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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章 “停止告密”
人们使用毒品，贩卖枪支，还在街头巷尾贴上“停止告密”的海报。
—— 七年级学生笔下的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社区 [1]
这些人坏事做尽却还不收手，因为他们正在告发下一个人。
—— 雷科· 桑德斯向法庭解释为何自己穿着“停止告密”的T恤出庭 [2]
1998年，我在巴尔的摩市中心教了一堂课外法律课。这个班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不等。有一些人是抱着兴趣而来，有一些人则是在社区活动中心随便逛逛，无事可做，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其父母、教练或缓刑监督官强迫其参加。当我试图解释几个复杂的宪法原则时，学生们顿时都失去了兴趣。最后，一位看起来大约12岁，双眼炯炯有神的男孩子举起了手。
“我有个问题”，他专注地向前倾着身子说：“警察让毒贩子待在角落里，‘因为他们在告密’。请问这样合法吗？我是说，警察能这么做吗？”
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我想了一下，然后解释道，警方的确有自由裁量权，可以让违法者不被追究。那位男孩的脸色因为反感而变得阴沉下去，他怒气冲冲地说：“那是不对的！”其他青少年也跟着附和。其中一位喊道：“他们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另一位则喊道：“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告密，然后就可以继续贩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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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如今臭名昭著的《停止告密》DVD开始在巴尔的摩街头走红，还登上了全国头条，向全国大部分地区介绍了告密的概念。一位名叫“瘦萨吉”“Skinny Suge”（原名罗尼·托马斯Ronny Thomas）的说唱歌手拿着相机走在巴尔的摩西部的街道上，与当地居民交谈。他开车漫游或在街角闲逛时，发现许多受访者都是贩毒者或所谓的“玩家”。他们互相“说别人的坏话”，讲故事，抱怨腐败的警察（其中两人后来被判有罪）。他们一边说笑一边唱，还谈到了告密。他们说，“游戏中人”不应该为了逃避惩罚而告密。他们发表了威胁性的声明，暗示告密者可能会被“头上打个洞”。一名男子指认另一个人是潜在的告密者：“他死了”，他说唱道：“因为我不相信他来自‘黑帮’。” [3] 两名受访者还展示了自己的枪支。
很少有人会对这部投资低廉、内容离谱的家庭电影感兴趣，不过其中有两件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第一件是篮球明星卡梅隆·安东尼（Carmelo Anthony）曾在电影中短暂露面。他是巴尔的摩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当时担任丹佛掘金队的前锋，在电影拍摄时他碰巧回了一趟家。虽然安东尼并没有对与警方合作的线人发出任何威胁，但当两个邻居熟人说别人坏话且暗示告密者会受到伤害时，他居然站在一旁哈哈大笑。后来，安东尼否认自己知道视频拍摄的实质内容，且驳斥了“停止告密”的观点，他表示自己“不是那种人”。 [4] 然而，由于安东尼出现在了视频中，全国媒体都在广泛转载。
第二件是这段视频催生了新一轮“停止告密”T恤的流行。这类T恤上通常会印着“告密者”（SNITCH）的词汇，然后将其用红线圈起来，再如同禁烟标志一样划一道；有时T恤上则印着“停止告密”（STOP SNITCHING）几个大字。这些T恤曾经在其他城市出现过，但在DVD发布以后，巴尔的摩、波士顿、匹兹堡以及密尔沃基等地便出现了大量这样的T恤，进而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反过来，几个备受瞩目的活动也让“停止告密”T恤成为一种文化标志。2005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一位名叫雷科·桑德斯（Rayco Saunders）的袭击案件受害者身着这件T恤参加了袭击者的审判。然而，由于担心这件T恤会扰乱法庭秩序，检察官要求桑德斯离开了法庭。最终，由于证人桑德斯的缺席，导致涉及三名被告人的案件被驳回。 [5] 本章开头引用的就是桑德斯关于他对为何干扰袭击者作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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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在波士顿，市长托马斯·梅尼诺（Thomas Menino）认为这些T恤阻碍了执法活动，恐吓了目击证人，于是试图禁穿这些T恤。梅尼诺市长宣布：“我们将进入每一家销售这种T恤的零售店，并将其撤走。”尽管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反对后，该市撤销了禁令，但有几家商店将这类T恤下架了。 [6]
当几位说唱歌手公开拒绝向警方谈论他们看见的罪行时，“停止告密”风潮开始愈演愈烈。2005年，说唱歌手莉儿·金（Lil Kim）因在纽约电台枪击案中向联邦大陪审团撒谎而被判处一年监禁。BET刊登了一篇关于她入狱前一段时间的报道，题为《封锁倒计时》。这篇报道将莉儿·金描述成“咬紧牙关，昂首挺胸，慨然入狱”。 [7] 第二年，说唱歌手布斯塔·莱姆斯（Busta Rhymes）拒绝与警方谈论他的保镖伊斯雷尔·拉米雷斯（Israel Ramirez）被枪杀一事。警方声称，拉米雷斯被枪击时，莱姆斯正站在他旁边。 [8]
2007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播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主持了一系列关于“停止告密”风潮的节目，将“停止告密”推上了黄金时段。第一个节目时长60分钟，聚焦于音乐产业与“停止告密”口号之间的联系。CNN播放的说唱歌手劝告听众“停止告密”的歌曲片段表明音乐行业正在积极利用这种反警察情绪。在采访说唱歌手卡梅隆（Cam'ron）时，库珀问他为什么在双臂中弹后不接受警方的讯问。卡梅隆回答：“因为我处于这样的行业中，如果这么做会损害我的业务，而我非同一般的成长方式告诉我，不要告诉别人，所以我就是不会告诉警察。”库珀还问这位说唱歌手，如果他知道隔壁住着连环杀手，他是否会报警。卡梅隆回答说：“不，我不会——我不会打电话告诉任何人这件事，但我可能会搬家。但我不会报警说什么‘连环杀手就住在4E室’之类的话。” [9] 后来，卡梅隆为这番言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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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们的反应大相径庭。2007年，记者伊桑·布朗（Ethan Brown）撰写了大量关于嘻哈音乐中“停止告密”的文章，他将莱姆斯、卡梅隆和T恤问题引发的愤怒描述为“专家和政客没有真正研究和反思导致这一现象的复杂法律问题和文化问题”。 [10] 其他诸如CNN的库珀等人指责音乐行业居然以美化犯罪、鼓吹暴力和煽动反警察情绪牟利。
最后，“停止告密”的口号与恐吓证人的顽疾以及平民证人在目击暴力犯罪时不敢挺身而出的相关问题融为了一体。2007年，在新泽西州的特伦顿，7岁的塔贾尼克·李（Tajahnique Lee）在至少20人面前被帮派斗殴的流弹击中面部，然而没有人站出来指认枪手。一位站在10英尺外的妇女称自己当时走神了，没看见。女孩的祖母拒绝与警方交谈，她说自己会面临“不得不搬出这个国家”的恐惧。 [11] 在许多人心中，这种沉默已经与“停止告密”的口号联系在一起。
这些事件提升了“停止告密”现象在公众眼中的知名度，它反映出了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的历史顽疾。其实它并不是从DVD或饶舌歌曲才开始的，也不会因为T恤风潮的过时而结束。这一现象相当于街头刑法，它变成了对平民证人的恐吓工具，也昭示了公众对警察缺乏信任的普遍心理。虽然这一现象源于刑事犯罪，但它早已扩散到刑事犯罪领域之外，它是城市犯罪、帮派暴力、种族歧视、毒品泛滥和线人执法等多方面问题的产物。
一、“身处游戏之中”
2004年巴尔的摩出现的《停止告密》DVD自称是毒品经济的产物。作为在毒品交易的地下世界或其周围谋生的人们对话的一部分，它倡导一种特殊的街头准则：那些通过违法行为谋生的人不应该获准通过告发同伙来逃避犯罪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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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该DVD的制片人罗德尼·贝西娅（Rodney Bethea）所明确表示的：“《停止告密》并非针对那些平民目击者或者瞧着窗外的老年人，也不是针对拨打911的无辜旁观者，而是针对从事非法活动并从中获利的人。因为当他们被捕后，为了自保，就会揭发所有认识的人。”贝西娅进一步解释：在这个DVD中，所谓的“告密者”不是指报警的“社区小老太太”，因为“她只是一位平民百姓，她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12]
大多数评论家都同意“停止告密”的原意是指犯罪者而非普通的平民证人，后来它也基本上保持着原意。正如哈莱姆区的社会活动家杰弗里·加拿大（Geoffrey Canada）在接受CNN采访时所说的：“告密的问题是监狱直接导致的。” [13] 嘻哈音乐的经理和制片人达蒙·达什（Damon Dash）也认为，“如果你还没有参与其中的话”，这就不是什么告密。 [14]
在说唱歌手卡梅隆接受《60分钟》时事杂志的采访后，曾在电视节目《法律与秩序》中饰演一名警察的资深演员兼黑帮说唱歌手冰T（Ice-T）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告密者是指与同伙一起犯罪并被警方抓获的人。他没有对自己的犯罪承担责任，没有为自己的兄弟守口如瓶，而是与警方达成了一项协议，他来出卖兄弟，换取减轻量刑。《停止告密》的准则是黑帮分子共同使用的准则，与没有成为犯罪目击证人的人无关。 [15]
“停止告密”的概念最初是一种犯罪行为的准则，但这并没有阻止它呈现出自己复杂的生态；现在，它在遵守法律的世界中具有了更广泛的含义。但是，这一概念的根源仍然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刑事政策如何影响公民社会，又是如何远远超出其预期执法目标的。20年来，官方在犯罪率高的社区严重依赖线人告密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一项有影响力的社会政策。它不仅改变了犯罪分子对司法制度的看法，也改变了守法居民对执法活动的态度。在政府要求犯罪分子反水的压力下，犯罪分子对告密行为更加感觉禁忌了。这种反应蔓延到了更广泛的文化中，影响了儿童、家庭和邻里之间对与警察交谈的理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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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警察的不信任
告密行为削弱了公众对执法活动的感知，也引发了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这项特殊的刑事政策会在非犯罪听众群体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呢？毕竟大多数执法策略并不会激发如此这般的电影桥段或时尚灵感。换言之，为什么“停止告密”对任何并不“参与游戏”的人而言都有意义呢？
对于更广泛的“停止告密”现象而言，其核心是对警方的不信任，而这也是贫困社区及少数族裔社区所长期面临的问题。在非裔美国人社区的历史上，由警察造成的官方暴力行径、种族主义歧视以及对黑人犯罪的纵容一直绵延不绝。 [16] 在美国城市历史中，包括洛杉矶骚乱和迈阿密骚乱等一系列著名的骚乱事件都是由警察对黑人男子的暴行所引发的。 [17] 种族偏见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纽约市发生的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如对艾布纳·路易玛（Abner Louima）的酷刑，对手无寸铁的阿马杜·迪亚洛（Amadou Diallo）和肖恩·贝尔（Sean Bell）的枪杀——都在不断提醒人们，太多的警察将黑人男性视为治安威胁和执法目标。 [18]
对警方的不信任在社会舆论中有所体现：在当前的民意调查中，非裔受访者对警察和司法系统的信心通常低于白人或拉美裔受访者。 [19] 1／3的非裔受访者对警察的信心“非常低”，相比之下，3／5的白人则表示“非常”有信心。 [20] 正如前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所言：“太多的美国人认为警察不值得信任……尤其在少数族裔社区里，居民认为警方存在过度使用武力，行为咄咄逼人，执法偏见、缺乏尊重及公平的现象。” [21] 1944年，社会学家冈纳尔·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曾写道：“警察不仅代表公民秩序，也代表白人至上。”尽管从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警察和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依然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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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信任不仅与历史和社区相关，还与个人相关。NBA球星卡梅隆·安东尼因出现在《停止告密》DVD中而遭受了媒体的猛烈批评，他向公众道歉并宣布与“停止告密”的口号划清界限。但几个月后，安东尼在接受娱乐与体育电视网（ESPN）的私下采访时，更为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巴尔的摩的成长经历中与警察的矛盾关系，例如警察曾经殴打过他。“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说，“他们只是掐着我，拖着我走来走去。”相比之下，“毒贩资助了我们的项目，购买了我们的制服，却没有要求安东尼任何回报，”他说，“他们只想看到你做得好就行。”
尽管安东尼之前否认其与“停止告密”的关系，但此时他似乎已经接受了“停止告密”的核心思想。他对娱乐与体育电视网说：“我永远不会告密，也绝对不会就任何事情作证。这就是街头法律，如果你告密，你就等于在谈论别人的生命。” [22]
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杰瑞米·特拉维斯（Jeremy Travis）认为，“停止告密”现象及其蕴含的不信任警方的观念是禁毒战争政策的失败后果。他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们的刑事司法政策正在破坏法律的尊严，因为我们目睹了有色人种社区中‘停止告密’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惩罚了与警方合作的年轻人。” [23] 记者伊桑·布朗（Ethan Brown）甚至更直言不讳地说：这种现象“往往不是由反执法心态的本能所驱动的，而是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已经失控的真实状况，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因为线人的证词而被关进监狱，度过他们的余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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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20多年的禁毒战争期间，美国的城市中心一直出没着毒品犯罪线人的身影。这意味着20年来，曾经有无数个跟我在巴尔的摩的学生一样大的12岁孩童曾亲眼看见“警察把毒贩拦在街角，因为他们正在告密”的情况发生。这意味着20年来，曾有无数个罪犯因为告发他人而获得减刑或免于处罚。这意味着20年来，我们所熟知的不信任和暴力行径一直与线人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还意味着20年来，社区居民曾无数次亲眼见到身边的吸毒者、男女朋友、家庭成员和其他弱者面对着越来越严厉的毒品犯罪处罚，在警察的压力和威胁下向其提供线报。因此，“停止告密”的出现不仅仅反映了历史上的不信任，而且也凸显出线人政策的当代效应：在人们眼中，今天的警察执法依然是不可靠和不公正的。
对于致力于与警方合作的守法公民来说，对警方的不信任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2008年，纽约作家图埃（Touré）在题为《像我这样的告密者》的短文中总结了许多相互矛盾的难题。他准备买房子时意识到街对面的房子是一处贩毒窝点，于是他决定报警。但正如他所说：“这一抉择其实充满了心理矛盾。”
作为一名非裔纽约男子，我一直认为穿着蓝色衣服的警察是我的敌人。我知道如果命运稍有不同，我就完全可能成为阿马杜· 迪亚洛、艾布纳· 路易玛或者肖恩· 贝尔中的任何一个（Amadou Diallo，Abner Louima以及Sean Bell均为遭纽约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受害者，译者注）。我是嘻哈一代，在我这一代人看来，告发黑人就等于背叛。
但这真的是“告密”吗？这个词真正是指罪犯告发其他罪犯，而不是纳税的公民报告他们看到的罪犯的所作所为吗？我应该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就保护贩毒者和邻居吗？ [25]
心理学家汤姆·泰勒（Tom Tyler）就公众信任和警方合作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 [26]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他关注的是人们为什么会与警方合作。他总结说，虽然人们帮助警察打击犯罪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做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更强大的动机是他们认为警察是合法的，值得服从和合作。这种合法性取决于警方的执法程序。泰勒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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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要成功击败犯罪从而维持社会秩序，就必须获得公众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当公众认为警察确实有所作为时，合作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而且，当公众将警方视为有权获得服从的合法机关时，他们就会选择与警方合作。反之，这样的合法性判断又受到公众对程序正义的看法所影响，也即警方采用何种公正的程序来对待公众。 [27]
泰勒所称的“程序正义”是指警方对待居民和作出决定的方式，而不管这会产生何种结果。“它包括对决定中立性的考量，即始终遵循规范且根据事实作出决定；还包括对决定亲和性的考量，即在尊重人格尊严、有礼貌且考虑对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28] 泰勒进一步指出，“人们普遍认为，许多美国公民对法律制度缺乏高度的信任感和信心”，这种不信任感在少数族裔社区造成的影响特别具有破坏性。 [29]
警方利用线人是程序正义失败的有力证据。就其本质而言，线人活动的基础是不可靠的事实，涉及不一致的法律规范，体现为不中立的执法实践。泰勒的理论有助于解释线人如何削弱公众对警察执法合法性的观念，从而阻碍了警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造成不信任问题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人们普遍担心警方不能或不会保护居民免受犯罪侵害，尤其是当自己作为证人时能否免遭犯罪分子的恐吓。美国城市地区的保障不足问题早已世人皆知，警力不足，911出警缓慢，官方对盗窃汽车和人身袭击等低级别犯罪的容忍度很高。因此，城市居民，尤其是非裔居民比其他人群中的受害者比率更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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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受犯罪伤害最严重的社区里，居民们认为，是他们心中的恐惧和迟迟不能被绳之以法的严重犯罪才导致自己不愿面对凶杀案，不愿与警方合作或充当证人，更不愿相信警方”。一位洛杉矶居民解释说：“我们知道没有人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 [31] 潜在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非裔和拉丁裔年轻男子——认为警方“不可靠且怀有敌意”，进而认为自己并不会受到警方保护，这种观念导致循环升级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因此，居民之所以不愿与警方交谈，与他们认为警方反应不足有着直接关系。
另外，这种公众的抵制情绪也令警方更难履行职责。在警方眼中，他们与居民渐行渐远，他们害怕进入高犯罪率的地区， [32] 他们还确信“那里的居民心里憎恨我们”。 [33] 随着居民们变得不愿意合作，警方对自己解决犯罪的能力也变得灰心丧气。
这种双重束缚悲剧性地体现在了巴尔的摩居民安吉拉·道森（Angela Dawson）的案件中。2002年，道森多次拨打911和311热线，试图让毒贩离开她居住的街区。据《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警方的反应很弱，甚至根本无动于衷。道森太太抱怨毒贩充其量只不过是被赶走了而已，有时警方甚至根本不接她的报警电话。虽然警方已经被告知这家人遭到了威胁，但并没有向他们提供额外的保护。袭击道森太太的一名嫌犯被逮捕后，第二天就获释了。在警方连续几个月的不作为之后，毒贩们为了报复这家人的报警，制造了一次燃烧弹袭击，导致道森太太和她的五个孩子在大火中丧生。随后，道森家族起诉市政府未能兑现其对居民提供保护的承诺。 [34]
在众多教训之中，道森太太一家的悲剧告诉我们，之所以目击者不合作，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已经准确地认识到警察并不总会保护高犯罪率社区的居民。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警察无法保护证人免受犯罪分子的威胁，还在于美国市中心这种普遍的执法不足、保护不力的做法已经持续困扰了居民几十年。对于一些人而言，“停止告密”的观念就包括这种一触即发的直觉，即与警方的合作很可能会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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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恐吓证人
恐吓证人是一个既古老又紧迫的问题。联邦政府及所有50个州都将恐吓证人定为一种犯罪，大约1／3的州制定了证人保护计划。虽然恐吓证人的现象因“停止告密”的热潮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个问题的确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纽约弗农山庄地区警察局长约瑟夫·皮祖蒂（Joseph Pizzuti）解释说，“人们不愿意合作的因素有很多，他们害怕遭受报复，不相信警察会对他们的身份保密，他们不想担心作证的问题，等等”。皮祖蒂补充说，“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只不过它最近才受到媒体的关注而已，不与警方合作一直都是街头准则”。 [35] 前巴尔的摩警官、社会学教授彼得·莫斯科斯（Peter Moskos）表示同意：“这种（不合作的）文化几十年来……一直存在。要说新的话，我认为是2004年出现的《停止告密》DVD让这一问题受到了社会主流的关注。毕竟贫困社区里没有什么新鲜事。” [36]
即使在巴尔的摩，恐吓证人的行为在DVD上市之前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该地区的州检察官帕特里夏·杰萨米表示，她注意到2002年巴尔的摩的恐吓证人行为有所增加，于是她在2004年提出了一项法案，该法案一方面加重了对恐吓证人行为的惩罚，一方面使执法部门更容易使用不出庭证人的证言。最初，这项法案并未获得议会通过，但在杰萨米向所有马里兰州议员寄去了《停止告密》DVD之后，这一法案于次年通过。 [37]
在“停止告密”尚未成为一个术语之前的十年间，国家执法专家就已经开始为帮派、警方和社区之间的不合作现象而担忧焦虑。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发布了两份报告，表明恐吓证人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38] 报告发现，在某些社区，与帮派犯罪和毒品犯罪有关的证人恐吓行为有所增加，特别是与强效可卡因交易有关的情况。一些检察官估计，在帮派占主导地位的社区，超过75%的暴力犯罪可能涉及恐吓证人的行为。此外，对报复的恐惧并不一定与实际威胁有关。相反，报告发现，这种恐惧可以在社区范围内持续存在，它取决于社区里犯罪、暴力和动荡的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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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同时指出，恐惧并不是证人不情愿的唯一因素。“盘根错节的社区关系和对执法行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可能是对合作的强烈威慑。”具体而言，“受害者和目击者通常是帮派成员的朋友或亲戚、同一教会的教众、同学或邻居的孩子”。
重要的是，报告解释说，目击者之所以不愿站出来是源于邻里之间的情况：
在没有受到帮派活动和毒品交易困扰的社区里，这种恐惧和恐吓在不合作方面起到的作用要小得多……而在帮派活动和毒品交易猖獗的社区，恐吓被害人和证人具有地方特色，这些情况是不被社区以外的人所知的。这些社区以外的公民大多数只通过媒体了解对受害者和目击者的恐吓行为。 [39]
这种不同社区居民之间的认知差异解释了一些重要的动态规律。它展示了犯罪率、种族、弱势群体和警务实践是如何互相交融而创造出了截然不同的刑事司法体验：在一些社区，它能产生对警察的信任、支持与合作，而在其他社区，它却会产生不信任、破坏警察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40]
这一动态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高犯罪率社区的反应可能会让生活在不同社区环境的人感到困惑。例如，主流媒体及其消费者往往难以理解城市社区对“停止告密”理念的看法，认为守法的人居然会拒绝与警方合作，令人十分费解。因此，全国对“停止告密”的困惑在一定程度上是邻里之间这种文化和经验分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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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帮派暴力和帮派组织的增加，一些地区的恐吓证人问题正愈演愈烈。2006年，在费城，提里斯·盖蒙·艾伦（Tyreese Gaymon-Allen）因指认杀害他堂兄的凶手而被杀。 [41] 根据2007年《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报道，“巴尔的摩因发布街头制作的《停止告密》DVD而引起全国关注三年后，恐吓证人行为仍然是顺利解决和起诉该市杀人案和枪击案的最大障碍之一”。 [42]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利纳斯，凶杀案的未侦破率达到了6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警方将此归因于目击证人不愿站出来作证。 [43] 在犯罪率高的南洛杉矶地区，警方报告，尽管该市整体凶杀率下降，但仍有数百起凶杀案悬而未决。 [44] 密尔沃基、费城、亚特兰大和芝加哥等大城市的警察和检察官抱怨证人保护措施的资金支持不足。 [45] 在2007年的一份题为《缝上告密者的嘴：马萨诸塞州的青年、帮派及恐吓》的报告中，研究人员指出，不愿被视为告密者是青年与警方合作的一大威慑。 [46]
这种普遍存在的恐惧不仅阻碍了执法，有时还会阻碍新闻记者的记录。据一位记者在2008年时的记录，“全国各地的调查记者越来越多地遭遇‘停止告密运动’……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作者描述了许多居民拒绝接受记者采访以及记者自己受到威胁的几个案例，他认为：“（停止告密）长期以来一直是执法的重大障碍，现在则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新闻媒体工作的阻碍。” [47]
在其中一些地区，那些印在T恤或刷在墙上的“停止告密”口号已经成为令平民证人心领神会的恐吓工具。2007年，克利夫兰年仅18岁的肖里卡·莱斯特（Shawrica Lester）被谋杀后，帮派成员在街边标志上挂上了“停止告密”的T恤。 [48] 当米娅·M.决定就她在巴尔的摩目睹的一起谋杀案作证时，她遭到了持枪威胁，一名男子在她回家的路上与她搭讪，提醒她“告密者会被缝起嘴巴”。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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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其他司法辖区的官员则表示，尽管潜在的证人普遍存在恐惧心理，但恐吓证人行为实际上很少见。正如2007年佐治亚州的一名检察官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报复）不是一个大问题。很多时候，恐吓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假设或幻想，他们认为自己会被报复”。 [50]
在一些地方，警民合作的态势正在好转。密尔沃基是最早出现“停止告密”T恤的城市之一，现在这里的命案破案率高得惊人，警方将其归功于社区居民挺身而出举报犯罪的义举。 [51] 在波士顿，于2007年设立的新匿名短信犯罪举报计划在社区中获得了巨大反响，举报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五倍。“我认为变化是渐进的，它永远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停止犯罪”组织（Crime Stopper）的首席执行官迈克·沙博尼耶（Mike Charbonnier）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开始深入了解停止告密的文化。” [52]
总而言之，恐吓证人行为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它主要与帮派活动、毒品走私和市中心的暴力行径有关，而且不同地点之间的差异很大。当《停止告密》DVD和T恤第一次出现时，许多评论员将其视为恐吓证人行为增多的直接诱因，这一观念掩盖了其历史渊源。因此，警方和检察官将招募证人和破获严重杀人案的困难归咎于“停止告密”运动，媒体也将恐吓证人事件归因于“停止告密”文化。下面是全国各地有关这一问题的头条新闻：
目击者三缄其口，案件无从侦破。12起城市凶杀案未能抓获归咎于“停止告密”文化和滥用警方线人。（印第安纳州） [53]
反告密消息令当局沮丧，重罪案件只能搁置一旁。（佛罗里达州）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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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告密”运动让目击者闭上嘴巴，活了下来。（加利福尼亚州） [55]
告密污名化可能会阻碍警察执法。（宾夕法尼亚州） [56]
反告密运动激怒了警察和检察官。（《今日美国》） [57]
这样的标题其实在暗示“停止告密”的新文化现象是证人不愿意作证的罪魁祸首。但持续十年的研究表明，大众对“停止告密”的兴趣本身就是高犯罪率社区中日益加剧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的外在表现。在有大量帮派暴力、个人不安全感和警察不信任的地区，不愿与警方合作的现象其实存在深刻的社会根源。
四、嘻哈音乐与说唱音乐的角色
“停止告密”获得如此多的主流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与嘻哈音乐、说唱音乐以及其他高调的文化名人有关。歌手莉儿·金（Lil Kim）和布斯塔·莱姆斯（Busta Rhymes）就曾因拒绝与警方合作而受到媒体的轮番报道。说唱歌手卡梅隆接受《60分钟》时事杂志采访时称其不会告发连环杀手的言论被记者们重复播放了几十次。
一些说唱艺人已经明确接受了“停止告密”的观念。像李伟Lil Wayne、“外交官”组合The Diplomats、疤面煞星Scarface以及可可兄弟Coco Brothers等歌手或组合的歌曲都劝告听众“停止告密”。 [58] 说唱歌手“游戏”The Game发布的混音专辑《别告密，别撒谎》（Stop Snitchin Stop Lyin）中就有一首歌曲名为《停止向警察告密》（Stop Talkin' to the Cops）。 [59]
这些歌曲经常贬低那些充当线人以换取宽大处理的罪犯。其中一首由派计划Project Pat演唱、小杰兹Young Jeezy主演的歌曲《说，说说（停止告密）》《Tell，Tell，Tell（Stop Snitchin）》中这样唱道：“警察说，只要我放弃我的狗，他们就会放我走/你别想把真相调查清楚，我不会违反贫民窟的法律/我不会给别人施加压力，减轻我的痛苦/也不会让兄弟戴上手铐，让他妈六神无主。” [60] 另一位说唱歌手百万冠军Chamillionaire则在歌曲《别去告密》中唱到：“他看着会被判30个月，结果只判了10个月/你的几年怎么能变成几个月，他能告诉你秘诀/他没说真正的答案，只是手心出汗/他能不能坚持到底？嗯，这要看你的决定/每个人都知道你，出卖了朋友的秘密。”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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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所有的文化现象一样，说唱音乐和嘻哈音乐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他艺术家对“停止告密”的观点的反应非常不同，他们不同意这一伦理观念以及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描述。
例如，“公敌”组合的说唱歌手查克弟谴责“停止告密”运动是对历史性的民权问题的拙劣模仿。他说：“‘告密者’这一概念最适合于那些告发休伊·P.牛顿（Huey P.Newton）、鲍比·西尔（Bobby Seale）、切·格瓦拉（Che Guevara）等革命者的人。”“那些蠢货已经利用嘻哈音乐牺牲掉了黑人社区妇女和儿童，我们不能让他们为了那些帮派内部的贩毒暴徒走狗们再一次扭曲告密者的含义。” [62]
许多嘻哈界人士都对歌手卡梅隆（Cam'ron）感到愤怒，因为他浪费了一个向全国阐明“停止告密”运动核心要旨的机会。卡梅隆没有谈到警察肆无忌惮的不当行为和虐待行径，也没有谈到那些线人在警方的压力下要么被迫妥协、要么出卖他人，更没有谈到这些线人提供的伪证导致如此多的人被监禁。 [63]
嘻哈艺人、蝰蛇唱片公司（Viper Records）总裁“不朽技术”Immortal Technique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关于‘不要告密’的东西。”相反，他认为“停止告密”的相关问题主要是关于对政府的不信任：
我认为，当政府赋予某些线人特权时，可能会向人们发出错误的信息。例如，假设你是一个杀人犯或者大毒枭，然后指认了许多小毒贩……但如果你本身就是这种违法犯罪群体中的一员，那基本上等于政府在说“只要你能向我们告密，那你就算犯罪也没关系”。这似乎与美国在国际上展现的形象是一样的：你可以是专制政权，你可以搞假惺惺的傀儡民主这些都没问题。只要你是美国的资产或者能为美国牟利，那就怎么样都行。所以我认为，这种错误信息让很多人感觉我们的政府在玩弄双重标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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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些嘻哈艺人也参与了更大范围的改革进程。2006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亚特兰大举行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圆桌论坛来讨论犯罪线人问题。许多嘻哈艺人以及社区活动家、律师、教授和执法官员参加了这次论坛。论坛的一个主题是“停止告密”的风潮与黑人社区中禁毒执法、犯罪和社会经济劣势之间的影响和关系。美国教授、嘻哈专家马克·拉蒙特·希尔博士（Marc Lamont Hill）认为：“开始告密和停止告密的二分法是错误的。”他将不与警方合作的决定描述为潜在的“抵抗和挑战国家的行为”，批评了音乐行业借“停止告密”概念来大规模营销，并主张对其展开更深入的政治分析。
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从事政治教育，这一教育从国家理论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人认为法律可以实现公平正义，有些人认为永远不可能。我们应该参与到这场讨论中，看看究竟国家在犯罪线人的政策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65]
该组织的总体结论是：“停止告密”现象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区所面临的安全、治安和公民权利等诸多问题的一个侧影。
总而言之，虽然音乐家和其他名人在对概念的提出和解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停止告密”并非说唱歌手的发明创造，即便音乐家不再谈论它，它也不会消失。虽然将“停止告密”归因于嘻哈文化已是家常便饭，但单凭音乐界内部的不同观点也能提醒我们，这样的等式永远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相反，说唱嘻哈音乐与“停止告密”的联系应该被视为高犯罪率社区和刑事制度冲突时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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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止告密”究竟何意？
对某些人而言，“停止告密”是一种个人声明。加利福尼亚州的23岁公民马加里托·马丁内斯（Margarito Martinez）在墨西哥城买了一件名为“停止告密”的T恤。他说：“对我而言，这句话意味着‘管好自己，不要评判别人’。” [66]
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名14岁女孩说：“我不会告发任何人的，我向上帝发誓！”她13岁的朋友对此表示同意：“如果你在这里告密，你可能会被杀。” [67]
对某些人而言，这仅仅是一种过时的文化时尚而已。波士顿设计师马尔科·安东尼奥·恩尼斯（Marco Antonio Ennis）说：“我认为它已经过时了。”几年前，他的衬衫营销活动在该市引发了争议，波士顿当地的一家连锁店不再出售这种无利可图的衬衫，店员解释道：“它们早就已经绝迹了。” [68]
尽管“停止告密”的含义多种多样，但它对公共政策仍然是一种挑战。在高犯罪率的社会底层社区中大量利用犯罪线人来打击犯罪是20年来禁毒战争的核心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恐吓证人、对警察的普遍不信任以及不愿合作等问题。“停止告密”口号引发的共鸣反映了人们在这样一种司法制度下的亲身经历：犯罪交易司空见惯，罪犯以线报换取宽大处理，平民百姓缺乏保护，告密与犯罪行为、暴力活动和不可靠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所以，虽然T恤和口号可能会消失，但只要这一特定的社会现实继续存在，那么暴力、恐惧和不合作的根本问题就会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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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Rachel Gottlieb, “Students in Brawl Reunite for a Day: Program Intended to Ease Tensions,” Hartford Courant , March 23, 2006, at B1.
[2] Rick Hampson, “Anti-snitch Campaign Riles Police, Prosecutors: Is it a grass-roots backlash against criminals turned informers or intimidation?” USA Today , March 29, 2006, at 1A.
[3] Fox Butterfield, “Guns and Jeers Used by Gangs to Buy Silence,” N.Y.Times , Jan.16, 2005, at A11.
[4] Julie Bykowicz, “Ehrlich Launching Media Blitz against Drugs and Violence: NBA's Carmelo Anthony appears, makes amends for ‘Stop Snitching’ DVD,” Baltimore Sun , May 12, 2005, at 10A.
[5] Gabrielle Banks, “‘Stop Snitchin’ Shirts Stopping Criminal Trials: An urban fashion trend,” Pittsburgh Post-Gazette , Oct.18, 2005.
[6] Suzanne Smalley, “‘Snitching’ T-shirts Come off the Shelves,” Boston Globe , Dec.5, 2005.
[7] Lyle V.Harris, “See No Evil, Speak No Evil: In hip-hop and beyond, telling the police what you've seen is a high crime itself: Silence shouldn't be golden,”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 May 20, 2007, at 1C.
[8] Emily Vasquez, “Rapper Silent about Aide's Death,” N.Y.Times , Aug.22, 2006, at B2.
[9] Anderson Cooper, “Stop Snitchin'; Not helping police solve crimes promoted widely in rap, hip hop music,” 60 Minutes transcript , Apr.22, 2007.
[10] Ethan Brown, Snitch: Informants, Cooperators & the Corruption of Justic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10—11.
[11] David Kocieniewski，“A Little Girl Shot，and a Crowd That Didn't See，” N.Y.Times ，July 9，2007.
[12] Julie Bykowicz，“‘Snitching 2’ Out Soon: Producer says education，not intimidation，is sequel's focus，” Baltimore Sun ，Dec.20，2007; Jeremy Kahn，“The Story of a Snitch，” Atlantic Monthly ，April 2007，at 88.
[13] Anderson Cooper，360 Degrees ，CNN，April 24，2007（interviewing Geoffrey Canada）.
[14] Betsy Powell，“Police Hampered by Cult of ‘Stop Snitchin’: Witness intimidation makes solving crimes harder，but so does public distrust of the justice system，” Toronto Star ，Jan.2，2008，at A01.
[15] Quoted in Davey D，“‘Stop Snitching’ Campaign Runs Deeper Than Most Think，” San Jose Mercury News ，July 5，2007.
[16] Randall Kennedy，Race，Crime，and the La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97），4，11，113—125.
[17] Kennedy，Race，Crime，and the Law ，at 115—118.
[18] Anemona Hartocollis，“In Looking at a Police Shooting，Jurors Views Lead to Compromise，” N.Y.Time s，Mar.17，2007，at B2.
[19] Tom Tyler & Jeffrey Fagan，“Legitimacy and Cooperation: Why Do People Help the Police Fight Crime in their Communities?” Columbia Law School Public Law &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no.06—99，at 9（last revised Apr.16，2008）（www.SSRN.com/abstract=887737）; Patrick J.Carr，Laura Napolitano & Jessica Keating，“We Never Call the Cops and Here Is Why: A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of Legal Cynicism in Three Philadelphia Neighborhoods，” 45 Criminology 445（2007）; I.Bennett Capers，“Crime，Legitimacy，and Testilying，” 83 Indiana L.J.835，843—844（2008）.
[20] 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Online，tbl.2.12.2007，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U.S.Dep't of Justice（2007）.
[21] Associated Press，“Reno Urges Officers to Try to Regain Trust: Department to gather data on police brutality，” Baltimore Sun ，April 16，1999，at 7A; see also How the Public Views the State Courts: A 1999 National Survey（National Ctr. For State Courts: 1999），8（www.ncsconline.org/WC/Publications/Res_AmtPTC_PublicViewCrtsPub.pdf）.（在全国调查中，近70%的非裔美国人认为，黑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法庭上受到的待遇比其他群体差或者极差。）
[22] Tom Farrey，“‘Melo Looks Past Hoops to Street，” ESPN The Magazine ，Jan.18，2006.
[23] Jeremy Travis，“Race，Crime，and Justice: A Fresh Look at Old Questions，” NY City Bar Assoc. 2008 Orison S.Marden Lecture，Mar.19，2008，3—4，5—6.
[24] Brown，Snitch ，at 11.
[25] Touré，“A Snitch Like Me，” N.Y.Times ，Mar.23，2008，at CY3.
[26] Tom R.Tyler & Yuen J.Huo，Trust in the Law: Encouraging Public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ce and Court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2）; Tom R.Tyler，Why People Obey the Law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27] Tyler & Fagan，“Legitimacy and Cooperation，” at 40—41.
[28] Id. at 10.
[29] Id. at 8—9.
[30] 参见第五章。
[31] Jill Leovy & Doug Smith，“Mortal Wounds: 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in South L.A.'s killing zone，” L.A.Times ，Jan.1，2004，at A1. 我在其他刊物曾发表过更多关于城市执法不足现象的文章。参见Alexandra Natapoff，“Underenforcement，”75 Fordham L.Rev. 1715（2006）.
[32] See James Q.Wilson & George L. Kelling，“Broken Windows: 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82，at 29—83.（“一些芝加哥官员讲述了他们害怕进入高犯罪率社区。”）
[33] Leovy & Smith，“Mortal Wounds，” at A1; see also Jeremy M.Wilson & K.Jack Riley，“Violence in East and West Oakland，” WR-129-OJP，at 14（RAND，Feb.2004，prepared for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描述高犯罪率群体“普遍藐视警察”。）
[34] Del Quentin Wilber，“Recordings，Court Documents Show Dawson Family's Battles 911，311 Requests for Help Made One Month before Fire Show Fear，Frustration，” Baltimore Sun ，Feb.17，2003，at A1; McNack v. State of Maryland，Opinion，Case # 24-C-05-001889（Maryland Ct. of Appeals，Apr.12，2007）.
[35] Will David & Bill Hughes，“Street Rules on Snitchin' Hinder Search for Diller in Mt.Vernon，” The Journal News （Westchester County，NY），May 6，2007，at A1.
[36] Neal Conan，“Examining the Causes of Witness Intimidation，” Talk of the Nation ，NPR，May 1，2006（radio interview）.
[37] Anya Sostek，“Terrified to Testify，” Governing Magazine ，Congressional Quarterly，Nov.2007，at 70.
[38] Peter Finn & Kerry Murphy Healey，Preventing Gang- and Drug-Related Witness Intimidation，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U.S.Dep't of Justice，Nov.1996（www.ncjrs.gov/pdffiles/163067.pdf）; Kerry Murphy Healey，Victim and Witness Intimidation: New Developments and Emerging Responses，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U.S.Dep't of Justice，Oct.1995（www. ncjrs.gov/pdffiles/witintim.pdf）.
[39] Healey，Victim and Witness Intimidation，at 2.
[40] See I.Bennett Capers，“Policing，Race，and Place，” 44 Harv.Civ.Rts.—Civ.Lib.L.Rev. 43，47—48，69—72（2009）（指出通过改变生活在不同种族社区的经历，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定性加剧了居住的种族隔离）。
[41] Theresa Conroy，“He Faces Trial in Killing of a Witness，” Philadelphia Daily News ，June 15，2006，at 28.
[42] Julie Bykowicz，“Silence Still Stifles Justice: Mistrust，Violence Quiet Witnesses，” Baltimore Sun ，Oct.28，2007，at 1A.
[43] Julia Reynolds，“Taboo on Informing Works against Police，” Monterey County Herald ，May 14，2007.
[44] Ashraf Khalil，“Killings Drop 11% as Crime Totals Decline，” L.A.Times ，June 10，2006，at 1.
[45] Todd Richmond，AP，“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s Hurting: Programs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o keep witnesses safe，” Wisconsin State Journal ，May 1，2008，at A1.
[46] Julie L.Whitman & Robert C.Davis，“Snitches Get Stitches: Youth，gangs，and witness intimidation in Massachusetts”（Washington，DC: 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2007），at 47（www.ncvc.org/ncvc/AGP.Net/Components/documentViewer/Download.aspxnz?DocumentID=42548）. 47. Michael Malone，“See No Evil，” Executive Profile Wire，May 26，2008.
[47] Michael Malone，“See No Evil，” Executive Profile Wire ，May 26，2008.
[48] Denise Grollmus，“Stop Snitchin'; The gang responsible for Shawrica Lester's murder made one thing clear: you talk，you die，” Cleveland Scene （Ohio），Jan.23，2008.
[49] Jeannine Amber，“The Streets Are Watching，” Essence Magazine ，Jan.2007，at 106.
[50] Teresa Stepzinski，“The Stop Snitching Code: Caught in a culture of fear，silence: Afraid of retaliation and with no assurance of protection，many witnesses keep quiet，” Florida Times-Union （Jacksonville），Nov.4，2007，at A1.
[51] Eugene Kane，“Turns Out People Do Snitch on Crooks，”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Sept.9，2007，at B3.
[52] O'Ryan Johnson，“Stop Snitching Culture Silenced: After years of trickling in，crime tips flood BPD，” Boston Herald ，March 7，2008，at 5.
[53] Evan Goodenow，“Witnesses Clam Up—and Crimes Go Unsolved: Failure to make arrests in 12 city homicides blamed on ‘stop snitching’ culture，misuse of police informants，” Fort Wayne News Sentinel ，May 2，2008.
[54] Rebecca Adamus，“Anti-snitching Message Frustrates Authorities，Stalls Felony Cases，” Florida Today ，May 22，2007.
[55] Paul Larocco，“‘Stop Snitchin’ Campaign Silences Witnesses，Lives，” San Bernadino Press-Enterprise ，Aug.24，2007.
[56] Jill King Greenwood，“Snitching Stigma May Hinder Police，” Pittsburgh Tribune Review ，Dec.27，2006.
[57] Rick Hampson，“Anti-snitch Campaign Riles Police， Prosecutors，” USA Today ，March 28，2006.
[58] Siddhartha Mitter，“A Hip-Hop Backlash against Snitching，” News & Notes ，National Public Radio，Jan.30，2006.
[59] The Game，“Stop Snitchin Stop Lyin”（The Black Wall Street Records，2006）.
[60] “Tell，Tell，Tell（Stop Snitchin），” Words and Music by Jay Jenkins，Chester Jennings，Patrick Houston，Paul Beauregard，Jordan Houston，and Donald Maurice Pears，© 2006 Sony/ATV Tunes/Lyfe Inc.，EMI Blackwood Music，Young Jeezy Music Inc.，Tefnoise Publishing Inc.，and Mr.Bigg Publishing.
[61] “No Snitchin”，Words and Music by Andre Lyon，Marcello Valenzano，Bernard Freeman，and Hakeem Seriki，© 2005 Universal Music—Z Songs，Dade Co.Project Music，Inc.，Universal Music—Z Tunes Llc.，Pimp My Pen Int.，Universal Music Corp.，and Chamillitary Camp Music.
[62] Rick Hampson，“Anti-snitch campaign riles Police，Prosecutors，” USA Today ，March 28，2006.
[63] Davey D，“‘Stop Snitching’ Campaign Runs Deeper Than Most Think，” San Jose Mercury News ，July 5，2007.
[64] Interview with Paula Todd，“The Verdict: To Snitch or Not to Snitch，” CTV Television，Aug.25，2007.
[65] Summary of Proceedings from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Undercover，Unreliable，and Unaddressed: Reconsidering the Use of Informants in Drug Enforcement，ACLU，March 15，2007，at 8（www.aclu.org/images/ asset_upload_file521_30587.pdf）.
[66] Julia Reynolds，“Taboo on Informing Works against Police，” Monterey County Herald ，May 14，2007.
[67] Erin Grace，“To Fight Gunplay，Mum's Not the Word，” Omaha World-Herald （Nebraska），Sept.2，2007.
[68] O'Ryan Johnson，“Designer: ‘Fashion’ for keeping quiet has passed，” Boston Herald ，March 7，2008，at 5.
