alcee L. Hastings, 101st Cong., 1st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89), 13—21.
[21] Ibid., 21—30.
[22] Ibid., 31—46.
[23] Ibid., 55—56.
[24] Ibid., 45.
[25] U.S. Congress, Senate, Impeachment Trial Committee, Report on the Articles against Judge Alcee L. Hastings , 101st Cong., 1st sess.(Washington, D.C.: GPO, 1989), pt. 2A, 2—22.
[26] Ibid., pt. 2A, 532—610, quote at 569.
[27] Ibid., pt. 2A, 676—741.
[28] U.S. Congress, Senate, Proceedings in the Impeachment Trial of Alcee L. Hastings , 627—635.
[29] U.S. Congress, Senate, Impeachment Trial Committee, Report on the Articles against Judge Alcee L. Hastings , pt. 2A, 1261—1262.
[30] Ibid., pt. 2A, 1156—1168, 1777—1783, 2300, 2408, 2531, 2535—2545.
[31] U.S. Congress, Senate, Proceedings in the Impeachment Trial of Alcee L. Hastings , 627—673.
[32] Ibid., 710—714.
[33] Ibid., 714—768.
[34] Ibid., 758—759.
[35] Ibid., 764—772, 792—797, 799.
[36] Ibid., 772—774, 797—799.
[37] Ibid., 759—760.
[38] Ibid., 760—763.
[39] Ibid., 774—775, 763—764, 775—790.
[40] Ibid., 790.
[41] Ibid., 790—792.
[42] Baron, “The Curious Case of Alcee Hastings,” 877.
[43] U.S. Congress, Senate, Proceedings in the Impeachment Trial of Alcee L. Hastings , 15—17.
[44] Ibid., 688—703.
[45] Ibid., 708—709.
[46] H. Res. 176 and 177, Congressional Record , 103rd Cong., 1st sess., vol. 139(May 19, 1993): H2597.
[47] David Johnston, “Federal Judge Is Focus of Bribe Inquiry,”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27, 1990; “U.S. Judge Indicted in New Orleans Bribery Case,”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9, 1991.
[48] Francis Frank Marcus, “U.S. Judge Faces Bribery Trial in New Orleans,” New York Times , June 16, 1991; Marcus, “U.S. Judge Is Convicted in New Orleans Bribe Case,” New York Times , June 30, 1991; “U.S. Judge Is Given Prison Sentence,”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7, 1991.
[49] Emily Field Van Tassel, “Resignations and Removals: A History of Federal Judicial Service—and Disservice—1789—199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42(1993): 337—338.
[50] “Judge Denies Hewlett Motion,” New York Times , August 3, 1988; “Ruling in Case of Apple Suit,”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26, 1988; Wall Street Journal , August 3, 17, and 19, September 26, October 26, 1988.
[51] United States v. Robert P. Aguilar , 515 U.S. 593(1995).
[5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ress release, June 24, 1996.
[53] Baron, “The Curious Case of Alcee Hastings,” 902.
[54] David Johnston, “Hastings Ousted as U.S. Judge by Senate Vote,”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21, 1989.
[55] Volcansek, Judicial Impeachment , 116.
[56] Hastings,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18, 2005.
[57] Robert Michel,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1, 2005.
[58] Hastings,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18, 2005.
[59] Lee Hamilton, interviews with author, November 3, 2004, and June 28, 2005; Thomas Foley,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rch 14, 2005; Ray LaHood, interview with author, April 13, 2005.
[60] Washington Post , June 15, 2006.
[61] Neil Lewis, “F.B.I. Director Is Accused of Missteps in Lab Furor,” New York Times , March 7, 1997.
[62] Hastings,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18, 2005.
[63]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9, 2006.
[64] Congressional Record , 110th Cong, 1st sess., vol. 153(January 10, 2007): H255.
[65] Hastings, interview with author, February 18,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